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發現文化的江山
歷史上，其實有兩種中國史觀。
一個是二十五史裡的中國，叫作王朝中國。
一個是貫穿了所有王朝的中國，叫作文化中國。
所有王朝，都在興亡交替中，短則數十年，長則二三百年，都難逃一亡；唯有文化中國越千年，歷百世，還在發展，凝然而成文化的江山。
江山自然生成，人居其中，文而化之，而成國家。
英雄行走大地，人與山川相映發，而使文明開化。
英雄從遠古走來，從神話走向歷史，留下一個傳說時代，被結集在《山海經》裡，無論成書於何時，它都留下了初民用文明初曙之眼看到的世界。
《山海經》之所在，是個自由的世界，而非大一統的世界，是英雄的世界，而非神的世界，其主體為人，是表現為形形色色的文明圖式的萬物之靈，而非神。
《山海經》的世界，不僅在傳說中存在，還通過考古發掘出來。
在考古學的框架裡，它被歸納為幾個相互作用的文化區繫，每一區繫，都擁有一大批文化遺址，這些遺址，如滿天星鬥，覆蓋天南地北，不僅存在於大河上下，按流域分布，還從山到海，從昆侖到蓬萊。文明的存在，對應了那個《山海經》世界。
初民都相信，文明的種子來自天上，所以，先要在高山上生長。昆侖是高的山，不光是天下水源地，更是文明起源地。然後，文明還要順著河流下山去，流域所至，擇其要處，或為村落，或為城市，或為國家，唯有國家，纔能使文明長大。
文明在全新世大暖期裡生長，度過了人類美好的一段時光。
在江南河姆渡文化裡，我們看到了有別於《·創世記》伊甸園的中國式天道伊甸園，我們相信，《莊子》裡說的那些比炎黃還要古老的人物，就應該在這裡出現，不能像史官文化那樣將它們當作荒誕的寓言。還有仰韶文化，分布在黃河中上遊，從那天真爛漫的彩陶上，我們看到了文化中國的起源。而良渚文化則在“從東南往西北”的歷史運勢線上，開闢了一條玉石之路，貫穿了長江與黃河兩大流域，用玉文化融合了兩大文化區繫，就在以玉為標志的制度文明—禮制的產床上，一個“審美的國度”——文化中國誕生。
人類在全新世開啟了一個新時代，那就是考古學上的新石器時代。從新石器時代走向青銅時代，這是世界文明史的通例。但中國卻有一個例外，那就是，當西方文明正走向青銅時代時，中國文明則順著新石器文明的慣性，進入一個審美的玉器時代。西方文明史視野下的古代國家起源於青銅時代，而中國文明史視野下的古代國家則起源於玉器時代，這是我們在研究中的一個重要發現，以此而有了不同於西方文明的國家觀念。青銅文化的國家與玉文化的國家有不同的文明屬性：青銅國家的本質，有著明顯的暴力認同的特征；而玉制的國家，就如同玉本身，不具有青銅那樣的暴力屬性，呈現出文化認同的特性。
《山海經》的世界，就包含了青銅時代和玉器時代。考古學認為，《山海經》反映的世界，處於金石並用時期，還把玉器當作新石器的一部分。這顯然是不夠的，因為，玉器與石器的差異不在於材質，而在於功能。玉雖被稱作“美石”，但其材質顯然已不重要，重要的是那個“美”字，它強調了玉器的審美功能，以區別於石器的實用性。所以，我們更傾向於用審美的方式來稱呼那個時代，不是稱作“金石並用”，而是稱為“金聲玉振”。
相比之下，在《山海經》裡，是“金聲”初起，而“玉振”已大作，明顯有一個玉文化的體繫存在，葉舒憲在《山海經的文化尋蹤》中談到，在夏商周還沒有開始，漢字也還沒有出現的時候，在中國境內已經有八個文化是崇拜玉禮器的，中國在四千年前已經被玉文化先統一了。我們舉雙手同意他的這一說法，但他接著又說了一句，就是那時中國還沒有，整個東亞這塊已經被玉文化統一了。為什麼要說“中國還沒有”呢？那時，沒有王朝中國，還有文化中國呀，那被玉文化統一了的不就是文化中國？好在還有我們認領。
