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典型的“平頭百姓”
湘鄉曾氏家族本來是非常典型的“平頭百姓”。曾國藩曾說：“吾曾氏家世微薄…… 五六百載，曾無人與於科目秀纔之列。”也就是明到晚清五六百年，沒有出 過一個讀書人。
確實，查閱《大界曾氏五修族譜》，從南宋年間那個可疑的“宋翰林院學士曾仕 珪”往下，到曾國藩的祖父曾玉屏為止的二十二代間，連一個秀纔也沒出過。
直到清道光十二年（1832），曾國藩的父曾麟書纔取得突破，成為曾氏家族個秀纔，曾家纔脫離平頭百姓行列，進入“紳士階層”，不過屬於“下層紳士”。道 光十八年（1838），曾國藩又考中了進士，曾氏家族也由此跨過了“上層紳士”階層 的門檻。此後，曾國藩在官場上不斷升遷，他的兄弟曾國荃以軍功崛起，曾氏家族上升為“豪門巨族”，登上傳統社會金字塔的頂端。從這個角度來說，曾國藩家族是研 究清代社會垂直流動的一個很好的樣板。
二 中個秀纔不容易
在傳統時代，平頭百姓要想爬上士紳階層，並不比駱駝穿過針眼容易。明清兩代 士紳占全社會人口的比例，在多的時候也不過百分之一左右。
平民百姓想要改換門庭，主要的途徑當然就是科舉。然而傳統時代科舉的錄 取率極低，低一級功名秀纔（即“生員”）的錄取率不過 1% 左右，至於舉人、進 士功名，當然更是難上加難。何炳棣說，以明代 1393 年為例，“進士隻占總人口的
0.000055，而在清代 1844 年，則占 0.000048”。也就是說，進士占全國人口的比例， 平均不過十萬分之五左右。
因此，由布衣而入仕，通常不是一代人能完成的事業，往往需要好幾代人進行接 力。宗韻在《階層與流動：明初農戶入仕案例分析》一文中，對明代二十個家族的奮 鬥史進行分析，得出的結論是明初普通農民家庭攀升為官宦之家，平均需要四代到五 代人，花 130 年左右的時間纔能完成。
在這個漫長的奮鬥過程中，通常有兩個必須通過的關口。，奮鬥的起點往往 是這個家族從中農以下變成富農或者地主，也就是經濟地位要有一次上升。第二，有 一代人獲得秀纔這個低級功名，後代纔有可能中進士。
為什麼要經過這兩個關口呢？首先，隻有具備一定的經濟條件，纔能供孩子讀 書。雖然中國科舉制度令人稱道之處就是它的公平性，然而這種公平性是受到經濟 條件的極大制約的。潘光旦、費孝通分析了清朝從康熙到宣統年間的 915 份朱墨卷，得出的結論是，科舉制看似公平，但是實際上對城鎮居民、有產之家庭更為有利。張
仲禮也認為科舉制實際上更有利於有財富權勢者。因為供孩子讀書、參加考試，特 別是鄉試以上級別的考試，是要花很多錢的。參加鄉試，需要在省城住店或者租房， “而此時房租又頗昂貴，非一般貧寒子弟所堪承受。而參加會試，更是所費不貲。有 些離京城較遠的省份，第二年三月的會試，在前一年十二月初就準備上京。旅途勞頓 之苦，旅費之巨，不難想見”。一個具體的例子是光緒二十四年（1898），河南撥貢 王錫肜由汲縣赴北京參加朝考。河南離北京並不算遠，然而往返路費還是花掉了約 50 兩白銀；到了北京之後，他經歷了到禮部投文、報到、買卷、團拜等必需的程序，又 花掉 50 兩左右。這樣大的支出是中農以下的人家通常難以負擔的，所以大部分科舉 的成功者都出自小康以上的家庭。
