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瀾黃金30年媒體生涯標杆性作品，30年的媒體人生，問遍SJ，看到自己，立體展現一個真實的楊瀾和她眼中的時代真相。

在本書中，楊瀾將告訴你：她的生命跨越和歲月流轉；她與JXG、克林頓、布萊爾、老BS、LGY、韋爾奇、李敖、金庸等名人政要的問答過程；她如何在人生每個節點轉換和選擇；她對“贏”“遠見”“事業與家庭”的重新理解和體悟；她30年的FC媒體生涯和她眼中的傳媒江湖。

楊瀾，媒體人，作家

她創建了中國D一個以歷史文化為主題的頻道——陽光衛視；

她采訪了上千位SJ政要和各界風雲人物，被譽為"中國的華萊士"；

她曾任北京申奧形像大使並擔任上海世博會形像大使；

她被推選為"能推動中國前進，重塑中國形像"的女性，

被福布斯評為評為QQZ具影響力的100位女性之一……

她堪稱為傳奇的媒體生涯，

凝結成了這本《一問一SJ》。

朱冰,中國傳媒大學知名學者，ZS策劃人，作家。

2019年是我入行30年，在人生中不長也不短。回頭一看，其實一直在匆匆忙忙地趕路，顧不上停下來。借這個機會我停下來，回頭看看走過的路，再望望前面的天空，是件好事。

我們生活在一個渴望成功、追逐成功者的時代，我也不能免俗，想成功，想證明自己。我一開始做人物訪談的時候，去SJ各地尋找那些所謂成功的人，詢問他們成功的秘訣和經歷。隨著采訪的深入，我對成功的定義有了QSWY的質疑。到底什麼算成功？更成功又怎樣？我們的社會是不是患了“成功綜合征”？為了“成功”，我們常常忘記自己的初衷和內心真正的渴望，漸漸地成了自己曾經討厭的樣子；為了“成功”，大街上充斥著厚黑學之類的書籍，販賣權術和心計，還有一夜致富的妄想，攪動著人心，又讓大多數人認為自己成了失敗者；為了“成功”，我們污染了自己的土地、空氣和水，再讓重金屬通過食物進入我們孩子的身體；為了“成功”，我們急急忙忙地趕路，經常撞著這個踫到那個，我們是不是想過把他們扶起來，說聲對不起？為了“成功”，我們忽略了路邊的風景，忽略了身邊的人，甚至忽略自己的身體和心靈，越來越多的人焦慮、抑郁……我們能不能停下腳步，給自己片刻的安寧，給愛我們和我們愛的人一個擁抱？我曾接到一個朋友發來的短信，“真正的成功，不是賺了多少錢或者做了多高的官，而是有YT你除去這一切身份的時候，還有人願意在你身邊對你微笑。”

在我看來成功的1要意義在於做自己。新時代對成功的詮釋已經悄然改變，它是活力與健康，而不是規模和權力；是自我的覺醒和接納，而不是屈從於他人的期待包容的，而不是單一刻板的。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妄談創造歷史，但做自己是可望可即的事。張海迪以殘障之身刻苦學習、終有成J的故事固然讓我敬佩不已，更讓我感動的是在20世紀80年代的政治環境下，D有關領導告誡她應該把燙成大波浪的長發夾起來以符合“英雄模範”的標準形像時，她在進入人民大會堂、進入聚光燈中心之前的一瞬間，果斷地取下了發夾，讓一頭秀發瀑布般地披在肩頭。她不要做被造型的英雄，她要做真實的自己。

有時出身優裕與出身貧困一樣容易讓人迷失。人的期待J是自己的牢籠。許多富家子弟僅僅是為了滿足父母的期待，J放棄自己真正的夢想，成為某種傳承的工具。股神巴菲特的兒子彼得在這一點上是幸運的。他19歲時做出決定，不進入父親呼風喚雨的金融界，而選擇音樂作為自己的職業追求。D他忐忑不安地尋求父親的意見時，巴菲特說：“兒子，其實我們倆做的是同一件事——我們熱愛的事！”彼得在2010年出版的中文版自傳書名J叫《做你自己》。

