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我們時代的塑膠跑道
遲子建
哈爾濱對於我來說,是一座埋藏著父輩眼淚的城。
埋藏著父輩眼淚的城,在後輩的寫作者眼裡,可以是一隻血腳印,也可以是一顆露珠。
我十七歲前的行跡,就在連綿的大興安嶺山脈。山脈像長長的看不見的線,日月之光是閃亮的針,把我結結實實縫在它的懷抱中。初春的風認識我,我總是小鎮那個早早摘掉圍脖和手套的女孩,所以我的手總是比別的孩子要皴。夏日的溪流認得我,我常去那洗衣裳刷鞋子,將它們晾曬在溪畔草叢,交由太陽這個大功率烘干機,奔向樹林采摘野果。可惡的樹枝總是掛破我的衣裳,所以我身上的補丁也比別的女孩多。秋天時凝結在水窪上的薄冰認得我,它們瑩白的肌膚上有著妖嬈的紋路,被晨曦映照得像一面鑲嵌著花枝的銅鏡,我愛穿著水靴,把它們一個個踩爛,聽著冰的碎裂聲,感覺自己在用腳放爆竹,十分暢快,完全不理會冰的疼痛。鼕天生產隊的牛馬認得我,那時上學除了交學費,還得交糞肥,隻要發現公家的牛馬出來拉腳,我就提著糞筐尾隨著。可有時你跟了半裡地,它們一個糞球都不賞,我便賭氣地團了雪球打牛馬,這時總會遭到車老板的叱罵。所以開學之前,因為糞肥不夠秤,我和鄰居小伙伴曾去牲口棚偷過馬糞。
我少年時代的生活世界就是這樣,在大自然的圍場裡,我是它的一個小小生物,與牛馬豬羊、樹木花鳥一樣,感受這世界的風霜雨雪。無邊無際的森林,炊煙裊裊的村落,繁花似錦的原野,縱橫交織的溪流,是城市孩子在電影或畫冊中看到的情景,可它們卻是我的日常生活圖卷。
我對哈爾濱早的認知,是從父的回憶中。童年的我懵懂無知,曾鬧出不少笑話。比如看完京劇《沙家浜》,我認定有的地方的人是唱著說話的。比如父提到城市的公園時,我自作聰明地以為,這是男人纔能進的園子。因為我們小鎮的男人談及女人生孩子,不說生男生女,而說生公生母,很自然地把人歸於動物的行列。父童年不幸,我奶奶去世早,爺爺便把父從帽兒山,送到哈爾濱的四弟家,而他四弟是在兆麟公園看門的,多子多女,生活拮據。父在哈爾濱讀中學時寄宿,他常在酒醉時講他去食堂買飯,不止一次遭遇因家長沒有給他續上伙食費,而被停伙的情景。貧窮和饑餓的滋味,被父過早地嘗到了。父說他功課不錯,小提琴拉得也好,但因家裡沒錢供他繼續求學,中學畢業後,他沒跟任何人商量,獨自報名來參加大興安嶺的開發建設。爺爺的四弟得知這個消息時,父已在火車站了。父這一去,直到1986年因病辭世,近三十年沒回過哈爾濱。而他留給我的哈爾濱故事,多半浸透著眼淚。
父去世後,1990年我從大興安嶺師範學校,調轉到哈爾濱工作。每次去兆麟公園,我都會憂傷滿懷,想著這曾是父留下足跡的地方啊,誰能讓他的腳印復活呢。
初來哈爾濱,我的寫作與這座城市少有關聯,雖是它的居民,但更像個過客,還是傾情寫我心心念念的故鄉。直到上世紀末我打造《偽滿洲國》,哈爾濱作為這個歷史舞臺的主場景之一,我無法回避,所以開始讀城史,在作品中嘗試建構它。但它始終沒有以強悍的主體風貌,在我作品中獨立呈現過。十年過去了,二十年過去了,我在哈爾濱生活日久,了解愈深,自然而然將筆伸向這座城,於是有了《黃雞白酒》《起舞》《白雪烏鴉》《晚安玫瑰》等作品。
熟悉我的讀者朋友知道,我的長篇小說節奏,通常是四到五年一部。其實寫完《群山之巔》,這部關於哈爾濱的長篇,就列入我的創作計劃中。無論是素材積累的厚度,還是在情感濃度上,我與哈爾濱已難解難分,很想對它進行一次酣暢淋漓的文學表達。完成《候鳥的勇敢》《燉馬靴》等中短篇小說後,2019年4月,我開始了《煙火漫卷》的寫作。上部與下部的標題,也是從一開始就確定了的——《誰來署名的早晨》與《誰來落幕的夜晚》。寫完上部第二章,我隨中國作協代表團訪歐,雖然旅途中沒有續寫,但筆下的人物和故事,一路跟著我漂洋過海,始終在腦海沉浮升騰,歷經了另一番風雨的考驗。