而要由前代人獲得一個低級功名給後代人做墊腳石，是因為獲得舉人、進士等功名的難度遠遠大於秀纔。艾爾曼說：“在 3 萬名生員中，隻有 1 500 名（5%）從鄉試中勝出成為舉人，而在舉人中後隻有 300 名（20%）可以通過殿試。”也就是 說，按所有參加科舉的人數與終的進士名額計算，錄取率是 0.000136。
由平民家庭白手起家中了秀纔的代科舉成功者，由於教育質量的限制，往 往隻能止步於階。但是他們卻可以給自己的孩子提供更為優越的教育環境，做 孩子的啟蒙老師，成為孩子們向上攀登的階梯。王先明研究證明，晚清考中舉人的 那些人，查他們的祖、父兩代，大部分都取得過秀纔等基礎功名。“其祖、父有功名 身份的舉人所占比例占的多數。”何炳棣也說，明清兩代近百分之七十的進士 不是出身於普通平民之家。 具體到清代，百分之八十以上進士的三代祖先中至少 出現過一個秀纔。
曾國藩的同時代人李鴻章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安徽李氏初“清貧無田”，到 李鴻章高祖時，纔“勤儉成家，有田二頃”，有了一定的經濟基礎。李鴻章的祖父李 殿華立志要光大門戶，發奮苦讀，無奈時運不濟，兩次鄉試均告失敗，止步於生員。 李殿華從此退居鄉間，率子孫耕讀，“足不入城市幾近五十年”。他承擔起所有家事， 讓自己的子孫們專心於學業。命運終於對李氏家族的頑強努力加以回報，李文安父子 後來雙雙金榜題名，“以科甲奮起，遂為廬郡望族”。
曾國藩家族的科舉史與此十分相似。湘鄉曾氏接力式奮鬥的起點，也就是經濟地 位的上升是在曾國藩的祖父曾玉屏這一代完成的。曾玉屏出生之時，家境屬於中農。 他“少遊惰，往還湘潭市肆，與裘馬少年相逐，或日高酣寢”。一度遊手好閑，不務 正業，以至人們擔心曾家在他手裡破落。好在從三十五歲起他痛改舊習，勤苦力田， “入而飼豕，出而養魚”，多種經營，一年到頭，無稍空閑。高嵋山“壟峻如梯、田 小如瓦”，曾玉屏“鑿石決壤”，將十幾塊小田土連接成一片大田地。幾十年艱苦創業， 終於使曾家經濟狀況逐漸改善。
< 1811 年（嘉慶十六年）曾國藩出生時，家裡有田地百餘畝，家中有祖父 母、父母、叔嬸、大姐加上他共八口人，人均至少十二畝半。晚清中國人均田地， 學者的樂觀估計是三畝，悲觀估計僅為一點四畝，具體到嘉慶十七年，吳慧提供的 數字是一點七一畝。也就是說，曾家人均土地是全國水平的七點三倍。 的出生地與曾國藩家相距不遠，出生時間較曾國藩晚八十二年。在 與斯諾談話中說，“我家有十五畝田地，成了中農”，後來又買了七畝，“就有富農地位了”。人均五畝多地就算富農，這一幾十年後的標準亦可略資參考。據此我們大致 可以判斷曾家的成分為小地主。曾國藩為曾玉屏作的《大界墓表》中說曾玉屏中年以 後成為地方上的頭面人物，經常修橋補路，救助孤貧。這從另一個角度說明他具備了一定的經濟實力。這是曾家向紳士階層進發的層基礎。
曾玉屏對湘鄉曾氏家族更大的貢獻，是高瞻遠矚地供自己的兒子讀書。 曾玉屏深知功名對光大家業的重要性。據族譜記載，曾玉屏並不是湘鄉曾氏的