我們的社會從要求個體無條件地服從集體，到終於可以讓人們理直氣壯地做自己，真是不小的進步。如果每個人能夠在追求個人成功的同時，還能影響更多的人，幫助他們獲得成功、進步，這是不是一種更了不起的成功？但是，不斷追求更大的影響力又何嘗不是一種執念呢？一直追求“讓SJ因我而不同”的李開復在2013年被診斷出患有四期淋巴癌時，幾乎崩潰。死亡讓他重新審視自己奉為圭臬的信條。在佛光山，XYDS對他說：“‘Z大化影響力’究竟意味著什麼？一個人這樣說的時候，通常都是給追求名利一個淺薄的偽裝。問問自己的內心吧，千萬不要自己騙自己。”他認為人類不該一刻不停地計算、量化一切事物，侵蝕內心本真的東西。因為這會阻礙生命中真正能量的湧現——那J是愛。這讓李開復有了向死而生，珍惜真愛的康復之路，這既是身體的，也是心靈的。

做訪談節目的人是以提問為生的。我做的Z重要的工作J是不斷地提問。但是如果回想一下我們從小受的教育D中有多少環節是在訓練我們問問題呢？基本上沒有。我們一直受到的訓練是回答問題，先把老師教的答案記住，然後在考試的時候再還給老師。

國學校的老師特別鼓勵學生提問。在中國的學校，老師可能對學生說，這兒有三道方程式需要你來解答；在 國學校，老師很可能說，你自己編三道方程式讓其他的同學解答。這可能是一種教育方式上的不同，所以實際上大多數中國人，特別是我們這種被學校一步步培養出來的“好學生”，對如何提問沒什麼概念。我在北京外國語學院讀書時，正好有一節是外教上的宗教課，他講完了以後問：大家有什麼問題嗎？一個大教室裡面，100多個學生，寂靜無聲，大家都羞澀地低下了頭，沒有一個人舉手。教授FC生氣地從兜裡掏出了一塊 金，說：“誰要是問出一個問題，哪怕是再愚蠢的問題，我J把這一塊 金給他。”我們都有一點受屈辱的感覺，作為一個學生難道我們真的沒有問題嗎？記得後來我舉手了，至於硬著頭皮問了個什麼問題，了無印像。

同樣的事情發生在我在哥倫比亞大學讀研究生的時候。我D時選修的一門課是社會學，因為我覺得做傳媒的人需要有一些社會學方面的基礎知識。我每天上課都準時到，作業按時完成，老師囑咐看的參考書都看了，論文也寫得還不錯，可是到期末我發現所有的課程裡面W有這門課得了一個B，其他功課都是A或A-。怎麼會得一個B呢？我J去找社會學的教授理論，問她你是不是搞錯了。她翻看了一下我的記錄說：“的確你的作業都交了，完成得也不錯，但是我要給你一個懲罰，因為你上課從來不問問題，這J說明你上課的參與度不高。”D然後來我據理力爭，申辯說因為剛來 國不久，有時組織語言的速度稍慢，往往剛想說J被其他同學搶了先，等等。老師看來是動了心，Z終給了我一個B+。

2010年10月，我參加了我的導師趙忠祥先生廣播電視50年的研討會。他18歲成為ZYDST的D一個男播音員，68歲還在主持《人與自然》和《動物SJ》。他講D時他進入電視臺的時候，電視臺還是用膠片播出的。所以實際上在那個時候一切都是現場直播，機器上放著膠片，播音員現場配音。時間緊迫時甚至是一位撰稿人跪在地上寫稿子，一邊寫一邊改，而播音員J要字正腔圓、不慌不亂、毫無差錯地念出來。D時的電視從業人員文字的功底，播報的功底，現場掌控的功底，真的不是我輩一朝一夕可以比及的。

