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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紀20年代，整個倫敦正忙著把自己灌得酩酊大醉。整個城市都陷入了對杜松子酒的狂熱之中，這種現像的出現很大程度上是由那些從農村來城市找工作的人推動的。杜松子酒具有不少吸引人的特質：釀造它的谷物在當地就能買到；它的包裝比啤酒更有型；它比進口葡萄酒便宜得多。因此杜松子酒成了那些承受著新城市生活重壓的新興人群的一種麻醉劑，生活壓力催生了一繫列新的行為，包括對杜松子酒的狂熱。

賣杜松子酒的手推車在倫敦街頭隨處可見；如果買不起一整杯的話，可以隻買一點解解饞；如果你醉了需要睡一覺來解酒，可以找一家價格低廉的小旅館，租一張按鐘點出租的草席來休息，而這門生意也相當興旺。對於那些突然陷入一種陌生且缺乏人情味的生活的人來說，杜松子酒就像一種社會潤滑劑，讓他們不至於徹底崩潰。杜松子酒能讓它的消費者一點一點地崩潰，這是一種城市規模的集體性酗酒。

對杜松子酒的狂熱確有其事：18世紀初，人們對杜松子酒的消費激增，甚至當啤酒和葡萄酒銷量不佳時依然如此。這也是一種認知的轉變。英格蘭的權貴們對他們在倫敦街頭看到的景像越來越警覺了。人口數量以一種史無前例的速率增長，可以預見隨之而來的一繫列生活環境、公共衛生以及各種犯罪問題的不斷滋長。尤其讓他們感到不安的是，倫敦的婦女也開始沉溺於酒精，她們經常聚在那些有男有女的杜松子酒廊裡，用自己的行為來肯定杜松子酒對社會規範的腐蝕作用。

人們為什麼會喝杜松子酒並不難理解，它兼具口感好與容易讓人喝醉兩種特點，是一種迷人的混合物，尤其是在一個頭腦清醒、行為節制被高估的混亂世界裡。在早年的工業社會中，飲用杜松子酒為湧入城市，尤其是集中在倫敦的人群提供了一種應對機制。工業化使倫敦成了人口流入※多的城市。從17 世紀中葉到18 世紀中葉，倫敦人口的增速達到英國全境人口增速的2.5倍；到1750年，每10個英國人中就有1個住在倫敦，這個比例在一個世紀以前是25︰1。

工業化不僅創造了新的工作方式，還創造了新的生活方式，因為人口重置破壞了鄉村生活所共有的古老習慣，而大量人口湧入也使新的人口密度破壞了原來的城市生活模式。為了恢復工業化前的社會規範，從18世紀20年代末起，議會開始查封杜松子酒。此後歷經30 餘年，議會通過了一條又一條法律來禁止生產、消費和銷售杜松子酒。委婉地說，這種策略沒有見效，結果卻演變成了一場長達30年之久的貓捉老鼠遊戲。現實往往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議會禁止“調味烈酒”，於是釀酒商便不再在酒漿中加入杜松子。銷售杜松子酒被宣布為非法，婦女們便將賣酒用的酒瓶藏在裙子底下。還有一些頗具企業家精神的小販創造了一種名叫“喵咪咪”的櫥櫃，它被放置在街邊，顧客可以隨意接近。隻要顧客知道密碼，把錢交給裡面的賣主，就能買到一小杯杜松子酒。

平息這種杜松子酒狂熱的不是任何一套法律。杜松子酒的消費被視為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然而事實上它作為表像反映了一個真正的問題：戲劇性的社會變革，以及舊有城市模式在適應這種變革時表現出的乏力。幫助平息對杜松子酒的狂熱的，正是圍繞著倫敦令人難以置信的社會密度產生的新城市現狀進行的社會重建。這種社會重建※終將倫敦變成了大家公認的※早一批現代化城市之一。當談論起“工業化社會”時，我們所說的很多制度事實上都是應工業化環境而生，而非由工業化本身造成的。互助型社會使除了家族和宗教關繫外的人們也能共同管理風險。集中的人口促使咖啡館以及後來的餐館遍地開花。政黨也開始招募城市中的窮人，並將響應他們的人提名為候選人。隻有在城市密度不再被視為危機，而僅僅被當作一個事實甚至機會時，纔會出現上述這些變化。