個地主。事實上，在五六百年的歷史中，曾氏一族也數度上升到小地主階層，比如曾國 藩的太吉就生財有道，在康熙、乾隆年間積聚了數千兩的產業，置買了數百畝 田地。然而由於沒有功名做保障，這一短暫的地主地位很快被中國社會“諸子均分”習 俗所打吉晚年將家產均分給了六個兒子，自己隻留下衡陽的四十畝田作為養老 送終之用。六個兒子每人可以分到五十畝左右的田地，再次回落到中農階層。
為防止曾家的富吉時代一樣曇花一現，曾玉屏下定決心，一定要讓自己 的孩子博取功名。他一力負擔起所有家業，供長子曾麟書從小讀書，並且不惜代價“令 子孫出就名師”，擺出一副破釜沉舟的架勢。
在曾玉屏的嚴厲督責下，曾麟書“窮年磨礪，期於有成”。無奈他的天賦實在太 差了，前後應考了十六次秀纔，都失敗了。直到四十二歲頭發已經花白的時候，纔“得 補縣學生員”。
雖然來得有點兒晚，然而這畢竟是曾氏家族史上破天荒的重大突破，值得大書特 書。曾國藩回憶父生平至此，不覺嘆道：“五六百載，曾無人與於科目秀纔之列， 至是乃若創獲，何其難也！”
三 從下層紳士到上層紳士
取得秀纔即“生員”身份，即意味著獲得一定的特權：從面子上講，“一得為此（指 秀纔—作者注），則免於編氓之役，不受侵於裡胥，齒於衣冠，得以禮見官長，而 無籉捶之辱”。可以免除一點兒賦役，出入可乘肩輿，見了地方官，不必下跪。在法 律上也享有一定特權：犯了罪，先要由學官免除秀纔身份纔能定罪。因此小吏和衙役 等人不能隨便欺負，“平民且不敢抗衡，廝役隸人無論矣”。
然而，這點兒實際利益對一個安分守己、家口不多的普通生員人家來說，意義不 大，也就是說，秀纔功名對家庭經濟地位的改變十分有限。主要的原因，當然是秀纔不能當官。
確實，在曾麟書成為秀纔後，曾氏一家的經濟地位沒有發生明顯變化。 幾乎每一個讀書人的目的都是走上仕途，而隻有舉人和進士纔能保證他們獲得官
職。然而曾麟書中了秀纔後，卻再也沒進過考場。通過十七次艱難科考纔得了一個秀 纔這個事實，讓他認識到自己確實缺乏讀書的天分，根本無力跨過從生員到舉人的鴻 溝。他早已經把努力的重心轉到了培養幾個孩子，特別是長子曾國藩身上。
曾國藩祖父和父對曾國藩的殷切期望從曾國藩的學業進程中就可以體現出來。 曾國藩四歲即啟蒙，八歲就讀完了五經，開始學習寫八股文。“讀五經畢，始為時文 帖括之學。”
然而由於天資平平，曾國藩的科名之路開始也並不順利。他十三歲即赴省城參加 考試，一直考到二十二歲，前後考了七次纔中了秀纔，看起來很可能要步父的後塵 了。不過在那之後就峰回路轉，早年扎實的基本功讓他厚積薄發，轉過年來就中了舉 人。在兩次進京會試失利後，在道光十八年春也就是二十七歲時取中三甲第四十二名 進士。更因在隨後的朝考中發揮出色，被授為翰林院庶吉士。
曾家三代努力至此大功告成。相比宗韻所說的一百三十年，曾國藩家族的奮鬥 過程算是相當順利的。從父曾麟書讀書起到曾國藩中進士，前後不過四十多年；不 過，曾國藩父子兩人異峰突起之前，卻是這個庶民家族五六百年之久的蟄伏。曾國藩 屢屢說他的發達丶“賴祖宗之積累”，這並非虛言。
第二節 為入京而“集資”
一 曾家生活排場的變化
在曾國藩中進士以前，曾氏一家始終過著普通農家的日子。
