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選）

甲

用心讀肖洛霍夫這些早期作品，不難發現，在紛繁復雜的鬥爭裡，在血雨腥風的搏殺中，被敘述者聚焦的人物，其身份雖變動不居，但其面貌卻清晰可辨：受到壓迫的年輕人，一心向往新的社會，為此而不惜流血流汗，甚至犧牲生命，不妨稱之為“紅小鬼”。他們或許少不更事，卻親眼目睹富有階級之殘酷無情。在肖洛霍夫的這些作品中，蘇維埃社會在人類歷史上開啟了嶄新的一頁，新社會、新制度的光照亮了新一代，為他們指明了康莊大道。

這些作品描繪當時頓河畔不息的爭戰和殘酷的鬥爭，並不回避令人驚愕的矛盾衝突。在《糧食委員》中，父與子表征著不同的力量，前者表征親屬，後者表征國家，各有其合理性，必然會發生衝突。在父親將被處決之時，父親所代表的親屬之愛與兒子博佳金所代表的國家力量發生衝突。兒子從社會正義的立場譴責父親，父親從親屬之愛的角度詛咒兒子。在黑氏看來，悲劇衝突的雙方都有其片面性，悲劇的最後解決又否定了各自的片面性，使具有片面性的人物遭受痛苦或毀滅，就使“永恆的正義”取得勝利。也不妨從這一角度來理解本書中的《胎記》《看瓜田的人》《希巴洛克的種》等作品。此外，《糧食委員》還蘊藏了屬於肖洛霍夫特有的、具有深刻社會歷史意義的主題。父親責問：“你們搜索別人的糧倉，難道是合法的嗎？你們有權力，你們搶吧。”聽聞此話後“博佳金瘦削的顴骨上的皮膚發青了”。可見，即使從社會正義的角度看，博佳金也是有所虧欠的。在《被開墾的處女地》第一部第六七八章中，在《靜靜的頓河》第六卷中，有不少與《糧食委員》此處相類似的敘述。如果我們把這篇小說與肖洛霍夫後來的創作道路和大型作品聯繫起來看，就會發現，肖洛霍夫早期和後期的作品在表現革命和建設的進步意義的同時，借助大量的細節持續發出呼吁：切忌過火，要避免不必要的犧牲。

肖洛霍夫的早期作品包含了大量值得挖掘的社會性的、精神性的信息。《野小鬼》反映了頓河地區哥薩克與莊稼漢之間復雜的階級階層關繫。哥薩克在俄羅斯是一種軍墾農，在頓河地區被看成高人一等的主人，而莊稼人則是哥薩克對沒有土地的普通農民或外來戶的蔑稱。15—16世紀一些逃亡到俄國邊區的農民，開墾土地，耕種莊稼，17—18世紀沙皇政府利用他們來充任軍人，保衛邊疆，這就是哥薩克的來歷。由於頓河地區富裕的哥薩克擁有大片肥沃的土地，他們就對非哥薩克的農民或打工人員頗為輕賤，呼之為“莊稼人”。富裕的哥薩克與普通農民在國內戰爭期間呈現為對立和衝突的關繫。這種對立甚至會出現在一個家庭之中，比如在《看瓜田的人》中富裕的哥薩克站在紅軍的對立面，他的兩個兒子卻心向紅軍。在《道路》中，貧苦的靴匠、鐵匠一邊盼望紅軍早日解放自己的鎮子，一邊詛咒哥薩克。

在這些早期短篇小說中可以明顯地發現，肖洛霍夫在嘗試多副筆墨並用，多種風格交錯，以對殘酷的描寫為例，就呈現出“有情之筆”和“無情之筆”的對比和反差。我們可以從這些早期作品中發現大量構成未來的長篇小說《靜靜的頓河》的“預制件”。

乙

1956年12月31日和1957年1月1日的《真理報》上刊登了肖洛霍夫的短篇小說《一個人的遭遇》。小說主要表現蘇聯紅軍普通士兵安德烈·索科洛夫的載沉載浮：二戰前的生活，戰爭中應征入伍擔任汽車司機，受傷後被抓進德國法西斯的俘虜營，他利用開車的機會俘虜了德軍的工程師，回到紅軍隊伍。戰爭中他的家園被毀，家人全部亡故。索科洛夫再次孑然一身留在世上，他收養了父母雙亡的萬尼亞，艱難地活在世上。這部短篇小說是俄羅斯民族二十世紀命運的默示錄。