造成杜松子酒大量消費的原因，有一半是人們想通過麻痺自己來抵御對城市生活的恐懼，而這種消費開始回落時，又是因為新的社會結構減輕了這種恐懼。人口數量和社會總財富的增長使創造新的社會制度成為可能。和喪失理智的群眾不同，新社會的建築師們察覺到，工業化的副產品—某種公民盈餘（civic surplus）出現了。

那我們呢？我們在歷史上的代際變遷又是怎樣的呢？那一部分仍時常被我們稱作“工業化社會”的全球人口，事實上早已轉變成後工業化形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出現了農村人口流失、城市化發展以及郊區人口密度增長的趨勢，輔以在幾乎所有人群中都不斷提高的教育水平，標志著願意思考和交流而不是生產或運輸物料的人口的空前增加。在這種轉變過程中，我們的“杜松子酒”，一種雖飽受批評卻能讓我們在由一種社會轉變為另一種社會的過程中放松的潤滑劑，會是什麼呢？

答案是情景喜劇。看喜劇、肥皂劇、古裝劇以及各種娛樂節目，侵吞了發達國家公民的大量自由時間。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持續增長的國內生產總值、教育水平以及人均壽命迫使工業化社會去努力解決一個全國性的、之前從未遇到過的問題，那就是自由時間。受教育人群可支配的自由時間不斷累積並激增，究其原因，一是受教育人群自身數量飛漲，二是人們壽命越來越長但工作時間卻越來越短。（有部分人口在20 世紀40 年代前便經歷了教育和自由時間的急劇上升，但當時這種趨勢僅發生在城市地區，

並且大蕭條推翻了很多當時的潮流。）這一改變還削弱了消磨時間的傳統方式，而這種削弱是郊區化的產物—遠離城市，遠離鄰裡，不斷更換工作，不斷搬家。戰後美國每年積累的自由時間總計有數十億小時之多，但是人們野炊的頻率卻不斷降低，保齡球社團的數量不斷減少。我們究竟用這些時間做什麼去了？答案是，大多數情況下，我們在看電視。

我們看《我愛露西》（I Love Lucy） ， 看《蓋裡甘的島》（Gilligan’s Island），看《馬爾柯姆的一家》（Malcolm in the Middle），看《絕望的主婦》（Desperate Housewives）。我們有太多有待消磨的自由時間，但能消磨這些時間的趣事卻太少，於是每個發達國家的公民都開始看電視，好像這是一種義務似的。很快，看電視就消耗掉了人們※大部分的自由時間：人們平均每周花在看電視上的時間超過了20小時。

在媒介史上，隻有廣播和電視一樣做到過無處不在，並且很多時候，收聽廣播都伴隨著其他活動，比如工作或者旅行。而通常情況下，對大多數人來講，看電視就是他們在從事的活動。因為電視同時調動視覺和聽覺，甚至隻是稍微關注一下的人都會挪不開步子。作為消費的先決條件，電視把人們粘在了椅子和沙發上。

情景喜劇就是我們的杜松子酒，是在面對社會變遷危機時的一種能夠無限擴張的反應。通過飲用杜松子酒的行為，不難解釋為什麼人們會看電視節目，因為有一部分確實不錯。令人難以解釋的是，收看電視節目是怎麼一步一步成為每一個發達國家公民的第二職業的。藥理學家會說：“過量成毒藥。”適量攝入酒精和咖啡因都沒問題，可過量就會致命。同樣，電視的問題也不在於節目的內容，而在於節目的量：對於個人以及整個文化的影響都取決於量。我們不僅收看好節目和爛節目，其實我們什麼都看—情景喜劇、肥皂劇、電視導購節目以及家庭購物節目。人們往往在關心當時正在播放什麼節目之前，就已經決定要看電視。關鍵並不在於我們看什麼，而在於我們一生會看多長時間。某個出生於1960年的人到目前為止已經看了約5萬小時的電視節目，而且很有可能在他離世之前還會再看3萬小時。

這種狀況並非美國獨有。20世紀50年代以來，任何一個GDP持續增長的國家都無一例外地會面臨人類事務的重新排序。發達國家社會做得※多的三件事，分別是工作、睡覺和看電視。盡管已經有相當多的證據表明看電視過多是造成人們不快樂的原因之一，但現實依然如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