曾玉屏一生勤苦，家境小康之後，仍然一早一晚自澆地灌田。曾國藩在墓表 中引用祖父的話：“種蔬半畦，晨而耘，吾任之，夕而糞，庸保任之。入而飼豕，出而養魚，彼此雜職之。”每天早上起來給菜地鋤草，喂豬養魚也自動手。曾國藩小 時候和弟弟們課餘時間也常干放牛、柴之類的零活。為了補貼家用，幾兄弟甚至還 到集市上叫賣過菜籃子，到采石場幫人推過運碑車，這進一步證明了晚清一個小地 主家庭經濟狀況的不穩定。曾國藩後來在家書中提及此事說：“吾家現雖鼎盛，不可 忘寒士家風味……吾則不忘蔣市街賣菜籃情景，弟則不忘竹山坳拖碑車風景。昔日苦 況，安知異日不再嘗之？”
不但曾麟書成為秀纔沒能讓曾家富起來，即使在曾國藩成為舉人之後，曾家的 經濟狀況也並沒有發生太大變化。以至後來曾國藩兩次進京會試的花銷，對小地主 曾家構成了相當沉重的負擔。道光十六年，曾國藩會試失敗後，返鄉途中“為江南 之遊”，在南京看到一套《二十三史》，愛不釋手，遂典當了自己的衣服買下。回到 家中，父曾麟書“且喜且誡之曰：‘爾借錢買書，吾不惜為汝彌縫，但能悉心讀 之，斯不負耳。’公（曾國藩—作者注）聞而悚息。由是侵晨起讀，中夜而休，泛 覽百家，足不出戶者幾一年”。曾麟書囑咐曾國藩，他不惜全力還此債務，但曾國 藩隻有認真研讀此書一遍，纔算不負父的努力。曾國藩因此足不出戶在家裡苦讀 了一年。可見，這一套《二十三史》的支出，在曾家看來是多麼重大的事件。
道光十七年鼕十二月，曾國藩再次入京會試，家中已經空乏得拿不出路費。“稱貸 於族戚家，攜錢三十二緡以行，抵都中，餘三緡耳。時公車寒苦者，無以逾公矣！”四處借貸，纔借到三十二弔錢，節衣縮食趕到北京，手裡隻剩三弔，也就是說，已經 沒有回來的路費了。如果不能取中，有可能流落街頭，無法返鄉。
然而在曾國藩中進士之後，曾家的生活排場，馬上發生了巨大改變。 中了進士之後，曾國藩風風光光回到家鄉。他外出拜客，排場是“僕一人，肩輿八人”，坐著八人抬的肩輿，後面跟著一個僕人，昂然行走於湖南鄉下，引得農民們 紛紛駐足觀看。在中舉之前，曾國藩衣著樸素，經年不過一件長衫而已。而再次進京當官之前，曾國藩統計自己置辦的衣服，已有如下內容：
羊皮袍、呢皮馬褂、灰袍套、呢袍套、珍珠毛袍套、厚綿綢小襖、薄綿布小襖、綿袍套、綿圓袍、綿套褲、綿馬褂、絨領、綿小帽、秋帽、秋領、線縐夾馬褂……
曾家日常生活雖然不常大魚大肉，但宴客時已經能上“海菜”了。這就是所謂的“鯉 魚一躍過龍門”。
曾國藩雖然中了進士，但是此時還沒有被授予正式官職，用通俗的話講，還沒有 工資收入。為什麼曾家的生活水平，一下子上了這麼大一個臺階呢？
這是因為，獲得進士資格意味著肯定會當官，因此馬上有很多人前來巴結。在明 代，一個人取得進士功名後，在社會上立刻就會受到與現職官員相同的待遇。顧公燮 描述：“明季縉紳，威權赫奕，凡中式者，報錄人多持短棍，從門打入廳堂，窗戶盡 毀，謂之改換門庭。工匠隨行，立刻修整，永為主顧。有通譜者、招婿者、投拜門生 者，承其急需，不惜千金之贈，以為長城焉。”
也就是說，明代一個人考中之後，前來報喜的人手持短棍，從門口一路打進去， 把所有的門窗都打壞，說這是“改換門庭”。隨行的工匠立刻上前修補，新科進士家 的裝修活以後就由這名工匠承包了。接下來，會有同姓之人前來通譜，也就是認為同 族，有人來當媒人，有人來當門生，不惜贈送千兩白銀。
