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不招惹蜂巢纔能采到蜜
一場的全城追捕在紐約進入了白熱化階段，時間是1931年5月7日。警方布下天羅地網，盡人皆知的“雙槍”克羅利最終被圍困在了西區大街的情人住處。
一百多名警察將克羅利藏身的頂樓團團圍住。他們將屋頂打破，並開始使用催淚彈——警察想把這個“弒警殺人犯”熏出來。與此同時，該樓房的四周建築上都布滿了，架起了機關槍，目標直指克羅利。手槍和機關槍的密集交火聲打破了這個紐約小區的寧靜。雙方對峙了長達一個小時之久。
克羅利躲在一個厚沙發後面，不停地向警察開槍射擊。成千上萬的紐約市民目睹了這場槍戰，大家群情激奮。這種類似於電影中的誇張場面在紐約歷史上前所未有。
最終，克羅利被捕，紐約警察局長穆魯尼發表公開講話，將克羅利定性為紐約有史以來最危險的罪犯之一。“他殺人不眨眼。”警察局長這樣說道。
而“雙槍”克羅利又是如何評價自己的呢？在警察向公寓開火的時候，他寫了一封信：“致相關人士”，而寫信時他已經負傷，信紙上留下了斑斑血跡。
在信中克羅利這樣寫道：“我看似兇殘的外表下，其實藏著一顆疲憊的心。雖然疲憊，但很善良，我不會傷害任何人。”
讓我們回顧一下克羅利不久前做的事情。
當時，克羅利和女友把車停在了長島的鄉間小路上，他們在車裡親熱。這時一位警官走過來，對他說：“請出示你的駕照。”
克羅利一言不發，突然撥出手槍連開數槍，警官倒在了血泊之中。克羅利下了車，撥出了對方身上的配槍，又在警官身上補了一槍。這就是那個聲稱自己“雖然疲憊，但很善良，不會傷害任何人”的殺人犯。
克羅利最終被判處電椅死刑。在被押送至興格監獄的那一刻，他是否為自己以前的行為後悔過呢？沒有，他仍然在為自己開脫：“這就是我自衛的下場。”
請注意，“雙槍”克羅利竟然對自己的殘酷暴行毫無愧疚之心，這是整個事件的重點。
這是極少數的特例嗎？不是的。我們再來看看下面的例子：
“我把自己一生中最好的時光都奉獻給了別人，讓他們衣食無憂，而我得到了什麼回報？隻有罵名，還要在被追捕中惶惶不可終日。”
這話是誰說的？阿爾·卡彭，就是那個在芝加哥橫行霸道的黑幫頭目、全民公敵。他毫無羞愧之心，卻認為自己的行為是在造福大眾，人們不僅誤解了他，還虧欠他許多東西。
接下來我們再看看達奇·舒爾茨命喪紐瓦克的黑幫火並之前是如何評價自己的。這個紐約的“過街老鼠”，在接受采訪時稱自己為社會恩人——問題的關鍵是，他內心是真的這麼認為的。
我和興格監獄的典獄長路易斯·勞斯通了很長時間的書信，就這個問題專門進行過討論。
路易斯·勞斯在信中這樣說：“興格監獄的罪犯很少有人承認自己是壞人。他們和你我在某種意義上講是一樣的，有著共通的人性，所以他們給自己所犯的錯誤和行為找各種各樣的借口。他們會向你解釋為什麼要去撬保險箱，為什麼會開槍。他們總是試圖為自己的犯罪行為尋求一個恰當而合理的理由，不管這理由是不是真能站得住腳，他們都堅信自己不應該被關進監獄。”
大家不妨想一想：如果連阿爾·卡彭、“雙槍”克羅利、達奇·舒爾茨，以及其他關在監獄裡的罪犯都認為自己沒有做錯什麼，那麼，你我身邊的人是不是更加如此呢？
商業大亨、連鎖百貨商場的創始人約翰·沃納梅克曾經說過這樣的話：“很久以前我就懂得：抱怨是一種十分愚蠢的行為。克服自己身上的種種缺點就已經夠我忙的了，我哪裡還有時間和精力去抱怨上帝為何不把天賦平均分給每個人呢？”
