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如何有效回應新需求、解決新矛盾是擺在執政者面前的新課題。為此，十九大報告提出，“要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提高社會治理的社會化、法治化、智能化和專業化”。其中社會治理的社會化要求政府調整與社會關繫，逐步將社會治理事務的職能通過購買服務的方式交由社會力量承擔。黨的十九屆五一步要求“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構建社會組織協同”。因此，通過向社會組織購買社會服務項目行社會建設已經成為現階段我國各級政府治理創新的重要手段之一。基層政府通過項目形式突破了原有科層的碎片化障礙，社會服務的供給由單位制向項目制轉變。然而，項目作為一種市場化手段，在基層社會服務供給過程中並未始終呈現出契約化特點。通過經驗觀察發現，政府在社會服務項目過程中，有時采用市場化手段，有時則傾向於延續科層機制。在不同的項目類型中，基層政府呈現出差異化的行為邏輯，社會組織也並非配合政府的行動策略，呈現出策略性的與基層政行合作的特點體而言，社會服務項目制運作下的基層政府與社會組織呈現出科層與市場互嵌的行為邏輯。那麼，社會服務項目制究竟是如何產生並運作的？為何在項目運作中基層政府與社會組織會呈現出差異化的行為邏輯？已有關於項目制的研究雖然強調項目制是介於科層制（制、雇用制、常規制）與市場制（制）之間的一種混合形態，但關於政府何時使用科層邏輯、何時使用市場邏輯以及這種邏輯對社會組織的行為邏輯產生了何種影響，並沒有給出繫統的解釋。且項目制早已溢出財政領域，成為基層政府社會治理領域一個重要制度現像，項目制的解釋邏輯也應該跳出上下級政府的縱向解釋框架轉而兼顧政府與社會組織的橫向解釋框架。此外，已有關於政府購買服務中政社關繫的研究雖然呈現了在某個特定環境下政府與社會組織的行為策略或關繫形態，但對雙方在不同環境下的行為差異和造成這種差異的原因分析不足。本書從社會服務項目制視角出發，圍繞“介於科層與市場之間的社會服務項目制是如何產生的？”“社會服務項目制與財政領域的項目制有何區別？”“何種情況下基層政府呈現出科層化邏輯？何種情況下又偏向於合同化邏輯？何種情況下又呈現出科層與市場互嵌的邏輯？”“基層政府在這種互嵌中表現出了何種行動策略，社會組織對此又采取了何種應對措施？”“科層、市場或互嵌的行為邏輯會對政府與社會組織各自產生何種影響？”幾個核心問題，建構了社會服務項目制的分析框架：社會服務項目制運行中的激勵與控制程度影響了政府和社會組織在項目運行中的行為邏輯，即社會服務項目的目標一致性、資源依賴度、監管嵌入性強弱及其不同組合造成了政府遊走於科層與市場之間的行動策略，社會組織對此行策略性合作。本書選取F市N區H街道社會治理創新項目為分析單位，通過對H街道四種不同類型的社會服務項行了多案例分析。本書試圖呈現中國場景下社會服務項目制的運作邏輯，以此來尋求政府購買服務在社會治理和社會服務供給中的積極作用，並對社會建設中的技術理性問行反思。感謝H街道辦事處、各職能部門、社工中心的所有工作人員對我調研工作的幫助和支持。感謝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呂小軍主任和她的團隊為本書出版所付出的辛勞與努力。感謝家人的鼓勵與支持。

節 研究背景與問題的提出

公共服務供給是政府的重要職能之一。計劃經濟時期，單位制作為一種整合社會資源的形式，控制了社會中幾乎所有的組織形態，這種高度集權的治理構成了一種“

一、問題的提出

從1995年上海浦東新區購買上海教青年教會的服務開始，各大城市政府掀起了政府購買社會服務的熱潮。201pan>年，《國家基本公共服務體繫“十二五”規劃》的頒布預示著從頂層推動政府購買社會服務的開始。2012年，國家投入2月分別發布《中央財政支持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服務項目公告》和《關於政府購買社會工作服務的指導意見》，由此，制度化的社會服務項目制供給模式逐漸成為。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地為先導，特大型城市政府用於購買社會服務項目的經費不斷增加。以廣州市為例，從201pan>年起，隨著《關於加快街道家庭綜合服務中心建設的實施辦法》（穗辦〔201pan>〕22號）的頒布，廣州市加快了政府向社會組織購買服務的步伐。

20pan>年，廣東省社會工作專業人纔隊伍建設工作會議在廣州召開，會議決定今後廣州將在133個街道建設家庭綜合服務中心（以下簡稱“家綜”），計劃投入2.6個社工服務站（家綜），投人規模量穩居全國前列。

在政府職能轉變的過程中，政府與社會的關繫也隨著社會服務的合同發生了變化，國家與社會不再關繫，社會逐漸在政府職能轉變的過程中生長起來，從“相互排斥的磁斥結構逐漸轉變為磁吸、耦合的治理結構”②，學界對政府與社會組織的關繫研究隨之興起。其中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