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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跟你說，有這麼一個人，幾十年走南闖北東去西行，坐火車不僅刻意不買票，還把逃票當成了一種刺激、一種興致，甚至當成了一種癮頭，你信嗎？
如果我再說，這個人近些年非但不貧窮，腰包裡還多有餘資閑銀，並時常有些大大方方的扶貧濟困之舉，他所供職的單位也從來不在他的差旅票據上刁難，而且他在鐵路上還不乏手握實權的朋友，在車票難搞的客流高峰時段也隻需一兩個電話，便有人將原始股一樣的車票送到他的手上，可他仍要獨自品嘗那種無票乘車的興奮與刺激，這你還信嗎？
信不信由你，反正我信。
我信的理由很霸道，因為我就是那個人。
而且，除了我，還有我至深至厚的一個朋友。
我的逃票生涯是從十歲開始的。那年是1960年。1960年像一塊燒得通紅的烙鐵，壓在像我這歲數的人（當然，還包括所有比我年長的中國人）的心頭上，那印記可就相當深刻啦。因為天災，也因為人禍，中國人挨了連續三年的好餓，鄉下人連樹皮都剝光了，據說因饑餓而死的人不止千萬！當時我家住城市裡的平房，我媽在南窗下圈出一個小欄子，在裡面養了六隻雞。對，你問的不錯，人都餓得眼兒藍，哪還有糧食喂雞？可雞比人好將就啊，籽野菜啥都喫，薅野菜擼籽正是當年我這麼大的孩子力所能及的活計，還有上山捕螞蚱下河抓蛤蟆也正是孩子們樂此不疲的遊戲，須知，螞蚱和蛤蟆可都是禽類絕好的美味佳肴啊。
養雞盼下蛋，可雞蛋卻很難進入我們的嘴巴，甚至一家之主的老爸都輕易難享得這份待遇。我媽對雞蛋的處理是賣掉，再用賣蛋的錢去黑市上買來高價的糧食，好讓鍋裡的菜粥變得稠厚一些。我家共有姐弟六人，加上爸媽就是八口，外加年節還要孝敬鄉下的爺爺奶奶姥姥姥爺，僅靠爸爸一人的工資休想再買回一粒黑市的糧食，因此一家人對家庭主婦的戰略決策都無異議。民以食為天，食以糧為主，不經那個年月，哪會有如此深切的理解。
別人無異議，我卻有委屈，因為賣雞蛋的任務隻能責無旁貸歷史性地落在我的頭上。爸爸要上班，媽媽要持家務，有無時間且不論，若大人們賣雞蛋的事一旦被單位和街道知曉，輕則上會檢討，重則開除公職甚至送去勞教，那叫走資本主義回頭路，滿都在喊“階級鬥爭一抓就靈”，還了得？而我的兩個姐姐則正在讀初中，除了功課緊，女孩子臉皮薄，也是媽媽不舍對她們實行高壓政策的重要原因。三個弟弟或還穿著開襠褲，或正七歲八歲討狗嫌，又豈能擔此保家衛腹的重任？我是家裡男孩的大頭頂（長子），在經過無數次的好言撫慰惡語咒罵以至掃帚疙瘩雞毛撢子劈頭蓋臉的思想工作之後，便隻能噙著眼淚屈服於慈祥母親深謀遠慮的遣將安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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