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社：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ISBN：9787108072351 商品編碼：10046241023695 出版時間：2022-01-01 代碼：69 作者：宇文所安,麥慧君,杜婓然,劉晨
"內容簡介著名漢學家宇文所安的新作品，獲2021年美國亞洲研究協會“列文森中國研究著作獎”。
作者聚焦並追蹤北宋時期，詞如何從宴飲助興的表演文本——歌詞，歷經創作、傳唱、抄寫、結集諸過程，最終衍變為一種獨立的文學體裁，並逐漸取得與詩歌並舉的正統地位。
宇文所安一方面從表演實踐、文本傳播、作者問題、詞集編纂與流變等全新角度將詞史看成“詞集史”而非“詞人史”；另一方面又對代表性詞人如柳永、晏幾道、蘇軾、秦觀、賀鑄、周邦彥、李清照等人的作品進行文本解讀，分析他們各自不同的風格特征及相互之間的關聯與影響，力圖從多個層面呈現詞的歷時性發展及其作者化、風格化和經典化的過程。 作者簡介[美]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哈佛大學JamesBryantConant榮休教授。主要研究領域是中國古典文學、抒情詩和比較詩學。主要著作包括：《隻是一首歌中國11世紀至12世紀初的詞》（2019）、《晚唐》（2006）、《中國早期古典詩歌的生成》（2006）、《諾頓中國古典文學作品選》（1996）、《中國“中世紀”的終結中唐文學文化論集》（1996）、《中國文學思想讀本原典-英譯·解說》（1992）、《迷樓詩與欲望的迷宮》（1989）、《追憶·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往事再現》（1986）、《中國傳統詩歌與詩學》（1985）、《盛唐詩》（1980）、《初唐詩》（1977）等。曾翻譯出版《杜甫詩》（2015），並與孫康宜一起主編《劍橋中國文學史》（2010）。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自2003年起陸續出版“宇文所安作品繫列”。 目錄致謝
導論
第一部分 搭建舞臺
第一章 早期宋詞的流傳
第二章 文本來源
第二部分 11世紀初、中期
第三章 《樂章集》與柳永
第四章 小令詞集（上）
第五章 小令詞集（下）
第六章 晏幾道
第三部分 蘇軾時代
第七章 蘇軾
第八章 蘇軾的下一輩
第九章 蘇軾的門人
第十章 秦觀
第十一章 賀鑄
第十二章 周邦彥
第四部分 進入12世紀
第十三章 找回一段歷史
第十四章 北宋最後一代詞人及其後輩以續為結
附錄
馮延巳手稿
詞的流轉
“雅”及其對立概念
參考書目
索引
精彩書摘我們有四本從11世紀中葉小令實踐中產生的集子。這一類型的小令不同於勾欄瓦肆的曲子，是為官員宴席而作的歌詞。這些歌詞之所以被編成詞集，在於它們的“作者”名聲很大；但是，這些詞集各有各的問題，因此以“詞集”為單位去考慮它們是較為行之有效的辦法。這些詞集中，我們考查的第一本是《陽春集》，署名作者是南唐鼎鼎大名的馮延巳。集中所輯錄之詞出處不明，集前有陳世修作於1058年的序。這本詞集最早的版本中，有相當大比例（約30%）的作品同時出現在別處，並被歸到其他作者的名下。其中一部分作品很明顯來自10世紀南唐宮廷；可是另外一些作品，則重出於晏殊和歐陽修這兩位11世紀中葉最突出的小令詞人名下。
第二本集子是代表晏殊詞的《珠玉詞》。同樣，我們不知道這本集子中作品的出處，也不知道它的編纂時間。該詞集的某版本據傳有晏殊好友張先的序文，但已經散佚。和《陽春集》類似，這個集子很有可能也產生於11世紀六七十年代。
另外兩本集子是12世紀晚期的刻本（其中一本可能是13世紀早期的本子）。兩本都是歐陽修詞的結集。歐陽修的詞作常以不同的題目流傳，而且版本往往不盡相同。這兩部集子收錄了不少詞作，但如果撇除在別處繫於他人名下的一部分作品，那麼同時收錄於這兩部集子中，並且作者歸屬沒有爭議的詞僅有86首。
第五部詞集的作者是長壽的張先。這部集子代表了張先所屬的小令詞人群體，但它同時也收錄了數量可觀的慢詞。這些慢詞多屬張先晚年的作品，展示了11世紀六七十年代出現的社交風格。
這些集子各有特點，每個集子中也都有那麼一些作品能讓我們聯想到詞人的個人風格。中國文學批評從古至今一般以作者為中心，注重標舉和區分不同作者的個人風格。然而，從風格學和文獻學的層面說，這些集子裡面絕大部分的作品風格非常一致，甚至有些作品以不同題目出現在別的集子中；我們無法將一首10世紀中期的詞作和一首11世紀中期的詞作區分開來。
這種作者歸屬的分歧助長了一種似乎過度精細的鋻賞方式，即判斷甲詞之作者必為X而非Y。對於這種判斷方式，我們首先要注意：假設甲詞並未收入X的詞集，那麼論者會立即接受甲詞出自Y之手，並將此作品融入他對Y的理解之中。雖然統計數據並非看起來那麼簡單直接，但在馮延巳、晏殊和歐陽修的集子中，有20%-30%的作品重復出現於兩個或以上的詞集。馮延巳的集子和《花間集》有很多重出的地方，他的作品有時會被歸到11世紀中期的其他北宋詞人名下。同時，宋代的小令詞人彼此的作品也會有重疊的情況，這些詞作有時也會歸到宋代其他詞人（以及馮延巳）的名下。