沃納梅克很早以前就悟到的真理，我卻摸索了幾十年——在絕大多數的情況下，不管人們犯下多麼嚴重的錯誤，都不會責備自己。
在這裡批評是沒有用處的，它反而會激起對方的抵觸心理，讓人急於辯白；批評也是危險的，它傷害了別人的自尊，甚至會讓人萌生恨意。
著名心理學家B．F．斯金納在科學實驗中就發現獎勵比懲罰更加有效——得到獎勵的動物會比受到懲罰的動物學習得更快，學習的效果也更加顯著。後來他又進一步證明，這個結論其實同樣適用於人類。批評能夠帶來的並不是改變，而是怨恨。
心理學家漢斯·塞利也曾經說過這樣的話：“我們對別人的肯定有多渴望，對別人的責備就有多恐懼。”
責備、批評所引發的怨恨不僅於事無補，更嚴重的後果是它會打擊家人、朋友和員工的積極性。
喬治·約翰斯頓在俄克拉荷馬州的一家工程公司負責安全管理。確保公司員工在工地上戴好安全帽是他的重要職責之一。當他視察工地時，一旦發現有不戴安全帽的員工，喬治的第一反應是搬出相關規定，並勒令對方服從。員工們雖然表面上不說什麼，並“順從”地戴上安全帽，但隻要喬治一走，大家就會立即把帽子摘掉。
後來，喬治·約翰斯頓決定換一種方式來處理這件事——當他再發現不戴安全帽的員工時，會很和藹地詢問他們：是不是帽子的尺寸不合適？是不是戴起來不舒服？接著，就提醒大家：安全帽是保障他們安全的，建議他們戴上帽子。
不出所料，喬治工作方式的改變使得員工的抵觸情緒大大降低，不戴安全帽的現像也明顯減少。
古往今來，類似的案例數不勝數，事實一次次地向我們證明：批評是徒勞無益的。
西奧多·羅斯福和塔夫脫總統之間有過一次著名的爭論，正是那次爭論最終導致共和黨內部發生分裂，伍德羅·威爾遜趁機當上美國總統，並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改變了歷史的走向。現在讓我們重溫一下這次爭論。
在西奧多·羅斯福的支持下，塔夫脫於1908年當選美國總統。老羅斯福隨後就前往非洲度假去了。他在報紙上看到了塔夫脫的種種施政方針，內心十分不滿，在回到美國後，羅斯福內心的不滿終於爆發了。他公開抨擊塔夫脫的保守主義政策，親自參加角逐第三任總統的職位，並為此組建了公麋黨。共和黨經過這麼氣大傷，在隨後的選舉中，共和黨遭到了成立以來最慘重的失敗——僅得到了佛蒙特和猶他兩個州的選票。
西奧多·羅斯福歸咎於塔夫脫，而塔夫脫絲毫沒有內疚感，他公開發表講話：“如果可以重來一次的話，我還會做出同樣的決策。”
羅斯福和塔夫脫兩個人究竟誰對誰錯呢？說實話我也不知道——其實這也無關緊要。整個事件的重點是，西奧多·羅斯福的嚴厲指責並沒有讓塔夫脫承認自己犯了錯誤，反而激起對方的反抗，塔夫脫一次次地辯白並重申：“我不認為自己哪兒做錯了。”
20世紀初期的蒂波特山油田丑聞也值得我們反思。當時這一事件令所有的媒體炸了鍋，並引發了巨大轟動——在美國歷史上，這樣的政治丑聞。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當時，美國的內政部長艾伯特·福爾效力於哈定總統內閣，並負責埃爾克山和蒂波特山的油田開采招標，而開采出來的石油計劃預留給海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