古典小說中的很多描寫更有助於我們了解通過功名獲得收入的具體過程。比如
《儒林外史》中描寫周進中舉後，“回到汶上縣……汶上縣的人，不是的，也來認；不認識的，也來相認”。
範進中舉當然更為典型。範進家境破落，經常無米下鍋，與縉紳之家更無交往。 鄉試過後，更是餓了兩三天沒人救助。
然而一旦中舉後，“當下眾鄰居有拿雞蛋來的，有拿白酒來的，也有背了鬥米來 的，也有捉兩隻雞來的”。
與他素無來往的做過一任知縣的張鄉紳立刻坐轎來拜，與範進平磕了頭，送了他 賀儀五十兩。又見範家房屋寒陋，硬是送了自己在東門大街上三進三間的一所宅子給 範進居住。這還僅僅是開始，自此以後，“果然有許多人來奉承他：有送田產的，有 人送店房的，還有那些破落戶，兩口子來投身為僕，圖蔭庇的。到兩三個月，範進家 奴僕、丫鬟都有了，錢、米是不消說了”。範進由社會底層的平民一夜而成為巨富。
中國紳士階層的誕生與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不同。中國傳統社會的大特征是政治權力的經濟強制，也就是說，財富依賴於權力。一個地主或者商人，即使擁有土
地財產再多，如果沒有“功名”，也仍然處於平民之列。而對絕大多數獲得功名的 紳士來說，即使他原本家世清寒，獲得功名之後也注定會在經濟上上升為中等地主以 上階層。“英國縉紳階級重要的決定因素是土地產業，間或因其他形式的財富。…… 中國的縉紳階級則不然。在明清兩代的大部分時期中，他們的地位由來隻有部分是財 富，而極大部分是（科舉所得的）學位。”
至於科舉成功者經濟上升的具體渠道，則因個人的情況不同而千差萬別。曾國藩 成為京官，直接效益也就是薪俸十分有限，然而“邊際效應”卻非常大。這種邊際效 應主要體現為籌資能力的增長、獲得干預地方政事的權力，由此導致曾家可支配財富 的迅速增長。下面我們不妨通過湘鄉曾氏這一實例，對清代士紳家庭的財富來源進行 具體了解。
二 拜客的總收入是多少
按國家定制，翰林院庶吉士相當於“實習翰林”，應該在翰林院學習（即“住館”）， 三年學習期滿舉行“散館考試”，根據成績決定是否正式錄用。但從清代中葉起，這 項制度已經大打，不但學習時間縮短為一年，且留京、回鄉自便，隻需一年後參 加散館考試即可。
因此點了翰林之後，曾國藩請假回家，在老家逍遙“把戲”（玩耍之意）了近一年。衣錦還鄉是新科進士的慣例，曾國藩返鄉的目的有三。一是整修門楣，光宗耀祖。曾家老屋門前豎起了旗杆，曾國藩遍拜各地曾氏宗祠，還重修了族譜。二是充分休息， 以抵償自己十年寒窗的辛苦。日記中甚至有“昨夜打牌未睡”等記載。三則是為將來 進京當官籌集“資本”。
為什麼要籌集“資本”呢？這是因為清代財政制度和有很大不同。首先，傳統時代交通不便，進京當官，需要花掉一筆很大的路費，對於湖南到京城這麼遠的路程來說一般要一二百兩。這筆錢要由官員自己出。其次，翰林等官員薪俸很低，而國家又無公款配給之制。到達北京之後，住房、官服、僕役，種種花費均需自己負擔。 所以進京“創立”之初，必須有一筆巨款墊底。