這就導致了另一個難題。假設我們接受馮延已是生活在10世紀的人，而第一部小令詞集大約在11世紀六七十年代編訂，那其實這部詞集編纂時，以小令著名的作者屈指可數，隻有馮延巳、晏殊、張先和歐陽修（柳永集裡的小令作品有時也被歸到這些作者名下）。這一類詞作的作者歸屬，很少落在上述這幾大詞人之外。我們很難相信11世紀中期流傳的所有小令全都是這幾位作者寫的。換言之，即使是僅見於一部集子裡的詞作，我們也不一定知道它們的真正作者是誰。這類作品的作者歸屬很多都可能被替換到一個名氣更大的詞人名下。
我們必須想像歌者的世界跟學者的世界相遇的那一刻。歌者熟悉一首歌，她也許還有一本有唱詞而沒有作者名字的歌本；也許歌本上記有詞人的名字，但我們不知道這個本子上記錄的作者署名有多少權威性。宴會上的文人會問：“該詞何人所作？”我們不一定知道自己耳熟能詳的許多歌曲的原創者是誰；跟我們一樣，很多時候歌者演唱時也不一定關心這個問題。這時，歌者可以回答說她不知道——有些歌者的確不知道。
我們有四本從11世紀中葉小令實踐中產生的集子。這一類型的小令不同於勾欄瓦肆的曲子，是為官員宴席而作的歌詞。這些歌詞之所以被編成詞集，在於它們的“作者”名聲很大；但是，這些詞集各有各的問題，因此以“詞集”為單位去考慮它們是較為行之有效的辦法。這些詞集中，我們考查的第一本是《陽春集》，署名作者是南唐鼎鼎大名的馮延巳。集中所輯錄之詞出處不明，集前有陳世修作於1058年的序。這本詞集最早的版本中，有相當大比例（約30%）的作品同時出現在別處，並被歸到其他作者的名下。其中一部分作品很明顯來自10世紀南唐宮廷；可是另外一些作品，則重出於晏殊和歐陽修這兩位11世紀中葉最突出的小令詞人名下。
第二本集子是代表晏殊詞的《珠玉詞》。同樣，我們不知道這本集子中作品的出處，也不知道它的編纂時間。該詞集的某版本據傳有晏殊好友張先的序文，但已經散佚。和《陽春集》類似，這個集子很有可能也產生於11世紀六七十年代。
另外兩本集子是12世紀晚期的刻本（其中一本可能是13世紀早期的本子）。兩本都是歐陽修詞的結集。歐陽修的詞作常以不同的題目流傳，而且版本往往不盡相同。這兩部集子收錄了不少詞作，但如果撇除在別處繫於他人名下的一部分作品，那麼同時收錄於這兩部集子中，並且作者歸屬沒有爭議的詞僅有86首。
第五部詞集的作者是長壽的張先。這部集子代表了張先所屬的小令詞人群體，但它同時也收錄了數量可觀的慢詞。這些慢詞多屬張先晚年的作品，展示了11世紀六七十年代出現的社交風格。
這些集子各有特點，每個集子中也都有那麼一些作品能讓我們聯想到詞人的個人風格。中國文學批評從古至今一般以作者為中心，注重標舉和區分不同作者的個人風格。然而，從風格學和文獻學的層面說，這些集子裡面絕大部分的作品風格非常一致，甚至有些作品以不同題目出現在別的集子中；我們無法將一首10世紀中期的詞作和一首11世紀中期的詞作區分開來。
這種作者歸屬的分歧助長了一種似乎過度精細的鋻賞方式，即判斷甲詞之作者必為X而非Y。對於這種判斷方式，我們首先要注意：假設甲詞並未收入X的詞集，那麼論者會立即接受甲詞出自Y之手，並將此作品融入他對Y的理解之中。雖然統計數據並非看起來那麼簡單直接，但在馮延巳、晏殊和歐陽修的集子中，有20%-30%的作品重復出現於兩個或以上的詞集。馮延巳的集子和《花間集》有很多重出的地方，他的作品有時會被歸到11世紀中期的其他北宋詞人名下。同時，宋代的小令詞人彼此的作品也會有重疊的情況，這些詞作有時也會歸到宋代其他詞人（以及馮延巳）的名下。
這就導致了另一個難題。假設我們接受馮延已是生活在10世紀的人，而第一部小令詞集大約在11世紀六七十年代編訂，那其實這部詞集編纂時，以小令著名的作者屈指可數，隻有馮延巳、晏殊、張先和歐陽修（柳永集裡的小令作品有時也被歸到這些作者名下）。這一類詞作的作者歸屬，很少落在上述這幾大詞人之外。我們很難相信11世紀中期流傳的所有小令全都是這幾位作者寫的。換言之，即使是僅見於一部集子裡的詞作，我們也不一定知道它們的真正作者是誰。這類作品的作者歸屬很多都可能被替換到一個名氣更大的詞人名下。
我們必須想像歌者的世界跟學者的世界相遇的那一刻。歌者熟悉一首歌，她也許還有一本有唱詞而沒有作者名字的歌本；也許歌本上記有詞人的名字，但我們不知道這個本子上記錄的作者署名有多少權威性。宴會上的文人會問：“該詞何人所作？”我們不一定知道自己耳熟能詳的許多歌曲的原創者是誰；跟我們一樣，很多時候歌者演唱時也不一定關心這個問題。這時，歌者可以回答說她不知道——有些歌者的確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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