怎樣解讀不同的敘事
如果這五種敘事是講述同一人或者同一件事情，那是理想的，我們可以比較不同敘事中對同一人和同一件事情的不同或相同描述，但是這種資料是可遇不可求的。不過，至少本章所使用的資料涉及的是同一個群體——袍哥，這使我們能夠用五種資料的不同敘事來構建這個已經消失的秘密社會。這五種不同的敘事有不同的時間、不同的目的、不同的敘事方法、不同的政治背景，因此它們對袍哥的敘事存在較大差異是毫不奇怪的。
在這五種袍哥敘事中，前三種是當時人們留下來的記錄，是同時期（1940年代）人們對袍哥的三種不同角度的觀察。種是官方的，第二種是社會學的，第三種是左翼知識分子的。第四種和第五種是1949年以後的記述，而且是1980年代完成的，離故事發生的年代已經有相當距離。第四種是袍哥個人身經歷回憶，第五種是別人為袍哥撰寫的歷史。我想指出的是，上述五種資料，雖然都不能簡單地看作信史，但是它們對於我們了解袍哥提供了不同的視角，都是珍貴的記錄。認識歷史是一個復雜的過程，每一種資料都提供了一個文本，它們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意識形態、不同的時代、不同的描寫方法，給我們提供了對袍哥的一種認識。它們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存在真實和虛構兩方面的因素，即使虛構在大多數情況下是無意識產生的。因此它們在幫助我們認識歷史真實的同時，也可能誤導我們對歷史真實的探索。
這五種資料從哪些方面讓我們看到了袍哥的不同面相？其一，從官方的角度，我們看到雖然政府也的確采取一些措施限制袍哥活動，但收效甚微，直到中共1949年末接管成都，地方政府都未能阻止袍哥勢力的擴張。雖然民國政府公布了那麼多禁止哥老會的禁令，但在檔案中看不到真正意義上的對這個組織進行打擊的運動，這和1949年以後的情況是截然不同的。應該認為，民國時期袍哥之所以能夠有如此巨大的發展，與地方政府的縱容態度是分不開的。當然，袍哥有如此巨大的發展，和民國時期四川的歷史有著密切的關繫。我們知道，四川直到1935年纔真正納入國民政府的管轄之下，正是在軍閥混戰時期，袍哥奠定了自己權力的堅實基礎。由於缺乏一個統一的強有力的政府，20世紀二三十年代，袍哥彌補了地方權力的真空，包括參與稅收和地方治安。如果沒有袍哥，社區的日常生活將會更加混亂。當國民政府在全面抗戰爆發前夕終於把四川置於中央統轄範圍之內時，袍哥已經發展到如此的規模，政府不但無法對他們進行有效的控制和打擊，而且必須更多地依靠這股社會力量。
其二，社會學的調查再次證明，在抗戰時期的四川，地方幾乎都是袍哥成員，望鎮鄉保甲、治安的頭面人物便是好的證明。這也印證了本章開始時所引用的廖泰初在《太平洋事務》上關於袍哥在四川成年男性中比例非常高的說法。從雷明遠捉匪的事跡中，我們看到袍哥是土匪的克星，袍哥在地方安全事務中扮演了一個活躍的角色。但在官方——從清朝到民國，再到共產黨——的歷史記述中（包括本章關於賀松的記述），他們卻與土匪聯繫在一起。因此纔有了《袍哥與土匪》這樣的題目出現。這個現像可以有若干種解釋：一是袍哥背景的復雜性，不可否認某些袍哥的土匪背景；二是官方話語的影響，使袍哥消極的方面被擴大；三是1949年以後紅色政權對袍哥形像的再創造。在現在的國家話語中，袍哥都是無惡不作的惡棍，但是從本章關於望鎮袍哥的故事中，我們卻看到一個年輕的女大學生和這個家庭建立的友誼，這是否暗示當時袍哥的形像並非那麼可怕，或者說相當一部分的袍哥，看起來和一般人民也差不多？關於雷明遠失去佃田的事情是耐人尋味的。在我們的概念中，作為一個袍哥首領，他似乎可以輕易迫使地主繼續出租這些田地，但事實上並非如此。盡管他可以殺人，但是在佃田的問題上卻是無能為力的，後導致了其權力的衰落。
其三，在這五種敘事中，可能對歷史研究者來說，小說是上不了臺面的資料，其實，文學對於我們研究歷史，有著獨特的用處。正如德塞都所指出的，如果說“標準的歷史寫的是勢力的謀略”，那麼那些“編造的故事”則提供了了解文化的基礎。沙汀所描述的故事離真實的歷史到底有多遠？如果我們了解沙汀的寫作方式和故事源泉，就會發現其創作的小說具有強烈的紀實性。沙汀的寫作類似另一位四川鄉土作家李劼人，李在1920年代寫了《市民的自衛》，30年代寫了《死水微瀾》《暴風雨前》《大波》等歷史小說，被文學批評者稱為歷史的“紀事本末”，缺乏革命的浪漫主義。同李劼人類似，沙汀的小說都是根據他對四川鄉場的個人觀察和身經歷寫出來的。《在其香居茶館裡》所涉及的茶館的茶客、討論的問題、文化、習俗等都是有所根據的，諸如聯保主任、壯丁、兵役科、喫講茶、喊茶錢、團總、哥老會、打醮、派款、收糧等。沙汀後來回憶《在其香居茶館裡》的創作時，也承認這個故事基本上是寫實的，“聽來的故事就那麼一點點，被擺在小說的後，用來點題。虛構的是幾個人物爭吵的過程，一次不可開交的喫講茶場面。這一定是在一個鄉鎮的茶館裡進行！想像中那是安縣的西南鄉，桑棗、秀水一帶的樣子，叫它回龍鎮。茶館定名‘其香居’，卻是綜合所見各種鄉鎮茶館的情形的。每人有每人的與身份相稱的茶座。尊貴的客人一進來，人人搶著喊‘看茶’。閉起眼睛也想得起來那種氛圍”。