《一個人的遭遇》在蘇聯文學中有過渡性意義。首先，這裡有英雄主義的流風餘韻，又開啟了非宏大敘事的先河。索科洛夫的那些既驚心動魄又尋常可見的經歷，使這部小說開啟了蘇聯文學的戰爭書寫的新的一頁。過去蘇聯戰爭文學中的主人公多是建立了奇功偉業的英雄，他們的人格和能力似乎超出普通人許多，現在索科洛夫這樣的普通人成了小說主人公，他的身上既有普通人的凡俗又有英雄的輝光，這就為後來蘇聯戰爭文學的非英雄的書寫提供了啟示和範本。其次，在《一個人的遭遇》中，肖洛霍夫期待有經驗的讀者的參與，這經驗就是對二十世紀前半葉俄羅斯蘇聯歷史的掌握。作家通過對書名和主人公的姓名提供隱喻性的文字，誘惑讀者調動自己的知識、激發自己的想像去完成作品的像征結構。肖洛霍夫用索科洛夫一個人的遭遇“模擬”出俄羅斯民族在半個多世紀中的命運：二者的生活曲線是平行的，都是倒“U”型的道路，而且兩者之間具有編年史式的平行關繫。蘇聯人民在二十世紀前五十年的道路起點是艱難的，先有第一次世界大戰，1917年的二月革命、十月革命，革命後旋即遭遇帝國主義的武裝干涉，後來進入社會主義建設的時期，這是蘇聯人民歷史命運的高點。此後蘇聯人民遭遇了德國法西斯的入侵，犧牲了兩千多萬人，建設的成就毀滅殆盡，再次進入低谷。在一些細節上《一個人的遭遇》與歷史都具有平行關繫：索科洛夫進城市當工人的時期，恰好是蘇聯工業化快速發展的時期。肖洛霍夫讓索科洛夫離開農村到城市，這裡有順應蘇聯社會的轉型的意味。

“Сокол”是飛翔的精靈，它的流動性、遷徙性在索科洛夫身上也有所體現。索科洛夫是沃羅涅日人，後來遷到位於克拉斯諾達爾州的庫班河流域，從那裡回到沃羅涅日農村的家裡，後來他又賣掉房子到了沃羅涅日城裡。參軍後，因為被俘，走遍了半個德國，在蘇聯的維捷布斯克州的波洛茨克逃出德軍的控制，返回紅軍的隊伍，打到了柏林，看到了被炸毀的沃羅涅日的家，戰爭結束後到了伏爾加格勒的烏留平斯克，最後和“我”相遇於羅斯托夫州的莫霍夫斯基村，他帶著萬尼亞去卡沙裡。索科洛夫在大地上不停地遷徙，像鷹一樣不停地翱翔。他的遷徙實際上構成了小說的漫遊模式，這裡又大有深意。俄羅斯文學中的大地漫遊模式與俄羅斯歷史上的分裂教徒大有關繫。17世紀由於反抗官方的宗教改革，出現了分裂教徒，他們被稱為雲遊者，赤裸雙足，雲遊八荒，要去尋找上帝的真理。那麼索科洛夫在遷徙中在找尋著什麼？從農村到城市，除了被德國人驅趕而外，他的遷徙都是在艱難地找尋生存空間，他在期待“生活幸福”，但每次遷徙有不同的主題。離開農村到城市沃羅涅日，他不但先知般地躲過了浩劫，而且得以成家立業；從波洛茨克的德軍中回到紅軍隊伍，他在找尋著自由和尊嚴；從莫霍夫斯基村到卡沙裡，他帶著萬尼亞要去尋找新的生存空間，去繼續發出那個悲劇式的提問：“生活，生活，你究竟為什麼要那樣折磨我？”這是索科洛夫這個世紀同齡人替自己的民族發出的追問。

——劉亞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