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宣部、國家新聞出版聯合推薦“百種經典抗戰圖書”。

約翰·拉貝被世人譽為南京的辛德勒！在抗戰期間救助了大約25萬中國平民，使他們免於受到日軍的殘害。

本書記錄了1937-1938年間日軍占領南京期間的故事。

本書是約翰·拉貝在戰爭期間冒著生命危險寫成的，但它卻一直躺在拉貝兒子住的閣樓裡幾十年，直到60年後的1997年纔公布於世。它的出版在海內外引起巨大反響，被公認為是近年來發現的研究事件數量多、保存得為完整的史料。它所記述的，都是拉貝的親歷親見親聞，非常具體、細致和真實，無人能否定其可信度。它是對侵華日軍制造的血淚控訴，是對日本帝國主義所犯罪行的有力證詞。《拉貝日記》是有關事件的當時當地的第一手資料。它的記述，具有大的客觀公正性。它內容十分豐富，不僅記述了日軍燒、殺、淫、掠等駭人聽聞的暴行，而且指出日軍暴行是違反國際法的，完全是有計劃、有預謀地進行的。

約翰·拉貝，又名“艾拉培”，南京人民寫給他的感謝信中，對其使用的是後一種稱呼（原文：“艾拉培先生：濟難扶危，佛心俠骨，共祝天庥，俾爾戩谷。一九三八年一月本院難民共獻。”）。

約翰·拉貝(John H. D. Rabe，1882年11月23日—1950年1月5日），西門子洋行代理人、納粹黨南京小組代理人 、南京安全區主席。在“”期間，他一手組建起 “國際安全區”，挽救了25萬中國百姓的生命。期間，拉貝曾經多次寫信給希特勒。過後，拉貝在戰時的德國發表了多次演說，講述了自己的所見所聞，並向希特勒遞交了記錄暴行的膠片。他被人們稱呼為“洋菩薩”，是“中國的辛德勒”。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拉貝因曾是納粹黨員而被先後蘇聯和英國逮捕。鋻於在南京時的功績，他因而得到國民政府每月金錢和糧食接濟。政府還指出，如果拉貝願意返回中國，將為他提供住房和終身養老金^。1950年拉貝逝世。

拉貝先生故居位於南京市鼓樓區小粉橋1號南京大學內，同時建有南京大學拉貝與國際安全區紀念館和南京大學拉貝國際和平與衝突化解研究交流中心。為了紀念拉貝，其在德國柏林的墓碑也於1997年運抵南京，現保存在侵華日軍遇難同胞紀念館內。