其四，個人經歷的回憶是珍貴的口述歷史記錄。袍哥大爺蔡興華的回憶有相當的資料價值，但是我們也必須意識到其中存在的問題。首先是有些事情回憶者並不願意講出來，所以我們所知道的這個袍哥的面貌，很可能是不完全的，而隻是他願意讓我們看到的面貌。另外，由於共產黨在取得政權後，一直以國家話語來解釋歷史，所以這些老人在回憶歷史的時候，難免落入這種話語的俗套，他們對自己歷史的回憶，難免用敵我分明的思維方式，盡管這種方式經常是無意識出現的。同時我們還應該意識到，由於年代久遠，其回憶的準確性一定會受到影響，因而不能僅僅依靠他們的回憶來看待歷史，還需要其他材料的補正。
其五，盡管本章引用文史資料所提供的事例具體生動，但這種政治化的表達影響了資料的價值。這類資料很顯然有著先入之見和政治傾向，這樣會影響其作為史料的價值，因為撰寫人難以持公允的態度。本章所引述的關於賀松的敘事便大量使用有傾向性的形容詞，諸如“專橫獨斷”“殘忍狡詐”“危害革命”“滔天罪行”“罄竹難書”“瘋狂地垂死掙扎”等，代表了1949年以後官方對所謂“反面”人物的評價。其實我們應該理解，一個地方文史資料的撰寫人很難置身於政治之外，因為地方政府、政策、人事、歷史、文化、習慣等因素，都會影響他們的寫作，地方文史資料的編寫體例留給他們自由發揮的空間並不多，因此不能對他們過於苛求。而且應該意識到，正是他們長期的努力，纔搶救了大量的地方歷史，如果沒有他們，一些資料和故事就永遠消失了。他們的記述給我們提供了十分有用的信息。
五種文本所講述的故事有什麼共同點呢？綜合這五種袍哥敘事，可以發現，這五種敘事至少在四個方面顯示了袍哥的共性。，很多地方精英都加入了袍哥，如本章所提到的賀松是學校教師。但他們不是正統精英，而是以下層為主，所以袍哥難免被正統精英所歧視。袍哥的公開活動和影響引起一些正統精英的不安，雖然他們表示“對於任何幫會的正規活動”都不干涉，因為“我們是擁護結社結會自由的”，但擔心現在“幫會的活動已經達到極點了”。以成都為例，“哪一街莫有碼頭？哪一個茶鋪裡莫有袍哥？現在的地方自治人員，不通袍的究有幾人？甚至在機關裡，在議會裡，也有不少人以什麼公社社員的姿態出現”。他們指出幫會之所以這樣活躍，是由於“政治低能、法律失效、社會秩序紊亂所引起的”。他們支持政府“重申前令”，加強控制，不準學生加入幫會，凡參加者予以開除，校長亦須受管教不嚴的處分。
第二，袍哥在20世紀上半葉的劇烈擴張其實是和中國現代國家形成及現代化過程緊密聯繫的。過去四川地方社會有著各種民間組織，在地方治安、經濟、日常生活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如清醮會、土地會等。但是晚清民國時期的現代化摧毀了這些組織，政府又無力填補留下的權力真空，從而給袍哥的發展創造了條件。
第三，袍哥滲透進入了地方政權，特別是低級政權，上面提到的雷明遠和賀松都是極好的例子。他們甚至通過地方選舉，進入地方議政機構。我們還看到，雖然袍哥是政府所宣布的非法組織，但是他們在相當的程度上為政府服務，地方上許多事務都要依靠他們來實行，如抗戰中賀松成為修機場的民工大隊長。甚至有些袍哥從秘密社會組織的首領，搖身變為合法政黨組織的負責人，賀松成為青年黨縣黨部主席就是一個典型例子。就是說，袍哥在四川鄉村權力結構中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
第四，不同文本都參與了袍哥形像的塑造。可以看到，雖然各種敘事各有不同，但是1949年前後的敘述也是界限分明。“袍哥”這個詞在1949年以前，雖然存在不少的消極因素，但並不總是一個消極的概念，他們也經常被視為和政府對抗的好漢。但是政府和精英卻有完全不同的評價，並建立了其具有決定意義的話語權。我們現在對袍哥的認識，在相當程度上是傳統社會精英和現代革命話語長期影響的結果。從清初到民國，袍哥為非法的、政府明令查禁的組織。晚清地方改良精英把袍哥與江湖盜賊等列在一起，有其政治動機，與官方關於袍哥的話語一致。不過他們始料未及的是，不過幾年之後，袍哥成為傾覆清朝的主要力量之一，並在辛亥革命後一度得以公開活動。民國時期，雖然政府壓制袍哥的活動，但是這個組織卻不斷壯大。在1949年後共產黨的革命政治話語中，袍哥變成了和土匪一樣的集團。
袍哥的覆滅固然是共產黨國家機器打擊的結果，但也是這個組織傳統與國家機器對抗的必然結果。雖然在民國時期，這個組織試圖與地方權力結合，並由此擴張了組織的規模和影響，不過共產黨政權不允許與國家機器相對抗的這樣一個組織的繼續存在。這個組織被摧毀了，但是它所留下的許多問題，仍然值得我們去認真回答。
出自第九章《文本解讀：鄉村秘密社會的多種敘事——1940年代四川袍哥的文本解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