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億農民就像希臘神廟裡的柱子，他們托起了大廈。但真正關注他們的人不多，替農民說話的人更少，溫鐵軍是其中的一位。他在執教之前曾經有11年基層工農兵經歷和20多年政策研究經歷。今天，這位三農專家仍在堅持"用腳做學問"。
書中作者以詳實的數據、生動的圖文帶我們回顧了中國的八次危機及其"軟著陸"的歷史軌跡。這也是作者穿行在鄉間小路上的多年農村調研經歷的積澱。
《八次危機：中國的真實經驗1949-2009》足以犒賞每一位讀者。它是盛宴，更是你書架上當之無愧的珍藏。

在人們通常的意識形態中，中國沒有發生過經濟危機，也不可能發生經濟危機，隻能算是經濟波動，而不能算是危機。但作者認為，中國不僅發生過經濟危機。而且中國自建國以來的六十年間，已經發生了8次經濟危機，而這些危機均與國家工業化階段性特征有關：在“城對立的基本體制矛盾約束下，工業化、城鎮化以及整個體制的改革所產生的制度成本均向“三農”轉嫁，因而城市的產業資本就可以實現“軟著陸”，原有體制得以維持；而不能直接向農村轉嫁的危機，就導致產業資本在城市“硬著陸”，引發政府財稅金融、乃至整個經濟體制的重大變革。
中國政府已經認識到“三農”問題對整個國民經濟的重要作用，於是在2005年把“新農村建設”作為國家戰略，連續增加數萬億投資以吸納數千萬“非農”就業的舉措，z後成功地應對了2009年全球經濟危機，實現了“軟著陸”。
《八次危機：中國的真實經驗1949-2009》的主要觀點是：“金融海嘯”引發的全球危機，不僅是“金融化泡沫經濟”所引起的，也是由“內含高成本上推”機制的西方現代政體在累積了大量的國家負債後產生的，因此中國人應引以為戒，加深對資本主義危機規律及其引發的內部亂像和外部地緣政治法西斯化傾向的認識。隻有復興生態文明，維持鄉土社會內部化來應對外部性風險的綜合性合作與自治，纔是中國免於重蹈負債過高的現代化危機的合理選擇。

溫鐵軍，1951年5月生於北京。現任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院長、教授，鄉村建設中心主任、可持續發展高等研究院執行院長、中國農村經濟與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國wy學位委員會第六屆學科評議組成員，環保部、商務b、國家林業j、北京市、福建省等省部級政策專家和中國農業經濟學會副會長。
先後承擔多個國家重大、重點課題，擔任國家、省部級多個重點項目首席專家。獲得國wy授予的“政府特殊津貼專家”證書、農業b科技進步一等獎、“CCTV年度經濟人物獎”、“中國環境大使”稱號、北京市教育教學成果一等獎等省部級以上獎勵。

第y部分 中國的8次危機及其“軟著陸”
引言
第y章 發展陷阱和中國經驗
一、從外資外債視角解析“中國經驗”
二、從危機化解視角思考中國發展的可持續性
第二章 1958-1976：工業化初期的3次危機及其外資外債背景
一、第y次借助外資走出民國危機的背景及其邏輯演變：二戰後地緣戰略的重構及演變
二、危機一：1958-1960年蘇聯援華投資中斷之後，中國發生了什麼
三、危機二：1968-1970年“三線建設”中的國家戰略調整與經濟危機
四、第二次更大規模借助外資調整結構的背景及其符合邏輯的危機演變——20世紀70年代來自西方的外債：從“四三方案”到“八二方案”
五、危機三：1974-1976年z後一次“上山下鄉”
第三章 1978-1997：改革以來3次內源性經濟危機及其化解
一、危機四：1979-1980年改革以來的第y次經濟危機及借助“三農”的復蘇
二、危機五：1989-1990年改革以來的第二次經濟危機及“三農”應對
三、第三次外資外債背景及其邏輯演變：1988-1994年：“關鍵要把出口創彙搞上去”
四、危機六：1993-1994年改革以來第三次經濟危機及其外向型轉化
第四章 1997和2008年中國2次“輸入型”危機的發生、應對及影響
一、現像歸納：60年4次引進外資各伴生2次危機
二、危機七：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的應對措施及影響
三、第四次外資外債背景及邏輯演變：1997-2008年國內外兩個“產能過剩”的踫撞
四、危機八：2008年金融危機的應對措施及影響