序
正文
附錄：盟國肅清納粹法庭復議庭認定拉貝為非納粹分子的判決
出版後記
再版後記

在那些狂轟濫炸的日子裡，我和我的中國人坐在一個自己設計建造的防空洞裡，它雖然不是絕對安全，但可以保護不受榴霰彈的炮火和炮彈碎片的傷害。在院子裡還撐起了一塊長6米寬3米的帆布，我們在帆布上畫了一面有字標記的德國國社黨黨旗。中國政府建立了一個很好的警報中心。約在空襲20分鐘～30分鐘前就響起清脆的警報聲，發出某種較短信號時，所有行人都要離開街道，一切交通都要停止。步行者全部躲進前面已經提到的各條街道上修築的防空洞裡，盡管有些防空洞相當簡陋。在防空洞裡蹲上幾個小時也是相當不舒服的!
9月21日
昨天(9月20日)通過德國大使館傳來上海日軍司令官的消息，從今天(9月21日)中午起，將再次開始加強對南京的轟炸，因而告誡所有的外國人盡快離開南京。日本人甚至要求英國、法國和美國以及幾個有軍艦航行在揚子江下關段的較小國家的大使館，通知他們的軍艦離開現在的停泊處，轉移到長江的上遊或下遊去，否則它們會因轟炸受到危害，日本對可能造成的損害概不負責。
結果是： 英國和法國在其答復中聲明，他們認為沒有理由改變他們軍艦的停泊地點，假如英國和法國的財產受到損害或是英國和法國公民受到傷害的話，理所當然地要由日本負責；與此相反，美國大使則帶著他的全體使館人員登上了美國軍艦"呂宋"號，打算按照日本人的建議行事。但事實上，"呂宋"號當時仍然停在下關原來的泊位上。可能是英國人和法國人的榜樣引起了他們的思考。(英雄精神會傳染!)
德國的大使及其使館全體人員今天上午9時做好了出發去上海的準備。許多美國人和德國人(例如施羅德博士、希爾施貝格大夫家的女士們和哈普羅公司的部分職員)據說同樣記住了日本人的告誡，逃走了。
昨天夜裡，我自己對這情況從各個方面作了充分的考慮。我從比較安全的北戴河回到這裡來不是出於冒險的興趣，而首先是為了保護我的財產，為了代表西門子洋行的利益。當然洋行不會期待(也決不會這麼做)我為洋行而被打死在這裡。我絕對不想為了任何東西(洋行的或是我自己的一些破東西)輕率地去拿我的生命冒險。但是，這裡還有一個道德問題，我作為一個"正派的漢堡商人"至今還無法跳越過去。我們的中國傭人和職員連同他們的家屬約有30人，他們都在看著"主人"。如果他留下來，他們就忠實地站在他們的崗位上直到後一刻(這情況我以前在中國北方的戰爭中見到過)；如果他跑了，那麼洋行和私人的房子不僅會無人居住，而且有可能被人搶劫一空。撇開後一點不說(盡管這會使人感到難受)，迄今我還無法作出辜負人們對我寄予信任的決定(像我這樣一個在平時毫不起眼的無用人，人們還如此信任，這怎能不令人感動)。我給了我的助手韓(湘琳)先生一筆預支款，使他能夠把他的妻子和兩個孩子送到安全的濟南去。他十分坦率地說："您在哪裡，我就在哪裡。如果您離開，我就跟您走!"其他那些可憐的勤雜工絕大部分來自華北地區，他們根本就不知道到哪裡去為好。我多麼想至少能把那些女人們和孩子們送走。我給了男人們一筆旅費，但他們不知道應該怎麼辦。他們當然很想回到華北去，回到他們的家鄉去，但那裡也在打仗呀。於是他們更願意跟隨我。在這種情況下，我可以而且應該逃走嗎? 我認為我不能這麼做! 誰要是兩隻手各抓住一個身子顫抖著的中國孩子，空襲時在防空洞裡蹲上幾個小時，他就會與我抱有同感。在我的潛意識裡終究還有一個後的、不是不重要的、但對我顯得是理所當然的原因，使我堅持留在了這裡。我是一名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的黨員，是有職務的，甚至還當過短時間的地區小組副組長。在我對作為我客戶的中國當局和各個部委進行商務拜訪時，他們一再向我提出關於德國、關於我們的黨和政府的問題，我總是這麼回答說：
是的--
我們是勞動者的士兵，
我們是工人們的政府，
我們是工人們的朋友，
我們不會拋棄困境中的工人(窮人)。
誠然，我作為國家社會主義者講的隻是德國的工人們，而不是中國的工人們。可是中國人對此會怎樣評價呢? 今天，善待了我30年之久的東道國遭遇到了嚴重的困難，富人們逃走了，窮人們不得不留下來，他們不知道該到哪裡去，他們沒有錢逃走，他們不是正面臨著被集體屠殺的危險嗎? 我們難道不應該設法幫助他們嗎? 至少救救一些人吧? 假如這些都是我們自己的同胞呢??
我不在南京時，我們的中國人挖了一個防空洞，現在已快要倒塌了。於是，我們把這肮髒的防空洞進行了整理，重新作了很好的布置： 加了牢固的梁木，鋪上了地板，壘上了沙袋(今天一隻空袋子錢)，右邊當然有入口和出口。當我們發現一根內梁木有折斷的危險時，我們沒有氣餒，仍費力地換上了另一根。干到這裡，一夜就過去了三分之二。為了對付爆炸產生的氣浪，我們還在兩個洞的門口壘起了沙袋。我把全部家用藥品和這期間已關閉的學校的藥品都搬進了防空洞裡，還準備了用於遭到毒氣進攻時的浸醋繃帶。從上午11時起，食品和飲料就已經放在籃子裡和熱水瓶裡準備妥當，可是現在已經是下午3時30分了，那些日本鬼子還沒有在天空出現，簡直讓人無法相信! 他們已經發出嚴厲警告了，怎麼會不來呢? 我想，他們總不會是因為看見我挖了一個堅固的防空洞纔不來的吧。我打開收音機，聽到這麼一條消息："上海有雨!"這就是日本人不來的原因嗎? 這不正好嗎?我為什麼要著急呢! 我寧願丟臉，也不願意日本人來。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我自己還是沒有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