用王朝中國的史官文化來看，《山海經》無非“怪力亂神”而已；從文化中國的角度來看，《山海經》的世界則是一座史前文化的江山，是文化中國賴以成長的搖籃。我們重讀中國歷史，尤其是文化中國的歷史，要從《山海經》開始，《山海經》可以說是一部玉器時代流傳下來的文化中國圖志，雖為歷代王朝所屏蔽，卻被文化中國不斷重啟。
王朝中國是青銅時代的產物，代表著“金”，文化中國是玉器時代的產物，其本為“玉”，可以說，文化中國是禮玉文明的一個政治成果。以良渚文化遺址所反映的國家樣式為例，我們似可確認，那是一個信仰與審美的國度，也有，但基於文化認同。
這樣“文化中國”與“王朝中國”，就從根本上區分開了。因為，王朝中國是由文化中國“西化”而成的文明古國的改良版，所以，青銅時代的世界體繫，終於在“金玉良緣”的王朝中國畫上了完滿的句號。四大文明古國中的三大古國相繼消亡以後，繼之而起的王朝中國，在與文化中國的互動中，又將文明古國的國脈延長了約三千年。作為四大文明古國之一，中國的歷史應該有五千年。可甲骨文的發現和殷墟考古，證明了孔子引用的“惟殷先人有冊有典”（《尚書·周書·多士》），有文字記載的歷史隻有三千多年。但殷墟不是起點，而是高峰。那麼，起點在哪裡？孔子還說過“祖述堯舜”和“殷因於夏禮”，說明殷的前面還有個夏，說殷人繼承了夏的禮儀制度，那就是已經把夏當作一個世襲制的王朝國家。夏的前面，還有堯和舜，他們的國家有可能是個尚賢與禪讓的方國聯盟。孔子追溯歷史的起點到此為止，他不像古希臘人那樣用神話作為歷史開頭，而是正相反—“不語怪力亂神”。到了太史公寫《史記》時，其眼光越孔子，將歷史的起點追溯到炎黃，以黃帝為首，為炎黃子孫的歷史開了個頭，形成了帝王世繫的歷史和王朝史觀的敘述方式。
夏在哪裡？良渚文化用禮器—玉琮、玉璧、玉鉞等所代表的一整套用玉制度為夏提供了中國早的禮制文明的樣式和古代國家起源的原型，而龍山文化則代表了正在發生的技術革命和文化轉型，使文化中國向著青銅時代邁進。傳說中，禹鑄九鼎定九州，就標志著文化轉型的完成，將良渚文化的陶鼎轉變為二裡頭文化——夏墟的銅鼎，從此開始了問“鼎”中原。《易傳》曰“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革去故，鼎取新”。
二裡頭三期出土了青銅鼎，它是青銅時代到來的文化革命的像征，而早將“鼎革”用於改朝換代的政治革命的，便是《易傳》“湯武革命”裡的那個“湯”。
就在夏墟不遠處，距二裡頭遺址約六公裡，又出土了一座偃師商城，屬於商早期的二裡崗文化，是“湯”以革命取代夏墟的碩果。有人說，它就是商都西亳，也可以這麼說，它的地位，就像周人的東都，東都是克商以後建的。如果《尚書》所言不虛，那麼《湯誥》有可能就是湯在偃師商城發布的革命宣言和戰爭動員令。與偃師商城同時，還有一座更大的鄭州商城，相比之下，偃師商城更加軍事化，實用性較強，神聖性和莊嚴感不足，缺少國之重器，尤其是缺了古代國家政權像征的鼎，如何“率民以事神”成為政治中心？
而鄭州商城，不僅規模更大、規格更高，而且出土的國之重器多而配套，能充分滿足首都對於神聖性和莊嚴感的要求，這是首都之所以成為首都的一個必要條件。我們假設一下，湯革命成功以後，要舉行一次盛大的國家慶典，祭祀他的祖先和“帝”，當時有鄭州商城和偃師商城兩地可供選擇，他會選擇哪裡？是在作為前線的偃師商城、原來的夏墟附近，還是在殷人發祥地、作為禮制文明中心的鄭州商城——亳墟？回答無疑是後者。