第二部分 關於全球危機與中國對策研究的簡報和會議記錄選輯
引言
Ⅰ一個趨勢，兩種保守，三大戰略
——2011年春季新世紀第二個十年中國發展戰略閉門會議綜述
Ⅱ中國構築戰略回旋空間要靠兩條腿“走出去”
——2010年秋季宏觀形勢閉門研討會輯要
Ⅲ灰色經濟、壓力維穩與政治體制改革
——2010年11月4日閉門研討會觀點摘要
Ⅳ中產階級的崛起與中國社會結構的變化
——2010年3月1日閉門研討會觀點摘要
大事年表
後記

《八次危機：中國的真實經驗1949-2009》：
但在當前，仍然帶有傳統經濟基礎特性的“三農”領域，一方面確實面臨著因農業人口老齡化、女性化越來越嚴重而缺乏基本的發展能力的困境，在地方政府客觀上“親資本”的行為下也面臨著資源流出嚴重、生態環境難以持續的困境；另一方面，則因中央政府已經進入資本過剩階段而客觀上具有了采取“親民生”政策追求可持續發展的條件，能否寫出“機大於危”的中國經驗，政策作何取舍至關重要。
客觀來看，“三農”對中國工業化發展的穩定器作用正在迅速減弱。一是勞動力資本的配置範圍已發生重大變化，由家庭內部勞動力對農、工、副多業組合投資的投入方式轉變為受“閑暇”的機會成本影響的化配置，其受城市經濟波動的影響更為顯著；二是由於既往改革收益被占有、制度成本積重難返，使得如今“不得不替美國金融危機埋單”的對外妥協+贖買之策，必然使國內經濟社會關繫已經高度繃緊的狀態趨於惡化。
因此，面對危機的巨大壓力，z關鍵的仍然是在“和諧社會”的政治路線貫徹中，強調以“更加關注公平”的社會政策和擴大縣域經濟和城鎮化帶動非農就業的農村基建投資，來緩解比1997-2001年周期嚴峻得多的國內問題，防止累積的人民內部矛盾被西方金融危機代價轉嫁而觸發為對抗性、社會性動亂。
面對2008年以來不斷深化的此次全球危機，值得積極看待的近期經驗是：中央政府早在經濟危機之前的2003年就力排眾議地強調了“三農問題重中之重”，2004年夏開始提出宏觀調控，2005年進一步把“新農村建設”作為貫徹科學發展觀八項重大戰略之首，以後每年新農村建設的投資增幅約15%。隻要這些史無前l的、補償性的規模投資持續增加，就會使失業返鄉農民在家鄉得到重新就業的機會。
長期來看，如果國家堅持城鄉統籌和區域平衡的戰略調整，利用中國幅員遼闊、區域差別顯著、吸納投資空間大的條件，不斷增加中西部和新農村建設的資金，下決心全面改善農村和農民的生產生活條件，那麼，縣域經濟發展中的鄉村中小企業和城鎮化，也必然能夠創造比城市大企業更多的就業機會。如此下去，中國人維護國家長期穩定、調整經濟結構的空間仍在。全球性危機即使不斷深化，也會在中國被改寫為“機大於危”。
同時，對於與1998年那次的大規模增加基本建設投資同樣的社會問題，應給予比以往更高的關注。
其一，必須貫徹十七大提出的“生態文明”理念。近年來過度追求GDP導致環境透支遺留的矛盾也正在呈爆發態勢，更多擴大到生態環境領域。而且，這類事件易於形成國際輿論關注。
其二，必須體現“構建和諧社會”的政治路線，政府的國債投入和國家金融部門的投資都需要體現國家經濟結構調整的政策性，體現扶助弱勢群體的普惠制原則。盡可能減少“部門和資本下鄉”與農村精英結盟，導致政策性的普惠制的國家投資被“精英俘獲”所隱含的社會衝突誘發因素。
其三，隻有依托傳統村社內部化節約交易成本的機制，纔能弱化增加基本建設投資帶來的農村社會的資源和生態環境衝突。與既往經濟危機都出現代價轉嫁到農村的一般趨勢相比，1997年之後農村大幅度增加，應部分歸因於加大基本建設投資、大量占用農村資源。
為此，我們建議將新世紀第二個10年的政策重點放在：
第y，主動放棄過去中國處於資本極度稀缺、數量型粗放增長時期的政策思路，注重中央政府已經進入資本過剩階段的長期結構調整，特別是要以中央政府掌握的壟斷金融為基礎，自上而下地組建能夠統籌縣以下新農村建設和城鎮化（雙輪驅動）的基本建設投資機構，賦予其承擔維護鄉村穩定、更多地創造就業機會和拉動內需的政策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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