JT的電視技術已經有巨大的進步，但是同時JT的傳統媒體還是有很多的困惑。網絡是巨大的挑戰之一，很多歷史悠久的報紙已經紛紛倒閉。

網絡D一波衝擊的是平面媒體，D二波則是電視媒體。視頻網站、移動互聯網的的蓬勃興起不可阻擋，人們接受信息的習慣已經發生了巨大的改變，從坐在電視機前守候著一個節目開播，到在網絡上自由地攝取各種個人需要的資訊娛樂組合。電視觀眾也已經呈現出兩J化的發展，兩大收視群體分別是青少年和退休人群，低齡化的趨勢和老齡化的趨勢日益明顯。而20～50歲左右的社會中堅力量、精英力量更多地從網絡上獲取他們需要的資訊和娛樂，即使是電視節目也常常是在網上搜索收看。在收視率的壓力下，電視人必須要滿足這兩J化的需求，Z後的結果往往是電視劇和綜藝類的節目占據黃金時段。放眼全國的各省級衛星頻道，幾乎都把新聞壓縮到Z小，每晚連續播放2～3集的電視劇，再加上原創或引進的綜藝類節目，訪談類、專題類節目已經都被移到11點以後了。這似乎是一個潮流趨勢。我並不覺得這有什麼好或不好，這J是我們所處的時代的現實，必須面對的現實。

2010年我到臺灣，專訪了電視主持人蔡康永。數年前他在做《康熙來了》之前曾經主持一個電視節目《真情指數》。我D時看到這個節目在形式上與《楊瀾訪談錄》很相像，J主動跟他聯繫，希望兩個人能聯手做一個海峽兩岸不同領域代表人物的交叉采訪，但是後來由於電視臺等方面的原因失之交臂了。在采訪中我們倆探討電視生態對於電視形態包括主持人風格的影響。他說他其實很羨慕我能把高端訪談做10年之久，它不一定是收視率Z高的節目，但是能夠影響那些有影響力的人，所以J會有高端產品，比如汽車、電腦、酒類品牌，為了維護品牌的定位和影響力來贊助這樣的節目。在臺灣，電視節目不能有品牌冠名贊助。

在一切W收視率是瞻的情況下，即使是晚間七點檔或者八點檔的新聞節目也變得更加娛樂化。如果大家更喜歡看一個醉漢跟警察打架，那麼它一定會代替伊朗核危機的新聞。加上臺灣D特的地緣政治因素，對GJ事務的參與比較少，所以臺灣的民眾，特別是年輕人對GJ事務不是特別關心。即使電視臺的主流新聞節目，也變得碎片化、娛樂化。蔡康永說：“我們面對的現實是：你想要找內涵嗎？那J不要到電視上來找。楊瀾你如果能把深度訪談節目再做上10年，J太了不起了！”

說到我與主持人職業相關的D一次提問，還帶有點溫柔的對質。1990年，我從北京外國語學院畢業的那一年，D時ZYDST《正大綜藝》的制片人辛少英到北外去招主持人，這也是改革開放以後ZYDSTD一次在社會上招聘主持人，而且不以播音和傳媒專業為限。記得她D時談到《正大綜藝》需要找一個很純情的女主持人，要善解人意的那種。輪到我自我介紹時，我反問她：“為什麼在電視上女主持人總是一個從屬的地位？為什麼她J一定是清純、可愛、善解人意的，而不能夠更多地發表自己的見解和觀點呢？”我D時其實是用這樣一個問題來表達自己的某種不滿，但沒有想到這個問題給她留下了印像。後來我被通知去參加D二次面試，D三次、D四次，直至D七次面試後走上《正大綜藝》的舞臺。現在回想起來真覺得不可思議，無論是我的專業背景，還是家庭背景都跟電視毫無關繫，而D時無論是制片人、部主任、正大集團還是臺領導，居然能夠起用一個WQ沒有專業培訓的女大學生來主持黃金檔的一個Z重要的節目！現在回頭看，我心存感激之餘，也覺得離不開D時的時代背景。那時社會剛剛經歷動蕩，氣氛沉悶，人們厭煩了生硬的電視語言，希望通過電視了解外部SJ，在更人性化的交流中放松心情，有更多的空間來表達個性。《正大綜藝》大概是ZYDSTD一個不需要主持人按部J班念稿子的節目。如果沒有姜昆、趙忠祥這樣的ZS藝術家、主持人站在我身邊，也許我也不可能擁有這樣的自由度。因為他們已經功成名J，所有的編導都很尊重和信任他們，所以相對地也帶動我有更多的機會表達年輕人的觀點。包括那個時候我們也有一個特別的設計，那J是讓趙老師代表受傳統文化影響深、相對中庸的社會主流觀點，而我更多地代表有一定GJ視野的、有一點叛逆精神的年輕人，這樣一老一少，形成某種衝突但又愉悅的氣場，在D時的中國還是頗有新意的。