我們首站去的是我2000年到訪過的挪威,因為卑爾根給我留下的印像太深了,當年歸國後我還寫了個短篇《格裡格海的細雨黃昏》。而此次到卑爾根,令我喫驚的是,這座城市少有變化,幾乎每個標志性建築物和街道,還都是我記憶中的模樣,甚至是城中心廣場的拼花地磚,一如從前。而在中國,如果你相隔近二十年再去一座城市,熟悉感會蕩然無存,它既說明了中國的飛速發展,也說明我們缺乏城市靈魂。而有老靈魂的城市,一磚一瓦、一木一石都是有情的。在卑爾根海岸,我眼前浮現的是“榆櫻院”的影子,這座小說中的院落,在現實的哈爾濱道外區不止一處,它們是中華巴洛克風格的老建築,歷經百年,其貌蒼蒼,深藏在現代高樓下,看上去破敗不堪,但每扇窗子和每道回廊,都有故事。它們不像中央大街黃金地段的各式老建築,被政府全力保護和利用起來。這種半土半洋的建築,身處百年前哈爾濱大鼠疫發生地,與這個區的新聞電影院一樣,是引車賣漿者的樂園,夜夜上演地方戲,演繹著平民的悲喜劇。從這些遺留的歷史建築上,能看到它固守傳統,又不甘於落伍的鮮明痕跡。這種藝術的掙扎,是城市的掙扎,也是生之掙扎吧。
從卑爾根我看到了“榆櫻院”這類建築褶皺深處的光華,到了塞爾維亞,我則仿佛相遇了《煙火漫卷》中那些傷痛的人——傷痛又何時分過語言和膚色呢!在塞爾維亞的幾日少見晴天,與塞爾維亞作家的兩場交流活動,也就在陰雨中進行。其中幾位前南老作家,令我肅然起敬。他們樸素得像農夫,好像每個人都剛參加完葬禮,臉上彌漫著一股說不出的哀傷。對,是哀傷不是憂傷。憂傷是黎明前的短暫黑暗,哀傷則是夕陽西下後漫長的黑暗。他們對文學的虔敬,對民族命運的憂慮,使得他們的發言惜字如金,但說出的每句話,又都帶著可貴的文學溫度,那是血淚。這是我參加的各類國際文學論壇中,沒有誰用調侃和玩世不恭語氣說話、沒有笑聲發出的座談。窗裡的座談氛圍與窗外的冷雨,形成一體。苦難和尊嚴,是文學的富礦和好品質,一點不假,安德裡奇的《德裡納河上的橋》誕生在這片土地,不足為奇。塞爾維亞作家腦海中抹不去對戰爭廢墟的記憶,而我們也抹不掉對這片土地一堆廢墟的記憶。盡管穿城而過的多瑙河在霧雨中,不言不語地向前,但傷痛的記憶依然回流,刻在我們每個人的心上。
五月初歸國後,回到書桌前的我,總覺在陰雨中,雖說外面春花爛漫。作家在心靈世界應該置身的,就是這樣的天氣吧。我一邊寫長篇,一邊忙公務。因為籌建黑龍江文學館,館陳內容由我牽頭負責,所以幾乎每周都要主持一次會議,和各門類專家梳理從古至今的黑龍江文學史。半年時間,召開了近二十場會,展陳大綱數易其稿。但無論多累,回到家裡,我不忘墾殖這塊長篇園地,它帶給我創作的愉悅和心靈的安寧。
寫累了,我會停頓一兩天,乘公交車或是地鐵,在城區之間穿行。我起大早去觀察醫院門診掛號處排隊的人們,到凌晨的哈達果蔬批發市場去看交易情況,去夜市喫小喫,到花市看花,去舊貨市場了解哪些老器物受歡迎,到天主堂看教徒怎樣做禮拜。當然,我還去新聞電影院看二人轉,到老會堂音樂廳欣賞演出,尋味道外風味小喫。凡是我作品涉及到的地方,哪怕隻是一筆帶過,都要去觸摸一下它的門,或是感受一下它的聲音或氣息。觸動我的,是在醫大二院地鐵站看到的情景。從那裡上來的乘客,多是看病的或是看護病患者的,他們有的提著裝有醫學影像片子的白色塑料袋,有的拎著飯盒,大都面色灰黃,無精打采。有的上了地鐵找到座位,立刻就歪頭打盹。在一個與病相關的站點,感覺是站在命運的交叉口,多少生命就此被病魔吞噬,又有多少生命經過救治重獲新生。這個站點的每一盞燈,都像神燈。能夠照耀病患者的燈,必是慈悲的。
