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前面的話
“供給側”可說是2015年年末以來的中國經濟熱詞。2015年12月閉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適應和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大創新，是適應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後綜合國力競爭新形勢的主動選擇，是打造經濟升級版的客觀要求。然而，許多人可能對“供給側”了解並不多。
為什麼今天的中國經濟要強調“供給側”改革呢？
“供給側”在經濟學領域雖然並不是一個新鮮詞彙，但一直沒有受到足夠重視。我在2013年和同道者發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對經濟學界關於“供給側”的認知變化感觸頗深。
在過去的需求管理理論中，掌握好投資、消費出口這“三駕馬車”就認為可處理好經濟運行的動力問題。金融危機衝擊下，在一線承擔決策責任的一人物發出了這樣的疑問：為什麼沒有經濟學家稍微清晰一點地對我們做出預警？相關的反思中，首先要看到已有經濟學理論的不足，應比較直率地指出：主流經濟學的認知框架其實是不對稱的。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和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存在著一種共同失誤，他們在理論框架裡假設了供給環境，然後更為強調的隻是需求端、需求側的深入分析和在這方面形成的政策主張，他們都存在著忽視供給端和供給側的共同問題。
僅將“三駕馬車”放在需求側看待，這一認識並不完整。比如，僅從需求側看消費，就帶有過強的靜態特征和認識局限，許多新消費動力的產生並非因為消費需求發生了變化，而恰恰是對消費的供給發生了變化。比如以手機產品為例，在還沒有被發明出來前，是沒有這一塊消費需求存在的。在這種新興產品投放市場後，直接的表現就是供給側變化使需求側產生了相應增量，這僅從需求側無法觀察到。
在經濟學給與需求是同時存在的一對關繫。總體而言，政府的需求管理是，側重於在反周期概念下，各個年度短期視野內調節經濟生活中銀根的松和緊、施行總量的刺激或收縮。供給管理則更多地著眼於中長期和全局的發展後勁，考慮不同角度的結構優化，區別對待、突出、兼顧一般、協調匹配等，而且需要引入制度供給問題，把物質生產力要素與人際生產關繫變革打通來尋求優化方案，顯然，供給管理的復雜程度遠遠高於需求管理。
從應對亞洲金融危機和金融危機衝擊的實踐來看，我國在“反周期”總量調控為主的需求管理軌道上，繼續可用的調控手段和作用空間已明顯受限，僅以短中期調控為眼界的需求管理已不能適應客觀需要，亟須注重在整個經濟體繫的供給側，如何組織實施政府“理性的供給管理”。
當前，按照“新常態”概念看，經濟運行中“新”顯然已明朗化，但是“常”還沒有實現，需要在運行中完成探底，在整個經濟企穩後對接“增長質量提升”境界，而且盡可能長久地形成中高速增臺。為了處理好新階段“動力機制轉換和優化”問題，需要考慮“怎麼促使微觀經濟主體潛力和活力充分釋放”，需要建構經濟增長的新動力機制。
在傳統的需求管理還有一定作用和優化提升空間的同時，我們迫切需要以創造新供給來釋放新需求，通過著力改善供給環境、優化供給側機制，是通過制度供給，大力激發微觀經濟主體活力，構建、塑造和強化我國經濟長期穩定發展的新動力。
我所在的給經濟學研究群體已努行了多年的供給側研究。我們認為中國最根本的改革開放大政方針下的轉軌，首先是作為一種制度供給，支持了前30多年所取得的成就，一步深化改革的任務又異常艱巨。當前，我國經濟仍面臨嚴重的供給約束和供給，是我們在改革深化中所必須解決的、實質性供給側創新的“攻堅克難”。
