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記》後記
這兩年的日子是在掙扎中度過的。
一個隻能向病餘討生活的人，又從無倚馬之纔、如椽之筆，立志寫這部長篇小說《野葫蘆引》，實乃自不量力，隻該在掙扎中度日。
掙扎主要是在“野葫蘆”與現實世界之間。寫東西需要全神貫注，好沉浸在野葫蘆中，忘記現實世界。這是大實話，卻不容易做到。我可以盡量壓縮生活內容，卻不能不盡上奉高堂、下撫後代之責。又因文思遲頓，長時期處於創作狀態，實喫不消，有時一歇許久。這樣，總是從“野葫蘆”中給拉出來，常感被分割之痛苦，惶惑不安。總覺得對不起那一段歷史，對不起書中人物；又因專注書中人物而忽略了現實人物，疏親慢友，心不在焉，許多事處理不當，亦感歉疚。兩年間，很少有怡悅自得的時候。
別的掙扎不必說了，要說的是：我深深感謝關心這部書、熱情相助的父執、親友，若無他們的寶貴指點，這段歷史仍是在孩童的眼光中，不可能清晰起來。也深深感謝我所在單位外國文學研究所的理解和支持，否則，還不知要增加多少掙扎。
小說一、二章以“方壺流螢”“淚灑方壺”為題在《人民文學》一九八七年五、六月號連續發表。當時為這部小說擬名為《雙城鴻雪記》，不少朋友不喜此名，因改為《野葫蘆引》。這是初構思此書時想到的題目。事情常常繞個圈又回來。葫蘆裡不知裝的什麼藥，何況是野葫蘆，更何況不過是“引”。
又一年年盡歲除，《野葫蘆引》一卷《南渡記》終於有了個稿子。不過想到纔隻完成四分之一，這四分之一也許竟是浪費紙張和編者、讀者精力的禍端，又不免沉重。
不管怎樣，隻能繼續掙扎上前。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東藏記》後記
在蟬聲聒噪中，《東藏記》終於脫稿。
《東藏記》是《野葫蘆引》的第二卷。寫作的時間拖得太長了，差不多有七年之久，實際上是停的時間多，寫的時間少。至於書中人物在我頭腦中活動的時間，就無法算計了。一九八八年，《野葫蘆引》一卷《南渡記》問世以後，我全部的精力用於侍奉老父，可是用盡心力也無法阻擋死別。一九九○年父親去世，接著來的是我自己一場重病。記得一九九一年下半年，寫《三松堂斷憶》時，還是十分不支。一九九三年先試著寫了幾個短篇，下半年開始寫《東藏記》。一九九五年發表了一、二章(載《收獲》一九九五年第三期)，一九九六年寫了第三、四章，一九九七年又是一場病，直到現在病魔也沒有完全放過我。但是我且戰且行，寫寫停停，停停寫寫，終於完成了這部書。
從一九九六年起，目疾逐漸加重，做過幾次手術。現在雖未失明，卻不能閱讀，這兩年寫作全憑口授。再加上疾病的襲擊，外界的干擾，我幾次覺得自己已無力繼續，但又不能甘心。親友們分為兩派，一派從我的健康出發，勸我擱筆。一派偏愛《南渡記》，認為不寫完太可惜。他們說：“你不能停，寫下去是你的責任。”
是的，寫下去是我的責任。
我寫得很苦，實在很不瀟灑。但即使寫得淚流滿面，內心總有一種創造的快樂。我與病痛和干擾周旋，有時能寫，有時不能寫，卻總沒有離開書中人物。一點一滴，一字一句，終於釀成了野葫蘆中的一瓢汁液。
在寫作的過程中，曾和許多抗戰時在昆明的親友談話，是他們熱心地提供了花粉。他們中有些長者已經離去。我對他們深懷感謝。我希望，我所釀造的可以對得起花粉，對得起那段歷史。我也參考一些史料，當然我寫的不是歷史而是小說，雖然人物的命運離不開客觀環境，畢竟是“真事隱去”的“假語村言”。我還是那句話，小說隻不過是小說。
近年來，外子蔡仲德是我任何文字的一讀者。堂姐馮鐘芸教授曾讀過全部《南渡記》原稿，又讀了《東藏記》前五章，細心地提出意見。本書的責任編輯人民文學出版社楊柳女士以極大的關心和耐心守候著這部書，這樣的編輯不多見了。