長篇寫到三分之二處,我遭遇到一個網上惡帖的攻擊,選擇報案後,雖然心情受到影響,但並未因此停筆。文學確實是晦暗時刻的閃電,有一股穿透陰霾的力量。與此同時,我和同事又馬不停蹄地籌備作協換屆。但無論多忙,我每天都要把長篇打開,即便一字不寫,也要感受一下它的氣息。
2019年歲末,長篇初稿終於如願完成了。記得寫完後一行字時,是午後三點多。抬眼望向窗外,天色灰蒙蒙的。我穿上羽絨服,去了小說中寫到的群力外灘公園。春夏秋季時,來這裡跑步和散步的人很多。那時隻要天氣好,我會在黃昏時去塑膠跑道,慢跑兩千米。但鼕季以後,天寒地凍,灘地風大,我隻得在小區院子散步了。十二月的哈爾濱,太陽落得很早。何況天陰著,落日是沒得看了。公園不見行人,一派荒涼。候鳥遷徙了,但留鳥仍在,尋常的麻雀在光禿禿的樹間飛起落下。它們小小個頭,卻不懼風吹雪打,該有著怎樣強大的心髒啊。
我沿著外灘公園猩紅的塑膠跑道,朝陽明灘大橋方向走去。
這條由一家商業銀行鋪設的公益跑道,全長近四公裡。初鋪設完工後,短短兩三年時間,跑道多處破損,前年不得不鏟掉重鋪。因為塑膠材料有刺鼻的氣味,所以施工那段日子,來此散步的人銳減。為了防止人們踏入未干透的跑道,施工方用馬扎鐵和繩子將跑道區域攔起來。可是六月中旬的一個傍晚,我去散步時,在塑膠跑道發現一隻死去的燕子。燕子的嗅覺難道與人類不一樣,把刺鼻的氣味當成了芳香劑?它落入塑膠泥潭,翅膀攤開,還是飛翔的姿態,好像要在大地給自己做個美麗標本。而與它相距不遠,則是一隻凝然不動的大老鼠——沒想到灘地的老鼠如此肥碩。這家伙看來不甘心死去,劇烈掙扎過,將身下那塊塑膠,攪起大大的旋渦,像是用毛筆畫出的一個逗號,雖說它的結局是句號。而我一路走過,還看見跑道上落著煙頭、塑料袋、一次性口罩、糖紙、房屋小廣告等,當然更多是樹葉。本不是落葉時節,但那兩日風大,綠的葉子被風劫走,命差的的就落在塑膠跑道上,徹底毀了容顏。
無論死去的是燕子還是老鼠,無論它們是天上的精靈還是地上的竊賊,我為每個無辜逝去的生靈痛惜。
我們在保護人不踏入跑道時,沒有想到保護大自然中與我們同生共息的生靈,這一直是人類的悲哀。
如今的塑膠跑道早已修復,我迎著冷風走到記憶中燕子和老鼠葬身之地時,哪還看得到一點疤痕?它早以全新的面貌,更韌性的肌理,承載著人們的腳步。去鼕雪大,跑道邊緣處有被風刮過來的雪,像是給火焰般的跑道鑲嵌的一道白流蘇。完成一部長篇,多想在冷風中看到一輪金紅的落日啊,可天空把它的果實早早收走了,留給我的是陰郁的雲。
2020新年之後,開過作協換屆會,極度疲憊的我立刻重了,堅持著再開完省政協會,是年關了,我一路咳嗽著奔回故鄉。每年臘月盡頭,我都要去白雪籠罩的山上給父上墳,和他說說心裡話。那天我一邊給他灑酒和燒紙,一邊告訴他我完成了一部關於哈爾濱的長篇小說,還告訴他去年是我過得累的一年,但我挺過來了。父離開我們三十多年了,但我有了委屈,還是會說給他聽。我總想另一世的父,一定還在疼著他的女兒。