但是有一個事情還是可以反映D時整個輿論的環境跟JT有著多大的不同。我記得在節目開播的D一集裡我在主持詞裡加了一句這樣的話：“希望我們的節目能夠為大家在茶餘飯後增添一些生活的情趣。”這話JT聽起來稀松平常，但D年因為這句話我還受到過批評，部主任開會批評說這句話說錯了：“我們的電視是教育人民、團結人民的，怎麼能隻為大家增加一點生活的情趣呢？”JT想起來覺得不可思議，但是那個時候的媒體環境J是這樣的。所以D我們去審視一個節目的時候，要看到它D時的社會環境，而不能夠用一個JD的尺度去評論它的制作水平或言論尺度。

我也經常會聽到讀傳媒的學生詢問，如果要去國外深造讀新聞專業，Z好采用什麼樣的途徑。以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為例，它在大學本科是不設立新聞學院的，通常也不鼓勵學生從本科畢業直接上研究生。它更歡迎有專業背景和一定工作經驗的人。JT的新聞時代已經CY了單純的新聞事件的報道，並不是問了五個W（who，when，where，what，why）J可以寫出一篇好的報道。甚至，JT人工智能在財經、體育類新聞的簡單報道方面，速度已LX人類記者。JT的一個優質報道更多地與背景鏈接有關，即如何把一個孤立的事件放在一定的時間和社會背景的坐標上，給受眾一個理解和思考的框架。而對背景的介紹通常需要比較專業的知識，他們更希望是由有專業背景的人進入到傳媒的這個行業。相關知識越豐富，提的問題纔越有質量。

1996年，我在紐約采訪了已經退休的 國CBS的老主播沃爾特·克朗凱特先生。在他的職業生涯中，他以高度的敬業精神和職業素養，特別是高度的社會正義感和誠實客觀的精神，出色地完成了不少經典報道——越南戰爭、阿波羅登月、肯尼迪遇刺、水門事件等等，被譽為 國公民Z信賴的人。D今恐怕沒有一個主持人或新聞記者能擁有他D年的那種公信力了。D他退休以後，網絡媒體迅速崛起，所以我問他：“您過去總以‘That's the way it is’來結束每天的新聞節目，如今人們已經能夠從網絡接收到海量的信息，電視新聞未來的角色會是什麼？What is the way that will be？”克朗凱特說：“無論人類的社會如何發展，無論人們的資訊有多少不同的途徑去獲取，真理和真相永遠是隧道那一頭的光。挖掘真相、追求真相、報道真相，永遠是我們Z應關注的事。”中 國情不同，媒體環境不同，10多年來我和吳征創立並經營著一家民營媒體公司，面對體制和商業的雙重壓力，也常有步履維艱之感，但是通過人物訪談揭示歷史的真相、心靈的真實，以開放的視野、文化的包容，關注個體的成長與困境，從而記錄時代變遷的精神印跡，卻成為我不願放棄的追求。

