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生產隊會計，我不斷地問自己：這是為什麼？農民的勞動怎麼隻能創造這麼一點點價值？一個依土而生的人，怎麼這麼不值錢？是農民懶惰嗎？不是，一年到頭，從早到晚，農民面朝黃土背朝天，拼死拼活，不停勞動。為什麼農民隻能勞而少獲，甚至勞而貧困呢？問題在哪裡？解決之道在哪裡？帶著這些令人心酸的問題，我一邊思考，一邊勞動，試圖找到一條讓農民、讓國家走出貧困的路徑。 我想，解決問題的根本之道，不在於小天地，不在於人民公社、大隊和生產隊的內部修修補補，更不在於農民的加倍努力，而在於國家發展的大氣候變化，在於改變農村生產方式，在於全面解放農業生產力，在於根本突破“計劃一統天下”大格局。 我也想，在既定的大氣候下，一個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如果每一個人都做出改變，都努力去突破傳統慣性思維的束縛，積土成山、積水成淵有一天，小氣候的小變化可以累積為大氣候的巨變。我意識到：要改變大氣候，扭轉大格局，就要每一個人都來改革，都來突破傳統、突破慣性、謀求創新。 帶著這種思考，我一直找機會走出農村。當時我內心的想法是，湘潭人多地少，如果我走出去，越來越多的人會像我一樣離開土地，走出農村。一方面，留下的人能多一塊地；另一方面，出去的人可以帶回新思想、新知識，為家人、為天底下所有農民帶來新變化，帶來一個富足的未來。在結構嚴重分割的年代，農村孩子想要走出農村，隻有三條路可選：頂父母的職城，喫商品糧為工農兵大學生；報名參軍。前兩條路，我沒有條件，沒有關繫，走不通，我隻好走第三條路。我積極報名參軍，但後來大告訴我：“腳板，不宜當兵。”聽了他的話後，我突感失望，頓覺走投無路。忽然有一天，生產隊隊長張篤玉叔叔向我報喜訊，說是公社要我參加三線建設，我喜出望外，內心感嘆“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1974年初的一天，天高雲淡，喜鵲聲聲，我用一根竹扁擔挑著兩個小木箱，次不舍地離開父母，告別家鄉，奔向湘西，參加懷化—麻陽谷達坡段的枝柳鐵路建設，投身軍隊式的集體生活，與田關雲、史樹仁、石立明一起打夯、抬石頭、眼，與譚叔雲、李石泉、林朝暉一起在危險的工地做宣傳工作。那時，我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每天起來的目標和信念，就是盡快打開涵洞，架起橋梁，鋪上鐵軌，讓山區農村和外界連通，讓山裡的人走出來，讓外面的人去。 麻陽路窄人稀、山高水深，比湘潭老家更苦、更窮，幾乎與世隔絕。我在這裡一年半，呼吸著湘西山區的新鮮空氣，感受到落後農村的貧窮，感受到山區農民的困境和他們渴望走出困境的心情，感受到這裡既要抓緊通路、通電、建城，也要在生產方式和深層制度上變革、求新。40年後的一天，我去懷化講學，路經麻陽谷達坡站，特意停下來，看著那裡穿山而過的現代化鐵路和公路，看著來來往往的人用手機通話，看著改革開放給麻陽谷達坡帶來的翻天覆地的變化，我感到無比欣慰，一種奇特的成就感油然而生。40年前，我在這裡，和我的連隊戰友，修過鐵路、建過橋梁、砌過涵洞，流過汗、受過傷，寫過鼓舞士氣的工地標語和快報詩文。也正是在這裡，到湘潭師範專科學校讀教育專業，開始了從體力勞動到腦力勞動的轉變，開啟了從體能貢獻到思想貢獻的人生征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