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本前言

承前啟後的裡程碑

臧仲倫

《地下室手記》(1864)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創作中的裡程碑，是他步入創作巔峰時期的定鼎之作，是一部承前啟後的宣言式的中篇小說，也可以說，是他以後享譽世界的五部長篇小說（《罪與罰》《白痴》《群魔》《少年》《卡拉馬佐夫兄弟》）的總序。

據《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俄文版）稱，這部小說構思於1862年末，成書於1864年。其實，作者早在鄂木斯克監獄（1850年1月—1854年1月）就已開始構思這部原名《懺悔錄》的小說了。作者在他1859年10月9日寫給他哥哥的信中就曾提到這部小說的最初構思：“我是在獄中的鋪板上，在憂傷和自我瓦解的痛苦時刻思考它的。”“在這部小說中，我將放進我的整個帶血的心。”並說，這部小說“將最終確立我的名聲”。

這樣一部作品，這樣一部嘔心瀝血之作，其哲理之深刻，思想之深邃，剖析之深入精準，結構之奇特，怎麼估計都不為過分。可是這部作品，長期以來，卻受到人們的冷落，甚至詬病。

其因蓋出於1934年高爾基在第一次全蘇作家代表大會上的報告。高爾基稱《地下室手記》的主人公，是“自我中心主義者的典型，社會墮落者的典型”；陀思妥耶夫斯基塑造這一人物是“帶著一種為了個人的不幸與苦難，為了自己青年時代的迷戀而不知饜足地實行復仇的人的心情”。接著他又說：“人們硬說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真理的探求者。如果他真的探求了的話——那麼他是在人的野獸的、動物的本能裡找到了真理，而且不是為著駁斥，而是為著辯護纔找到了它。”

首先，我們要弄清楚，“地下室人”是文學形像，“地下室人”的觀點並不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觀點。陀思妥耶夫斯基雖然也將自己的一些經歷（如上學時的經歷）和思想感情加諸他所塑造的這一人物身上，但他畢竟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這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復調小說”的藝術特色之一：把人物放在主體位置上與之對話，使小說具有許多獨立的聲音；作者在講主人公的故事，使用的卻完全是主人公自己的語言和概念。把“地下室人”的思想感情看成是作者的自況，並非自高爾基始，在他以前的“陀學”研究中也屢見不鮮。

其次，陀思妥耶夫斯基塑造的不是“社會墮落者的典型”，而是當時多數俄國知識分子的典型。1875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少年·代序》的草稿中寫道：“我引以自豪的是，我首先塑造了真正的俄羅斯大多數人，而且首先揭露了他們的丑惡和悲劇的一面。他們的悲劇就在於認識到自己的丑惡……隻有我一個人描繪了地下室的悲劇，它表現為內心痛苦，自我懲罰，意識到美好的理想而又無法達到它，而主要是這些不幸的人深信，大家都這樣，因此也就不值得改弦易轍了！”最後，他又說：“造成蟄居地下室的原因”在於“自暴自棄，不相信共同的準則。‘沒有任何神聖的東西’。”

“地下室人”的惡，“地下室人”的卑劣，不是出於他的本性，而是因為那個萬惡的社會。他的過錯是同流合污，無法自撥。請看，“地下室人”最後痛心疾首地說：“他們不讓我……我沒法做一個……好人！”這是一個多麼令人心碎的哀號啊！

魯迅說得好：“凡是人的靈魂的審問者，同時也一定是偉大的犯人。審問者在堂上舉劾著他的惡，犯人在階下陳述他自己的善，審問者在靈魂中揭發污穢，犯人在所揭發的污穢中闡明那埋藏的光輝。這樣，就顯示出靈魂的深。”

“地下室人”貧窮孤獨，蟄居在彼得堡的一間地下室裡。他原本是個失意的窮官吏，歷經坎坷，受盡屈辱，心中積澱了太多的怨和恨。他思想發達，洞察一切，憤世嫉俗。可是他又生性軟弱，既無力改變世界，又無力改變自己。他向往“美與崇高”，可是又偏偏淨做壞事。他想張揚個性，追求個性自由，可是他向往的隻是隨心所欲（“自由意願”）和為所欲為。他認識到自己的卑劣，卻又甘心墮落。他思想發達，卻貶低理性，寧可做個喪失理智的狂人。他不是好人，也不是壞人。正如他自己所說：“我不僅不會變成一個心地歹毒的人，甚至也不會變成任何人：既成不了壞人，也成不了好人，既成不了小人，也成不了君子，既成不了英雄，也成不了臭蟲。”他之所以被人目為“怪人”，“狂人”，就是因為他愛發牢騷，愛說怪話。“意識到的東西太多——也是一種病，一種真正的、徹頭徹尾的病。”

誠如一位俄羅斯學者所說，“地下室人”就是俄國的哈姆雷特。不過這哈姆雷特不是丹麥王子，不是俄國的地主或貴族，而是一名俄國的窮官吏或平民知識分子，是一隻“具有強烈意識的地下室耗子”，是“非英雄”（антигерой）。

但是，這種人並不是當時俄國的個別現像，而是“那個時代的典型人物”，“是至今還健在的那一代人的代表”。俄國“陀學”界則稱他是俄國“多餘人”的當代變種。

普希金、萊蒙托夫、屠格涅夫筆下的“多餘的人”都有一種精神美，思想進步，行為高尚（雖然不乏驕橫恣肆），可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地下室人”卻道德敗壞，行為卑劣。“多餘人”言行脫節，無所事事，“地下室人”則穢行不斷，眠花宿柳，宿妓嫖c。他滿口“美與崇高”，可是卻反其道而行之。《地下室手記》實際上就是新時代的《多餘人自白》。“地下室人”曾這樣說到他自己：“一個思想發達的正派人，如果沒有對自己的無限嚴格的要求，不是有時候蔑視自己達到憎惡的程度，那這個人就不可能有虛榮心。……我是一個病態的思想發達的人，一如當代思想發達的人常有的情形那樣。”這是一個敢於把自己叫作蛆的偉大的蛆。

有一位俄羅斯的權威學者說：“《地下室手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露角的作品之一，嗣後，他再也沒有如此露骨、如此直言不諱地披露過自己內心深處的隱秘。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次批判社會主義，第一次公開宣揚以自我為中心的非道德的個人主義。”（《陀思妥耶夫斯基傳》，北京：外國文學出版社）這話未免有危言聳聽之嫌。陀思妥耶夫斯基隻是說，世界是復雜的，並不像二二得四那樣簡單，因此，某些人“僅僅根據科學和理性的原則”擬定的“幸福體繫”，隻是空想，是實現不了的。人也是復雜的，不是單憑教育就能改造好的，因為人有個性，有自己的獨立人格，每個人的行為都受自己的“自由意願”支配，有時還有逆反心理，明知不好，對自己不利，卻故意為之，以此顯示自己的獨立存在。

最後，在《地下室手記》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突出地運用了音樂中的“對位法”，即表現人們復雜心理感受的“復調音樂”或“復調小說”：用不同的方式，通過不同的人物，有時運用內心獨白，表現同一主題的多聲部，彼此既一致而又不一致。妓女麗莎的痛苦心理與小說主人公因橫遭人們凌辱而產生的憤世嫉俗是一致的，但他的自尊心又使他由怨生恨，變得兇狠起來，又與麗莎的覺醒不一致。人心就像大海一樣，奔騰澎湃而又深不可測。

人心的深，人心的苦，人心的無奈與悲劇，人人都有切身體會，但又難以言說。

2012年3月19日

於北大承澤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