一般來講，這筆巨款的解決方式有三種。種，家裡經濟實力雄厚的，會由家庭提供。第二種，經濟條件一般的，隻能“打秋風”。正如康有為所說：“故得第之始， 則喪廉寡恥，羅掘於鄉裡，抽豐於外官。”一個人一開始獲得當官的資格，馬上就要 喪失廉恥，因為他不是在鄉裡四處挖掘財源，就是到地方官那去打秋風。比如曾國藩 後來在家書中提到的一例，即他的好友陳源兗（岱雲）：
岱雲江南、山東之行無甚佳處，到京除償債外，不過存二三百金。
陳岱雲為了找錢，到江南、山東跑了一大圈，後弄到的錢不多，除了還債外， 不過剩了二三百兩。
第三種則是借錢，有的時候甚至是借高利貸。 因為籌不到錢沒法到北京當官的情況在清代多有發生。比如康熙時的魏像樞，“其初得京官時，亦患無力，不能供職”。“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劉光第中進士後被欽點刑 部主事，因為家境貧困，無力支持當京官的花銷，竟曾一度不想就任。所以籌措“進 京資本”，是曾國藩一家必須考慮的首要問題。
而曾家所能想到的主要的籌資方式就是“拜客”。 在前三種方式之外，曾國藩的拜客過程為我們提示了又一條主要途徑。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也是另一種“打秋風”。隻不過陳源兗打秋風的對像是外省官員，曾國藩 拜訪的對像和借口都有所不同。
傳統時代，一個人進學、中舉、中進士後，照例要四出拜客。1919年在《湘江大事述評》中曾這樣對民國時代殘留的拜客風俗進行描寫：
這位畢業生，得了喜報，他便坐著轎子（若家裡沒轎，便要新制），紅頂帽，馬 蹄衣（多半新制），轎子背後懸著“中書科中書”等樣的燈籠，向戚故舊的家裡“拜 客”。戚故舊得此一拜之後，“榮莫大焉”的跑到這位畢業生家裡去賀喜。至則這位 畢業生家裡的頭門上，又懸著一塊寫著“舉人”或是“撥貢”字樣的小匾，紅底金字， 更是好看的了不得！一場酒食，各自散歸，這便叫“做酒”，又叫“打把食”，又叫“打秋風”。
曾國藩中進士之後的拜客過程，與所描寫的頗有不同。筆下的拜客 者是民國時代官立學堂的畢業生，形式是在向鄉四鄰通報喜信後大家聚餐一頓，隨 個份子。這是前清舉人拜客的大大簡化版。而作為新科進士翰林公，曾國藩拜客比描述的要隆重盛大得多：一是時間長，二是範圍廣，三是路程遠，四是收入多。
按《曾國藩年譜》的記載，回鄉這年曾國藩的主要活動是：“四月，公至衡陽。 五月，至耒陽縣謁杜工部祠堂，遂至永興。有曾紀詩者，執贄願從事，公為書‘勖之 以學’。六月，還至耒陽。舟行出昭陽河，至清泉縣之泉溪市，還寓石鼓書院，數日 乃抵家。議修譜牒，清查源流。八月，公由邵陽至武岡州，還至新化及安化縣之藍田。十月，抵家。”
這段記載很巧妙地隱藏了曾國藩拜客的主要目的，將他的出行描述成一次休閑 旅遊。但曾國藩的日記和《湘鄉曾氏文獻》卻還原了曾國藩的拜客過程。《湘鄉曾氏文獻》中存有曾國藩筆所記的流水賬簿，就專門記載他這一段拜客收入。這兩種 資料顯示，自道光十八年年底抵家，到十九年十一月離家進京，曾國藩在家鄉待了 二百九十六天，這期間他外出連續拜客四次，共計一百九十八天。也就是說，居鄉近 一年間的十分之七都用於拜客了。他的足跡遍及湘鄉、衡陽、清泉、耒陽、永興、武 岡、新化等十縣州。所拜之處，達一千二百家左右。
