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雖說我從沒上過銀幕，我卻是在電影裡長大的。魯道夫·瓦倫蒂諾還來參加過我5 歲的生日宴會呢——他們跟我說大概是這樣的。我把這些記錄下來隻是想說明，即使在我還不諳世事的年齡，我在所處的位置上就可以縱觀時代的滾滾車輪了。
我以前本打算寫一本回憶錄的，書名就叫《制片商的女兒》，可是在18 歲那個年齡哪有時間來干這些事呢？沒寫也好——寫出來也會像洛莉·帕森斯的專欄文章一樣，索然寡味。我父親是從事電影業的，這就跟別人是從事棉花業或者鋼鐵業的一樣，我淡然處之。無論好萊塢怎麼糟糕，我大不了像被指派到鬧鬼的屋子裡去的鬼怪，逆來順受就是了。我知道你會怎麼想，可我偏偏害怕不起來。
這話說起來容易，可要別人理解就難了。我在本寧頓學院上學的時候，那裡的一些英文老師裝得對好萊塢和那裡制作的電影漠不關心，實際上卻恨死它了。這種仇恨是如此之深，就好像好萊塢會要了他們的命似的。甚至在此之前，當我還在修道院裡上學時，就有一位和藹可親的小個子修女向我索要過一個電影腳本，她說，她是怎麼教學生們寫散文和小說的，她就要“怎麼教她們寫電影劇本”。我把那個腳本給了她，我猜想她左也為難，右也為難，不過她在課堂上從沒提起過這個事，後來她滿臉驚慌惱火地把本子還給了我，沒做一句評論。我想我下面要講的這個故事的際遇也會相差無幾吧。
你可以跟我一樣想當然地認為好萊塢就是好萊塢，你也可以采取我們對待所有不理解的東西的態度，對它鄙夷不屑。其實好萊塢還是可以理解的，隻不過有點模糊和閃爍罷了。真正能把解答電影之謎的整個方程式記在腦子裡的人不會超過半打。也許對一個女人來說，真實地了解好萊塢的運行機制的最佳方法，莫過於去了解這其中的一個男人。
我是在飛機上開始了解這個世界的。從中學到大學，父親一直讓我們乘飛機飛來飛去。我上大學三年級時姐姐去世了，此後我就獨自一人飛來飛去，這樣的旅程總是讓我想起她，使我心中有幾分沉重和抑郁。有的時候我會在飛機上遇到我認識的電影界的人，偶爾還會遇到令人心儀的男大學生——不過在大蕭條時代這樣的機會並不多。飛行途中我很少真的睡著，由於心中想著埃莉諾姐姐，加上東海岸到西海岸之間那種強烈的割裂感——所以，至少在我們離開田納西那些孤零零的小機場之前，我是不會入睡的。
這次飛行顛簸得非常厲害，乘客們早早地分成了兩撥，一撥是那些立馬就睡覺的，另一撥是那些壓根兒就不想睡覺的。在我對面有兩個乘客就屬於後一撥，而且從他們斷斷續續的談話中我非常肯定他們是從好萊塢來的——其中一個看樣子就知道，他是一個中年猶太人，一會兒緊張而興奮地說著話，一會兒悲傷而沉默地在那裡蹲坐著，好像隨時準備從飛機上跳下去；另一個是個臉色蒼白，相貌平平，身體健壯，30 歲開外的男子，我敢肯定我以前見過他。他也許去過我們家吧。但他去的時候可能我還是個小孩子，所以他沒認出我來我也沒生氣。
女乘務員長得高挑，俊俏，皮膚黑得發亮，正是人們趨之若鹜的那種類型——她問我是否可以幫我整理一下鋪位。“對了，親愛的，你是要一顆阿司匹林，”她靠在座椅的邊上，隨
著6 月的颶風不由自主地來回搖晃，“還是要一顆寧比泰？”
“不用了。”
“我一直在忙著照顧別人，還沒來得及問你。”她在我身邊坐下，扣上我們倆的安全帶，“要口香糖嗎？”聽她這麼一說，我纔想起我嘴裡的一塊已經嚼了幾個小時，早該吐掉了。我撕下一頁雜志將它裹起來，丟進了自動煙灰缸裡。“懂規矩的人我一眼就分得出來，”乘務員稱贊說，“隻要看他們是不是先把口香糖包起來再放進去。”我們在半明半暗、搖搖晃晃的機艙坐了一會。機艙裡就像午飯與晚飯之間的黃昏時分的一家時髦餐館。我們都在消磨時間——而又沒有明確的目的。我想即使是乘務員也不得不時刻提醒自己為什麼會來到這個地方。
她和我聊起了一個我認識的女演員，兩年前她曾經跟她一道飛往西部。當時正值大蕭條步入低谷的時候，年輕女演員不停地望著窗外，那聚精會神的樣子使得乘務員生怕她想跳下去。不過看起來她害怕的不是貧窮，而隻是革命。
“我知道媽媽和我準備干什麼去，”她對乘務員說了真心話。“我們準備去黃石公園，我們去那裡僅僅是為了等這場風暴過去。然後我們再回來。他們不殺害藝術家的——你說對吧？”
這一說法讓我高興起來。眼前浮現出一幅優美的畫面，善良的托利熊們給女演員和她媽媽拿來了蜂蜜供她們食用，溫順的小鹿們也從鹿媽媽那裡拿來了他們喫不完的奶，到了晚上就依偎她們身邊，給她們當枕頭。接著，我也告訴乘務員說，在那段美好的日子裡的一個晚上，律師和導演把他們的計劃告訴了父親。如果補助金大軍占領了華盛頓，律師在薩克拉門托河裡藏了一條小船，他們可以逆流而上，去上遊躲避幾個月再回來，“因為發生革命之後，總是需要律師來處理那些法律事務的。”
導演心中則多一些失敗情緒。他準備好了一套舊外套、舊襯衫和舊鞋子——他從沒說過這些東西是他自己的，還是從道具部門拿來的——他準備喬裝打扮成普通百姓。我記得父親對他說：“可是他們會檢查你那雙手啊。他們一看就知道你好多年沒干過體力活了。他們還會檢查你的工會卡。”我至今還記得導演的臉變得多麼慘白，記得他喫甜點時心情是多麼的沮喪，記得他說的那些話是多麼的滑稽和可憐。
“你父親是演員嗎，布拉迪小姐？”乘務員問道，“我肯定聽到過這個名字。”
聽到布拉迪這個名字，過道那邊的那兩個男子抬起頭來。斜眼看人——這就是好萊塢人的眼神，這眼神好像永遠是從肩膀上投過來的。接著，那個蒼白、壯實的年輕人解開了安全帶，站在我們旁邊的過道裡。
“你是塞西莉亞·布雷迪吧？”他用責怪的口吻質問，好像我一直在瞞著他似的，“我剛纔還在想我認識你。我叫懷利·懷特。”
他頂好省掉這句——因為就在此時，另一個聲音說道：“走路小心，懷利！”隻見另一個男子在過道裡與他擦肩而過，朝駕駛艙方向跑去。懷利·懷特愣了一下，回過神來朝著他背後頂了一句：
“我隻聽從機長的命令。”
這時我纔意識到這是好萊塢的權貴與隨從之間打趣的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