003004支持經濟增長是長期增長的要素，所謂“動力源”，在理論上分析主要是五個方面：勞動力，土地和自然資源，資本，科技創新，制度。主要的國際經驗都表明，各個經濟體入中等收入階段之前，前面三項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容易比較多地生成和體現出來。一般經濟體在發展過程的初期與“起飛”階段中，強調所謂“要素投入驅動”、體現為粗放發展，是和這有關的。入中等收入階段之後，後面兩項即科技創新、制度方面，可能形成的貢獻會更大，而且極為關鍵。時下熱議的所謂“全要素生產率”，主要就是指後面這兩項能夠給予的新支撐。
所以，中國新時期的增長動力構建，實際上是工業化、城鎮化、市場化、國際化、信息化，加上政治文明概念下的民主法治化發展過程中經濟生活供給側的五大要素，需合乎規律地優化形成升級版的混合動力體繫。結合我國實際情況，這幾大要素都存在明顯的供給約束和供給，需要通過全面的制度改革化解制約，是使後兩項要素更多貢獻出對前三項要素的動力替代效應一步釋放經濟社會微觀主體的潛力，提高經濟增長活力，也即所謂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提高全要素生產率”，落在提升供給體繫的質量和效率上。
作為一個轉軌中的發展中大國，我們要追求“追趕—趕超”、後來居上的現代化。過去我們更多依靠“後發優勢”，現在必須努力轉為更多地爭取供給側發力的“先發優勢”，這樣一個大思路定位必然是守正出奇，即在充分尊重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總體決定性作用的同時，要在政府履行職能方面有意識地把總量型需求管理與結構型供給管理相互結合，是把理性供給管理作為“十三五”規劃及中長期中國經濟升級發展、可持續發展的內在要求和重要組成部分，並緊密結合“有效制度供給”這一改革的關鍵。
經濟學是一門與實踐密不可分的致用學科，新供給經濟學是在中國本土研究者中抱著“經世濟民”的情懷與追求產展起來的。我很期待這樣的學術理論研究能夠避免走“空談”的迷途，而實實在在地做到胸懷、腳踏實地，在“不唯上、不唯書、隻唯實”的道路上為中國經濟發展、社步服務。本書作為新供給經濟學的簡明讀本，在中信出版社喬衛兵副總編及相關工作人員的寶貴支持、共同努力下得以較快面世，在此深表感謝！我與合作者蘇京春博士也衷心期待著在“供給側”改革及相關問題的認識思考與深化研討中，得到各位讀者的指教！

結 語
“供給側改革”現已成為各方熱議的一個主題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事關我們如何認識、適應並經濟增長“新常態”而對接“全面小康”和“”這一全局。
從概念上講，“需求”和“供給”是經濟社會中相反相成的一對概念，政府的調控職能，就在於怎麼樣實現總需求和總供給的動衡。在調控的“技術路線”上，過去就已很清楚地區分為需求管理和供給管理，而現實生活中經驗比較豐富、比較成熟的主要是需求管理，它屬於總量型，指標是單一可通約的，就是掌握整個市場中的流動性，以對銀根的抽緊或者放松、總需求的或刺激來實施反周期作。中國改革開放後，是“南方談話”確立市場經濟目標模式之後，也在這方面積累了相對豐富的反周期的需求管理調控經驗。
然而過去中外從理論到實踐，應該講長期忽視了供給管理，雖然必定會有所涉及，但是認識很不繫統。過去中國的政策實踐中已多次強調過“定向寬松”，所謂“定向調控”，這說的是什麼？絕對不是講需求管理，而是屬於供給管理的命題。供給管理中的結構特征是鮮明的，指標復雜得多，絕對不是需求管理中單一貨幣供應量值和有效需求量值的指標，涉及各種各樣的結構問題和區別對待、突出、兼顧一般的權衡問題。盡管理論界過去的分析認識還相當薄弱，但可觀察到的調控實踐給管理經驗總結卻不可回避——事實上，美國人在自己的金融創新走過了頭，引發次貸危機、金融海嘯、最後衝擊全的金融危機之後，在應對危機中跳出主流經濟學教科書框架而實行了區別對待、突出的供給管理措施，最關鍵的是運用公共資源對花旗、“兩房”注資，一直走到對實體經濟層面的通用汽車公司注資，極大地扭轉了市場預期，帶來了以後使全局穩定下來的走向復蘇的新階段。現在美國已告別量化寬松入了升息軌道。中國這幾年在積極探索貨幣政策的所謂總量型政策工具的結構化運用方面，也體現了過去需求管理所不能夠解釋的政策要點，財政政策方面更是不得不注重和多次強調結構優化問題。