為什麼說鄭州商城是禮制文明的中心呢？以文物論，這裡出土了青銅禮器二百餘件，尤其是那兩隻巨型方鼎，大的高達一米，它們成雙成對，不言自威，有衝天霸氣，不是一般貴族能用的，非王莫屬！這樣兩隻鼎，出現在約三千五百年前，別說在中國，就是放到全世界，也是罕見。這是兩隻見證過湯的開國典禮並且承擔過“率民以事神”歷史使命的鼎，或許我們能從它們身上聽到早已凝固的慶典的歡呼聲和“神化革命”的歷史回音。這聲音，從後來安陽殷墟的“後母戊”大鼎裡消失了，盡管“後母戊”鼎看起來更有分量、更為輝煌，更加顯示了帝國的氣魄和力量，但革命精神卻已蕩然無存，我們從中再也聽不到革命慶典的歡呼聲，它早已丟失了杜嶺方鼎的靈魂，因為那時一個王朝中國已經形成。
殷墟，形成了一個標準的王朝國家，那是一個與世界文明古國接軌的國家，它的出現，標志著青銅時代的世界體繫的完成。這一歷史進程，就如同近代以來的工業革命，當其在英國出現以後，就開足了工業革命的世界化馬力，兩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接力而起，繼以工業革命的化體繫，而當下中國工業革命，又從美國那裡傳承化的工業革命的火炬，預告著工業革命的世界體繫就要在中國完成。它使我們又聯想起殷墟時期在中國發生的青銅時代的那一次金石革命，那也是先在西亞興起，在中亞，從黑海到裡海之間的南俄羅斯草原，經由雅利安人接力，以國家與革命的方式傳遞，世界三大文明古國古巴比倫、古埃及、古印度隨之解體，文化中國亦隨之“西化”，從玉器時代轉向青銅時代。這麼一轉，不僅催生了王朝中國，而且使得隨著青銅時代到來的世界體繫後也在中國完成。
從殷墟開始，中國歷史便走上了王朝中國之路，且與文化中國互動，治亂循環，雙軌同運。儒以道統與政統劃分：道統出自文化中國，以孔孟之道為代表，政統出自王朝中國，以周秦之制為代表。又有“陽儒陰法”一說，以為道統反映儒家思想，而政統則基於法家思想，這也就是所謂“霸王道雜之”。還有兩家—墨子與楊朱，一個主張兼愛，一個主張為我，不與王朝中國合作，孟子罵他們“無君無父”，但他們卻影響了文化中國。
儒家道統隻是文化中國的一條線索，還有墨子一線，以俠義精神和會黨政治貫穿，成為民本與民間運動的源泉；有楊朱一線，他那“為我”一聲吼，便是中國早的“個人權利”的宣言；有莊禪一線，以回歸自然的審美和思辨開拓著中國藝術的空間，這一線，從山海圖到桃花源，從東籬到東坡，從山陰道上人與山川相映發到山水詩到山水畫……
王朝雖然赫赫，不過歷史表像，江山何其默默，實乃歷史本體。表像如波易逝，一代王朝，不過命運的一出戲，帝王將相跑龍套，跑完了就要下臺去，天命如此，他們不過刍狗而已。改朝換代，但江山不改，家國興衰，還有文化主宰，文化的江山還在。
“秦時明月漢時關”，秦漢兩朝已去，可關山依舊，明月依然。這關山啊，就是文化的江山！命運詩意地棲居於江山，我們知天命以詩。重讀中國歷史，要把歷史放到江山中讀，不要放在王朝裡讀。要用詩性的眼光讀，不要用“資治”的眼光讀，以詩性之眼，能讀取文化的江山，用“資治”的眼光，隻能圍繞王朝打轉，把歷史讀成陰謀詭計。
“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王安石用了詩性的眼來創作，詩中有“我”，“我”在選擇，選擇了“還”，他放下王朝，抱住江南—那詩性的江山。陳寅恪“以詩證史”，一部《柳如是別傳》，還是在江南—那“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江南。
“臣心一片磁針石，不指南方不肯休”，那“南方”，就是文天祥魂歸之、魄寓之、命托之的江南，宋朝不在了，可江南還在，他的鄉愁還在。中原與江南，一個是王朝中國的地理根據，一個是文化中國的人文始基，北宋亡時，中原成為南宋的鄉愁，南宋亡時，江南成為他的鄉愁，那是他為之披肝瀝膽、為之刻骨銘心的來自文化中國的鄉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