從 國學習回來以後，1997年下半年我加入了鳳凰衛視，作為制片人和主持人制作《楊瀾訪談錄》的前身《楊瀾工作室》。我D時J是希望能做中國電視SSD一個一對一的高端訪談節目。其實那個時候自己也不過纔30歲，不乏幼稚之處，但是我很有熱情。D時香港電臺有一套紀錄片給我的影響很深，叫《傑出華人繫列》。這個繫列是以紀錄片的方式尋訪了SJ各地的各個領域傑出的華人，從LJC到貝聿銘等等。我D時J覺得應該把YX的華人所做出的傑出的成J通過訪談的形式記錄下來。所以在Z初的兩年，基本上誰成功我J采訪誰，而采訪的內容不過J是講你怎麼成功的，是刻苦啦，堅持啦，有伯樂啦，等等，講的是一個個成功者的故事。直到1999年我采訪華裔諾貝爾物理學獎的獲得者崔琦先生，我的觀念纔發生了轉變。那是個初春的雨天，天氣很冷。 國普林斯頓大學的校園裡安詳寧靜，小松鼠上躥下跳地覓食嬉戲。崔琦是沉靜的，毫無喜形於色的神情，甚至還有一點害羞，一再為已經生疏的中文抱歉。他試圖用Z簡單的語言向我這個門外漢解釋他和其他兩位科學家共同發現的“分數量子霍爾效應”：強磁場ZG同相互作用的電子能形成具有分數分子電荷的新型粒子。我聽得一頭霧水，還含含糊糊地點著頭，心想如此懸殊的知識結構，這個采訪可怎麼做啊？我試圖進入他的人生經歷，他告訴我他出生在河南寶豐縣，乳名叫“驢娃兒”，直到10歲也沒有出過自己的村子，每天幫助父親做農活養豬放羊。12歲的時候，他的姐姐介紹一個機會可以讓他到香港的教會學校去讀書。他的父親是一位不識字的農民，覺得家裡J這麼一個兒子，已經到了幫著干農活的時候，不願意放兒子走。但他的母親對兒子有更高的期待，堅持要把兒子送出去念書。小崔琦舍不得離開家，母親J安慰他說，下次麥收的時候你J可以回來了。然後把家裡剩下的一點糧食給他做了幾個馍裝在小包袱裡。這樣小崔琦J跟著親戚遠走他鄉，坐了一個星期的火車到了香港。但他沒有想到的是，他再也沒有機會回到自己的家鄉，而他的父母J在20世紀50年代末的大饑荒中活活餓死了。我問崔琦：“有沒有想過如果D年母親沒有堅持把你送出來讀書，JT的崔琦將會怎樣？”我期待的回答是，知識改變命運等等。但是他卻說：“其實我寧願是一個不識字的農民。如果我還留在農村，留在父母身邊，家裡有一個兒子畢竟不一樣，也許他們不至於餓死吧。”我聽了心靈受到巨大的震撼。諾貝爾獎也好，科學的成J也好，社會的承認也好，都不足以彌補他的失去和永遠的心痛。而如果我做節目還停留在講述人們的所謂成功故事的話，我們也J失去了對人性更深層的了解和體會，Z終歸於淺薄。所以是不是能夠讓一次訪談帶有更多人性的溫暖，J成為我和團隊有意識的追求。

有時主持人必須知道何時閉嘴。2008年，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受SJ銀行行長佐利克的任命，成為SJ銀行1席經濟學家兼負責發展經濟學的GJ副行長。我曾兩度采訪他，一次是關於中國農村經濟問題，一次是2007年在法蘭克福采訪他關於金融危機的影響。有機會在SJ銀行工作，有機會借鋻中國的發展經驗去幫助SJ上更多的發展中國家，是他的驕傲，也是國人的驕傲。我問：“你現在取得的種種成J是否達到了D年你父親對你的期許？”一直侃侃而談的他突然沉默了，眼眶慢慢紅了，繼而淚流滿面，哽咽無語。看得出他一直在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緒，但是淚水J是不聽話地撲簌簌地落下來。他25歲那年因為堅信中國Z終的出路在於大陸這一邊，抱著兩個籃球泅海從金門遊到內地。雖然後來終於與妻子團聚，但父親在臺灣臨終時，他卻因為還戴著“投匪”的罪名而無法見Z後一面。這樣的人生遺憾與痛楚，情何以堪？我不忍再問下去了。

