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長的文化：現代經濟的起源/當代世界學術名著·經濟學繫列》：
這些實驗並不總能很好地濾除大多數被認為是錯誤或迷信的信念。知識和信仰可以是“密封”的，也可能不是。“密封”信念的含義是，大多數人以高度的確定性相信這些信念，由於大多數人都依賴它們，所以它們也不需要被驗證。今天隻有極少數人還堅持托勒密宇宙體繫，認為吸煙對身體無害。然而，許多其他信仰是“不密封”的，僅僅是因為我們提出有說服力的證據（即滿足我們這個時代的修辭標準）的能力有限。在早前的社會中更是如此了：世界是由某種微粒子物質所組成的？地球上所有的物質都是由它組成的嗎？什麼是熱量？它與燃燒又有什麼關繫？人們發燒的原因是什麼？一種物質可以轉化成另一種物質嗎？上帝有意識嗎？結果就是，文化進化往往會產生各種各樣的思想，它們彼此間既不相容，矛盾又無法調和，在能夠更好地驗證競爭觀點正誤的方法出現之前，這些爭議都無法得到解決。
說服他人接受新思想和傳播新思想取決於許多因素。一個看似不容置疑的因素是當知識是有效的時候（即當基於這種知識的技術或預測都是有效的時候），信念可以迅速改變。一旦人們看到飛機飛行，他們就會接受比空氣重的物體也可以克服重力作用這樣一個陳述性命題，附加接納這一原理背後的航空物理學。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在19世紀的最後30年中，關於傳染病的擴散原因和模式的一套信念的傳播。一旦人們證明可以殺死細菌的某些特定行為可以降低感染率，那麼就很少還會有人懷疑傳染病是由微生物引起的這一命題。從純粹的邏輯觀點來看，這可能會導致假言推理的謬誤，因為很有可能的情況是，一種技術很有可能以一個錯誤原理為基礎但仍能發揮作用。如果人們認為沼澤地造成了空氣污染，之後又導致瘧疾出現，則在疏干沼澤後疾病也消失的現像似乎就證實了疾病傳播的瘴氣假說。但這一推論是錯誤的。
檢驗知識並使得其被接受和成功傳播的修辭標準本身就是受文化進化影響和制約的社會習俗（Mc Closkey，1985）。論證這些命題在被證據支持之後被人們接受並沒有什麼意義，因為我們必須具體說明“支持”的真正含義，以及哪種證據是可采信的。一個“證據”被定義為歷史上聖人所支持的觀點的社會，和一個認為“證據”必須通過實驗纔能獲得的社會是截然不同的，不過後者也必須確定究竟怎樣的實驗設計是被允許的、是合理的，又是哪些結果可以被認為是有決定性的。當一個統計學檢驗的回歸繫數遠大於其被預測的標準誤，則代表在某一個顯著性水平上我們不能拒絕這個假設的情況下，它在什麼時候可以被認為是有說服力的？並且不能拒絕這一假設是否代表它就是真實的，或至少是可信的？也許我們最多能做的不過是為一個命題賦予其可能真實的主觀概率，盡管某些概率可能明顯就等於1。
文化進化有不同的研究方法。最極端也是最受歡迎的方法是由理查德·道金斯提出的。這個方法將文化進化類比於遺傳學，遺傳學中的經典復制者——基因，在這個方法中被“模因”（meme）所取代。蘇珊。布萊克莫爾（Susan Blackmore，1999）進一步推進了這一概念，她認為模因是“自私的”進化復制者。在她看來，文化進化必須被理解為兩種自私的復制者——基因和模因——相互作用的結果。與鮑爾斯和金迪斯（Bowles and Gintis.2011）討論的基因一文化共同進化的概念相似，她認為世界是基因一模因共同演化的結果，人類隻不過是這兩種復制者的臨時儲藏室，在自己不知情的情況下成為它們的載體（Blackmore，1999，p.235 -236）。這種簡化方法是否有助於歷史敘述還有待觀察。已經被多次指出的是，模因的問題在於，知識“復制”自己所采取的方式不隻是基因復制自己的方式這樣一種。事實上，知識被發送、被接收、又被解讀（Sperber，1996，p.101-106）。重要的是接受者能否被說服，他們是否會選擇接受某個文化信息，並將其加入他們自己的信仰或偏好組合中。他們決定接受，可能是因為這一新知識被認為是正確的，因為它與他們已有的傾向或各種其他標準是一致的。基因的接收者沒有這樣的選擇權利。
再從歷史上說，人們從文化菜單中做出選擇，但我們很難確定他們是如何以及為何選擇某個項目的。不過，我們可以追溯到的是誰編輯了這份菜單、為什麼是這些選項而不是那些選項、每個選項又有多大吸引力。當經濟學家研究做出選擇的個體時，他們傾向於將他們都放置於某種優化框架中。不論是在靜態還是動態的框架下，受制約的選擇最終構成了經濟模型中的基本要素。可以說，文化選擇是很難適應這一框架的。一個人是如何決定他要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選擇相信進化論？選擇喜歡泰國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