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取得的“中國奇跡”讓世界對中國刮目相看。然而，這些成績是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在對政策、制度不斷探索中取得的。我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市場機制在法律、投資者保護、產權等方面尚未形成完善的體繫，政府需要對市行一定干預，以糾正市場失靈、優化資源配置。但是，如何界定政府與市場、企業的邊界仍然是理論與實踐中有待探索的問題。因此，政企關繫一度成為並且將一直成為經濟學、管理學、社會學等學者關注的永恆主題。中國人民大學聶輝華教授在其研究中多次提到，政企關繫是轉型經濟體中重要的關繫，理解政企關繫纔能理解“中國奇跡”。 多年前，在剛開始博士研究生學時，我有幸參加了香港中文大學張田餘教授關於中國制度和政企關聯的短期課程，課後我開始關注政企關繫主題的研究。在《政治關聯董事：聘任動機與經濟後果》中，我僅關注了我國上市公司聘任具有政府背景、從政經歷的人入企業擔任董事會成員的動因與後果，研究面較為狹窄，未能從更開闊的視角探究企業政治關聯的經濟效應，是忽視了其在中宏觀市場層面的效應。基於此，我開始致力於本書創作，遵循“從微觀到中宏觀”的邏輯思路，以期較為全面地探討企業政治關聯的經濟效應。本書分為三篇：上篇對制度背景與理論基行介紹；中篇從風險規避、違規治理、信息披露質量和社會責任等方面，探索政治關聯對企業的微觀經濟效應；下篇從產品市場競爭態勢的層面，探索政治關聯的中宏觀經濟效應。 本書運用規範邏輯分析和實證研究的方法，以我國2001年以來上市公司為樣行研究，終得出以下結論：，企業聘任政治關聯人士的動因在於規避企業風險，而這種效應會影響同群公司，也會受到同群公司的影響，即存在同群效應；信息和環境的不確定性是同群效應產生的兩條重要路徑。第二，政治關聯有助於公司的違規行為，這種效應在不同制度環境的地區有所不同。第三，政治關聯人士擔任公司高管會獲得較高薪酬，由此高管提升公司信息披露質量的動機。第四，政治關聯會弱化企業承擔社會責任（行環保投資）的動力，但是建設“美麗中國”的號召及政府環境規制能夠緩解政治關聯對環保投資的負面影響。第五，政治關聯企業具有的非競爭優勢會對產品市場競爭態勢產生負面影響，有損競爭，而企業政治關聯層級越高，這種效應越明顯。 本書在理論研究方面拓展了政企關繫、公司治理和市場競爭方面的研究內容，也為企業行為、政府職能、公共治理以及新型政企關繫構建提供了借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