常常有人問我，在我采訪過的人物D中，誰給我留下的印像Z深，我的回答是：王光 。2001年我在她北京的家中采訪她，正不知該如何稱呼她，她親切地說：“你叫我光 吧，大家都這麼叫我。”她先打開衣櫃，讓我幫她找一件合適上鏡的衣服。衣櫃中不過十來件D季的衣服，我們都看中了一件天藍色的毛衣。她忽然想起了什麼，找出一條藍白相間的紗巾，在脖子上一圍，問我是否好看。她有著J好的品位，這恐怕與她的出身教養有關。她生於官宦人家，父親曾留學日本，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是中國D一位原子物理專業的女性碩士畢業生。她曾獲得斯坦福大學和芝加哥大學的全額獎學金，但是思想“左”傾的她成為北平軍事調停處ZG代表團的翻譯，1947年她Z終決定放棄留學機會，奔赴延安。她後來嫁給了LSQ並成為了他已經有的5個孩子的母親。在“十年浩劫”中，她受到了百般羞辱。我在想究竟是什麼力量讓她始終和自己的丈夫站在一起。D時多少普通的家庭因為政治原因夫妻劃清界限，父子斷絕關繫，而她卻在萬人批鬥會上從臺下衝到臺上拉著丈夫的手陪他一起挨鬥。那是一種什麼樣的勇氣和感情？這之後12年的牢獄生活，每YT隻能夠看到窗戶縫裡的陽光，根據陽光的角度纔知道晨昏晝夜。這是一種什麼樣的人生苦痛？正在我采訪王光 之際，她的哥哥王光英正巧來訪。他先是靜靜地坐在一旁的沙發上聽著，漸漸地激動了起來，忍不住說：“光 對少奇，那真是無怨無悔啊！”繼而泣不成聲。光 忙起身走到他身後，抱著他的頭輕聲說：“別激動，別激動，我都不哭了。你沾我的光也夠嗆。要不我給你拿一片藥喫？”這一幕，讓現場所有的人動容。

世事人心，王光 看得太多，經歷了太多。出獄之後，看到了昔日丈夫的同事們是如何在判處他死刑的文件上簽字。一個人經歷了這麼多的仇恨與背叛，見識了這麼多的丑惡與黑暗，她究竟以一種什麼樣的心態活過來？我問她：“D初你身邊的工作人員中有人教你的女兒唱打倒自己爸爸媽媽的歌曲。你不想知道這個人是誰嗎？”王光 說：“我不想知道。如果我要查任何一個人，這個人和他的家人肯定也會遭受不少麻煩。為什麼要讓痛苦延續下去呢？所以我不需要知道。”我問：“你是‘WG’的受害者，有沒有想過在這之前的歷次政治運動中，你也有可能冤枉過別人？”她應聲回答：“那真沒準！所以我J是希望中國不要再搞什麼運動。呼啦啦地打倒一大片，肯定會冤枉不少人。”王光 的母親J是因為受到牽連，Z後死在北京監獄裡的。母親曾被沒收的1飾瓷器，在歸還後都被王光 拍賣，並以籌得的資金設立了幸福工程，來幫助鄉村的貧困母親。母親W一留下的遺物J是一個已經失靈的老式座鐘，那是母親睡覺時擺在床幾上的鐘，走走停停。每天早晚，王光 都去給它上弦，仿佛是一種與親人的對話。

歷史選擇了人，人創造了歷史，這讓我著迷。“記錄一個人和他（她）的時代”，從那時起成為了《楊瀾訪談錄》明確的追求。

2009年， 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六十分鐘》的創始制片人唐·休伊特去世。得知這個消息，我心中悵然若失。一個時代結束了。他讓一個電視節目成功播出了35年，連續22年榮登收視率排行榜前10名，在這期間為電視臺賺了22

從未上過大學的休伊特從4歲起J立志成為一名記者，在他眼中隻要有一1；CY=CY呢帽和一件防水風衣，J可以做記者了。D然他的成功絕非一身行頭那麼簡單。他不僅對新聞有著敏銳的嗅覺，為了拿到D家采訪，他更是一位不按常理出牌的高手。為了接近訪問 國的赫魯曉夫，他臨時加入D地的警察局，獲得了在警戒區活動的自由；為了證明使用假冒身份獲得證件有多容易，他創造性地使用了隱藏的攝像機；為了讓邁克·華萊士表現出更高水平，他說：“伙計，我給你打A，你是否能得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