記得寫《南渡記》後記時是在嚴鼕，現在正值酷暑。此卷雖完，還有《西征記》《北歸記》，也許還有別的什麼記，不知又需要多少酷暑嚴鼕。路還長著呢，隻不知命有多長。
二〇〇〇年七月二十四日
距第六個本命年生辰前二日，時荷花盛開
《西征記》後記
二〇〇一年春，《東藏記》出版後，我開始寫《西征記》。在心中描畫了幾個月，總覺得很虛。到秋天一場大禍臨頭，便把它放下了。
夫君蔡仲德那年九月底患病，我們經過兩年多的奮戰，還是沒有能留住他。二〇〇四年春，仲德到火星去了。
仲德曾說，他退休了就幫我寫作。我們有一張同坐在電腦前的照片——兩個白發老人沉浸在創造的世界裡。這張照片記錄了我們短暫的文字合作。它成為一個夢，一個永遠逝去的夢。
二〇〇五年下半年，我又開始“西征”，在天地之間，踽踽獨行。經過了書裡書外的大小事件，我沒有後退。寫這一卷書，大的困難是寫戰爭。我經歷過戰爭的災難，但沒有親身打過仗。憑借材料，不會寫成報道嗎？
困惑之餘，澹臺瑋、孟靈己年輕的身影給了我啟發。材料是死的，而人是活的。用人物統領材料，將材料化解，再摶再煉再調和，就會產生新東西。掌握煉丹真火的是人物，而不是事件。書中人物的喜怒哀樂燭照全書，一切就會活起來了。我不知道自己能做到什麼程度，隻有誠心誠意地拜托書中人物。他們已伴我二十餘年，是老朋友了。
我驚訝地發現，這些老朋友很奇怪，隨著書的發展，他們越來越獨立，長成的模樣有些竟不是我原來設計的。可以說是我的筆隨著人物而走，而不是人物隨著我的筆走。當然，並不是所有的人物都這樣，也隻在一定程度內。初寫《南渡記》時，我為人物寫小傳。後來因自己不能寫字，隻在心中默記。人物似乎膽大起來，照他們自己的意思行事。他們總是越長越好，不容易學壞。想想很有趣。
《西征記》有一個書外總提調，就是我的胞兄馮鐘遼。一九四三年，他是西南聯大機械繫二年級學生，志願參加遠征軍，任翻譯官。如果沒有他的親身經歷和不厭其煩的講述，我寫不出《西征記》這本書。
另外，我訪問了不止一位從軍學子和軍界有關人士，感謝他們從不同的角度給予我許多故事和感受。有時個人的認識實在隻是表面，需要磨磚對縫，纔能和歷史接頭。
一九八八年，我獨自到騰衝去，想看看那裡的人和自然，沒有計劃向陌生人采訪，隻是看看。人說宗璞代書中角色奔赴滇西。我去了國殤墓園，看見一眼望不到頭的墓碑，不禁悲從中來，在那裡哭了一場。在滇西大戰中英勇抗爭的中華兒女，正是這本書的主要創造者，他們的英靈在那裡流連。“驅敵寇半壁江山囫圇挑，掃狼煙滿地蕭索春回照，泱泱大國升地表。”《西尾》這幾句詞，正是我希望表現的一種整體精神。我似乎在騰衝的山水間看見了。
二十年後，我纔完成這本書。也是對歷史的一個交代。
如果我能再做旅行，我會把又是火山又是熱泉的自然環境融進去，把奇麗特異的民俗再多寫些。也許那是太貪心了。完成的工作總會有遺憾的。
仲德從來是我的一讀者，現在我怎樣能把文稿交到他的手裡呢？有那一段經歷的人有些已謝世，堂姐馮鐘芸永不能再為我看稿。存者也大都老邁，目力欠佳。我忽然悟到一個道理，書更多是給後來人看的。希望他們能夠看明白，做書中人的朋友。當然，這要看書中人自己是否有生命力，在時間的長河中，能漂流多久。
必須著重感謝的仍是責編楊柳，她不隻是《野葫蘆引》的責編，現在還是我其他作品的一讀者，不斷給我有益的意見和幫助。如果沒有她，還不知更有多少困難。
《南渡記》脫稿在嚴鼕。《東藏記》成書在酷暑。《西征記》今年夏天已經完成全貌，到現在也不知是第幾遍文稿了。但仍一段一段、一句一句增添或減去。我太笨了，隻能用這種滾雪球的方式。我有時下決心，再不想它了，但很快又冒出新的意思，剎不住車。這本書終於慢慢豐滿光亮起來(相對它初的面貌而言)，成為現在的《西征記》。時為二〇〇八年十二月鼕至前二日。
待到春天來臨，我將轉向“北歸”。那又會是怎樣的旅程？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