還記得去年十一月中旬,長篇寫到四分之三時,我從大連參加完東北學會議,乘坐高鐵列車回哈爾濱。透過車窗望著茫茫夜,次感覺黑暗是滾滾而來的。一個人的內心得多強大,纔能抵抗這世上自然的黑暗、和我不斷見證的人性黑暗啊。列車經過一個小城時,不知什麼人在放煙火,衝天而起的斑斕光束,把一個蕭瑟的小城點亮了。但車速太快,煙火很快被甩在身後,前方依然是綿延的黑暗。這不期而至的煙花,催下了我心底的淚水。而在列車上流淚,這是第二次。次是2002年初春,愛人車禍罹難,我從哈爾濱乘夜行列車北上奔喪,眼淚流了一路。而這一次,卻仿佛不是因為悲傷和絕望,而是在無邊無際的黑暗中,看到了仿佛地層深處噴湧而出的如花絢麗。這種從綻放就宣告結束的美好,攝人心魄。所以回到哈爾濱後,我給小說中的一個歷經創痛的主人公,放了這樣一場煙火。
我的長篇通常修改兩遍,年後從故鄉回到哈爾濱,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哈爾濱與大多數省會城市一樣,采取了限制出行措施。我與同事一邊和《黑龍江日報》共同策劃組織“抗疫”專號文章,一邊修改長篇。每日黃昏,站在陽臺暖融融的微光中,望著空蕩蕩的街市,有一種活在虛構中的感覺。與此同時,大量讀書,網上觀影。波拉尼奧的《2666》是這期間我讀到的復雜的一部書,小說中的每個人似乎都是現代社會“病毒”的潛在攜帶者,充滿了不安、焦慮與恐懼,波拉尼奧對人性的書寫深入骨髓。我不喜歡的地方,是他把罪惡的爆發點集中在墨西哥,就像中國古典小說寫到情愛悲劇,往往離不開“後花園”一樣。如果人類存在著犯罪的淵藪,那它一定是從心靈世界開始的。
二月改過一稿,放了一個月,四月再改二稿,這部長篇如今要離開我,走向讀者了。在小說家的世界中,總是發生著一場又一場的告別,那是與筆下人物無聲的告別。在告別之際,我要衷心感謝《煙火漫卷》中的每個人物,每個生靈,是他們伴我度過又一個嚴鼕。
我在哈爾濱生活了三十年,關於這座城市的文學書寫,現當代都湧現了許多作家,我隻不過是其中一個小小的參與者。任何一塊地理概念的區域,無論它是城市還是鄉村,都是所有文學寫作者的共同資源。這點作家不能像某些低等動物那樣,以野蠻的撒尿方式圈占文學領地,因為沒有任何一塊文學領地是私人的。無論是黑龍江還是哈爾濱,它的文學與它的經濟一樣,是所有樂於來此書寫和開拓的人們的共同財富。
在埋藏著父輩眼淚的城市,我發現的是一顆露珠。
我對小說中寫到的經營“愛心護送”車的人,做過艱難采訪,因為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是拒絕的。當然也有我在現實中尋不到影子,但在我對這座城市歷史的回溯中,追蹤到的人物。像猶太人謝普蓮娜,俄裔工程師伊格納維奇,日本戰俘,民間畫師等等,他們是百年前這片土地的青春面孔,如今他們的後輩,無論猶太後裔、戰爭遺孤還是退休獄警,與小鎮棄尸者、孤獨的老人、傷痛的少年、懷揣夢想的異鄉人甚至城郊的趕馬人等等,在哈爾濱共同迎來早晨、送別夜晚。當我告別這些人物時,感覺他們似乎還有沒說完的話。還有作品中葬身塑膠泥潭的雀鷹,當我給這部書畫上句號時,又看見了它那仿佛沾著鮮血的羽翼,什麼樣的天空和大地,纔能讓它獲得詩意的棲居呢?這讓我想起四年前到群力新居的次日,是新年的早晨,我走向北陽臺時,迎接我的除了新年的陽光,還有一隻站在窗外的鷹!這森林草原的動物為何出現在城市?它是迷路了、受傷了還是因為饑餓?它有話要說與一個孤獨的房屋主人嗎?我有無窮的疑問。當我返身取相機,想拍下它的那刻,機警孤傲的它張開翅膀,朝著天空飛去。一個浪跡天涯的精靈,一定有著一肚子的故事。這隻鷹和我在塑膠跑道遇見的死去的燕子,合二為一,成了小說中雀鷹的化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