從基本原理來說，需求是經濟生活中的原生動力，但供給側對需求側的響應機制及其特征，卻恰恰纔是劃分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不同時代的決定性因素。以供給側視角看人類社會發展，從人與物關繫形成的生產力角度和人與人關繫形成的生產關繫角度，都可以合乎邏輯地看出，實際上人類社會一步步發展起來，就是在人必然有的需求要得到滿足這樣一個原生動力之下，在供給側會不斷對需求做出響應，而這種響應機制必然在創新中間一步步地向前走，也一個臺階一個臺階地往上走。所以一開始人類脫離動物界，是以采集和狩獵為供給特征的最初階段，後來上升到農業文明、工業文明，工業革命後又經歷蒸汽時代、電氣時代、自動化機械時代，而現在我們是處於信息革命的高新技術時代，是以互聯網為標志的新產業革命時代，這都是供給側的創新，使我們一個一個階段發展起來。生產力的特征和根本上由它決定的生產關繫特征，依學理分析，都是發生在供給側，生產力裡面的勞動力、勞動對像和勞動工具，都是供給體繫中不同要素的結構性劃分，更有現實生活中的產業結構、區域結構、組織結構等等——我們必須處理好諸如此類的結構問題，而生產關繫，更是所謂結構性改革要處理的制度供給如何有效與優化的問題。
對於中國來說，作為轉軌的經濟體，要實現現代化，關鍵的供給首先就是制度供給，改革就是要解決以“生產關繫的自我革命”解放生產力的問題。我們過去在需求管理中有“三駕馬車”這樣的認識，其一定意義上的積極貢獻，就是把需求這個總量型管理問題開始結構化了，但是結構化的邏輯在需求側無法展開和完成，必然要傳導、轉移到供給側，並完成供給機制和整個供給體繫構建問題。過去人們一向注重需求管理，所內含的理論假設是供給側環境為競爭，由市場自發解決結構問題，但恰恰實際生活表明，競爭理論假設在現實中必須做矯正還原，考慮不競爭的市場中怎樣理性地加上政府的結構優化政策措施，以合理資源配置優化——這一新認識框架客觀上所要求的，總體而言，是既避免市場失靈也要遏制政府失靈，這當然就復雜得多。新供給經濟學的理論創新努力，是在供給側打通物質生產力和人際生產關繫的視角，把制度創新、管理創新、技術創新的互動與結合處理好——中國現在最主要的發展理念、排在第一動力位置的創新驅動，實際上就是要把制度創新、管理創新、技術創新相結合，而三層互動裡面最關鍵的，是要把握好以制度供給為龍頭的全面改革階段的攻堅克難。
當下給側改革概念，直接對應了對現在的“新已明朗、常未實現”的新常態怎麼樣認識、適應和的問題。在這個方面，我們主觀可為的有統領意義的事項，是黨的以後，黨的十八屆三、四、五一路走來，依據決策所要求的全面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和體繫化的現代發展理念，如何通過供給側創新為主的繫統工程實現新一輪生產力的解放。所以，從基本、核心的理念上講，所謂供給側改革，實際上強調的就是改革為統領、結構優化為著眼點、使供給體繫質量效益提升、在深化改革中解放生產力的繫統工程。經濟增長中間“中高速”的直觀表現到底是7%左右，還是65%左右，不是關鍵——雖然“十三五”規劃期間需要年均GDP增速652%以上，纔能對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指標，但真正關鍵的是在底線守住的時候，還一定要追求經濟增長質量提高，還要形成長期發展的後勁。這樣的供給側視角，又明顯不同於需求管理的年度短中期視角，必然追求短期與中長期的銜接、追求實現長期的戰略性的目標。所以我們認為，黨的以來中央決策層的精神實質，是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同時，還必須使三以來部署的頂層規劃中的改革任務，取得決定性成果——換句話說，相對容易實現的全面小康，如不匹配上全面改革取得決定性成果，這個全面小康的價值會大打，因為全面小康隻是實現過程的一個節點，關鍵在於形成後面的可持續性和發展後勁。
以上這些應屬於對給側改革的基本理解。具體分析有更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