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本書從較長時期的大歷史視野出發，采用一繫列專題的形式，通過對*新前沿研究成果的介紹，揭示世界各經濟體之間不同歷史經驗對經濟發展差異的影響。這些專題不但涉及文明起源、地理大發現、奴隸貿易、工業革命等人類社會發展的重大歷史事件，也涉及戰爭衝突、疫病傳播與擴散、人口遷移等重大經濟社會政治問題等。本書不僅對當前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歷史經驗， 而且通過對歷史遺產、歷史自然實驗等相關問題的考察，進一步突出了歷史在理解經濟發展的重要地位，幫助讀者進一步理解繁榮與貧困的歷史根源。

內容簡介

為何有些國家貧窮，而另一些國家富有？這一問題一直是經濟學家以及政策制定者試圖回答和解決的重要問題。截至目前，無論是古典經濟學家，還是新古典經濟學家，均從物質資本積累、人力資本、技術進步等直接因素，解釋國家之間經濟績效差異。盡管20世紀末以來，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越來越注重地理、制度、文化等深層次間接因素的考察，但除此之外，不同國家的歷史經歷也是世界各經濟體經濟社會績效差異的重要決定因素，而歷史因素往往在現有研究中被我們所忽略。本書主要從歷史視野出發，通過一繫列專題問題（如戰爭、疾病、哥倫布交換、奴隸貿易等）的討論，不僅對人類歷史上重大事件進行討論，同時尋找當前世界各國經濟繁榮與貧困的歷史根源，考察引起經濟增長的人力資本、物質資本、技術進步形成與積累的歷史決定因素，進一步揭示歷史事件與現實經濟績效之間的互動關繫。

作者簡介

李楠，復旦大學經濟學院經濟繫教授。2011年獲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博士學位。主要研究領域為發展經濟學、歷史計量分析、中國傳統社會經濟與政治以及藝術品金融等。先後在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Austral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經濟研究》、《歷史研究》等國內外*級期刊發表論文30餘篇。2013年入選上海市浦江人纔計劃。曾獲教育部高等學校科學研究成果（人文社會科學）二等獎、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成果一等獎、三等獎。近期與其研究團隊從事的研究主要包括：近代中國大規模疫病流行、自然災害、社會衝突對經濟社會發展的長短期影響；近代中國地權制度；以及中國歷史上文化起源、文化整合、文化擴散對經濟發展的長期影響等。

目錄

章  世界發展的差異：現實與歷史       1 

第二章  被忽略的因素：歷史對理解發展重要嗎？        26 

第三章  地理與發展：國家財富已經被上帝決定了嗎？        66 

第四章  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        98 

第五章  宗教信仰與經濟發展        134 

第六章  逃離馬爾薩斯陷阱：人口結構與變遷        166 

第七章  撒旦的詛咒：瘟疫、疾病與經濟發展              201

第八章  戰爭、暴力衝突與經濟發展            235 

第九章  新航路開闢、哥倫布交換與貿易          277 

第十章  移民改變歷史：從走出非洲到移民新大陸            306 

第十一章  非洲悲劇：奴隸貿易對非洲的影響            340 

第十二章  為什麼工業革命始於歐洲？          368

第十三章  結束語：我們學到什麼，我們將走向何方？            391 

主要參考文獻                 407 

後記               417

試讀

宗教影響經濟發展的第三個重要機制是宗教通過宗教倫理教化民眾、穩定社會，進而實現促進經濟發展的目標。多數宗教教義都教導人心向善，因此無論在歷史和現實中，依然有部分國家政教合一，將國家治理與宗教信仰緊密結合在一起。

宗教信仰對經濟社會發展所起的穩定作用主要體現在，當一個國家或者地區發生自然災害等外生經濟衝擊時，宗教倫理往往可能有助於增加社會穩定，降低爆發農民起義或者社會衝突的可能，進而有利於統治者統治。對於宗教文化是否對社會穩定產生影響，作為災荒之邦的中國可能提供了較好的案例。

中國災荒之多，世界罕有，就歷史文獻記載來看前18世20世紀，在將近4000多年的歷史中，幾乎無年不饑荒。因此，西方有些學者將中國稱為“饑荒的國度”（The land of Famine）。僅在清代統治的296年間，災害總計為1121次。其中，旱災201次、水災192次、地震169次、雹災131次、風災97次、蝗災93次等。[1]在災害頻發的時候，社會穩定便成為國家治理的重要問題。尤其在重大災害爆發時，糧食歉收，巨大的經濟衝擊往往導致底層民眾被迫揭竿而起，發生社會衝突或農民起義，進而威脅國家統治。因此，此時宗教教化往往可以起到增加社會穩定，有助於社會治理的作用。

在中國傳統社會，自西漢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儒家被國家所推崇，是中國傳統社會規模*大的宗教。儒教與佛教、道教並稱為三教，並且以“儒家思想”為*高信仰。儒家尊孔子為先師，後人為了與崇尚黃老列莊等道家思想的道教區分，從南北朝開始將“儒教”稱作“聖教”，故孔子亦被尊為儒教聖教主。儒教推崇儒道，倡導王道德治、尊王攘夷和上下秩序，與此同時，儒教也崇尚等級制度，並用“三綱五常”來維護社會倫理道德、政治制度。因此，儒教對中國的宗教與社會穩定起到了無法估量的作用，這也是中國沒有宗教戰爭的原因之一。

關於宗教倫理是否有助於社會穩定，龔啟聖與馬馳騁兩位學者利用清代1651—1910年《清實錄》中山東省各縣災害數據對儒教文化是否減緩經濟衝擊下的社會衝突進行考察。兩位學者首先展示了清代山東行省從1650—1900年農民起義與自然災害的統計信息。從中可見，在整個清代統治時期，山東省平均每年發生300餘次自然災害，特別是在晚清時期，隨著國家能力的削弱，公共基礎設施投資不足，導致災害頻發，晚期災害爆發頻數是清代中期的1倍以上。同時，我們可以看到，隨著自然災害的增多，農民起義的數量也呈現同步上升的態勢。由此可見，自然災害所形成的經濟衝擊對社會穩定的影響。接下來，又給出了不同地區農民起義與儒家文化影響差異的信息。農民起義主要發生地點集中在山東省魯西南地區以及膠東地區，這些地區恰好也是山東省歷年自然災害頻發、農業欠產的地區。此外，通過將烈女、孔廟等與儒家文化具有較強相關關繫的變量作為儒家影響代理變量進行識別時，他們發現凡是在儒家文化影響較強的地方，社會衝突與農民起義發生的頻次相對較少，而在那些儒家文化影響較弱的地區，社會衝突與農民起義爆發的頻次相對較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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