雖然到許多地方拜客的借口都是“議修譜牒”，但他所拜遠不止各地宗祠。他拜 訪的對像包括以下四類：一類是自己的戚故舊，如嶽父、外祖家、諸舅家等；二類 是族譜上能找到的湖南各地曾氏家族族人，其中大部分是已經累世沒有來往的；三類 是非非故的各縣官員和鄉紳；四類是在外縣經商的湘鄉籍的老板們。
其目的除了“議修譜牒”之外，更重要的還有三重：一是向朋好友通報喜訊； 二是與上層社會的達官貴人建立起社交關繫；第三個也是重要的一個目的，則是借 此收受賀禮，收斂錢財。這是當時社會之通習。
道光十九年正月十六日，曾國藩正式開始拜客。
出了位新科進士翰林公，自然是方圓百十裡內的轟動性事件，這不僅是白楊坪 曾家的光榮，也是整個曾氏一族乃至湘鄉縣的莫大光榮。要知道，清代湘鄉縣平均 二十六七年纔出一位進士，翰林更是上百年纔能出一個。曾國藩每到一地，都受到隆 重歡迎，不但擺酒款待（常有海參席、魚翅席、蟶虷席），有的還請戲班前來助興（如 四月十一日日記記載，是日“唱劇，客甚多”）。各處主人不但要給曾國藩送上“賀禮”， 還要附送“轎錢”。
他到的家是嶽父歐陽家。嶽父在歐陽宗祠大開筵宴，請客八席。在嶽父家收 獲多少呢？從《湘鄉曾氏文獻》的“人情賬簿”中我們可以查到，正月十六日他剛抵 嶽父家就收到“轎錢四百六十四文”。第二天在歐陽宗祠，又一次收到“轎錢四百文”， 正式的賀儀則是“十二千八百文”。可謂小有收獲，於是當天就“著人送錢十二千文 回家”。
除了戚家外，曾國藩拜客的另一個重要內容是祭拜各地的曾氏宗祠。從嶽父 家出來，十九日他到達了廟山曾氏家祠。二十日，“走各處墳山掃墓”。二十一日， “祠內經管請外姓人喫酒，四十餘席”，場面相當盛大。這曾國藩收入“轎錢 三千二百文”。
在這幾次拜客過程中，重要的對像是各地官員。這自然是赤祼裸的“打秋風” 了。各地官員對這位前途遠大的新科進士都不敢怠慢，基本上都要宴請一次，然後 再送上禮金。日記中頻見此類記載，比如“瀋明府請喫飯”“飲宋公（耒陽令— 作者注）署中”“（武岡—作者注）刺史楊莘田邀飲”“飲（新化—作者注） 知縣胡廷槐署內”“縣令嚴麗生邀飲”……
官員所送一般都較豐。比如八月二十二日，他到武岡州城，知州楊任“請酒極 豐，又送席”，又送銀二十兩。另兩名地方官員一人送八兩，一人送二兩。
除了戚、同族、地方官員之外，曾國藩拜客還有不可忽略的一項內容，那就 是湘鄉人在各地所開店鋪，人情簿中記為“拜鄉店”。凡是湘鄉老鄉開的店，不論煙店、當鋪、紙行、布店、錢莊、綢緞莊，還是雜貨店、煙袋店，曾國藩一概
拜到。這種拜訪，目的更是赤裸裸地斂財。而這些小老板對這個新科大老爺當然不 敢怠慢，無不或多或少予以饋贈，有的還恭恭敬敬請他喝酒。比如九月他在新化拜 店凌興隆、胡德昌、戴永隆、孫義盛等八家，“十五早請酒，席極豐盛，且恭，又共 送錢十二千文”。
所以曾國藩從這些小老板處也頗有收獲。比如他在寶慶城內拜了四十四家湘 鄉店鋪，收了十六千九百文，平均每家收了三百八十四文。城外四十六家，收入 三十六千六百文，平均每家收入約七百九十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