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失蹤四周後，工地多出個臭油桶
我有熬夜的習慣，所以每次睡覺前，都會把常用的手機調成靜音，防止有人在上午找我。為了應對突發事件，我還有另一個手機，在睡覺的時候打開——隻有老金和周庸知道號碼。
對在燕市生活的人而言，這種方法幾乎萬無一失——這個城市從哪兒到哪兒都遠，沒什麼要緊事，沒人會去別人家裡找人。但總有些精力旺盛的人是防不住的，比如說周庸。
他非常聽話，沒有緊急的事，從來不打備用電話，他直接上門敲門。
2016年3月的一天早上，我睡得正香，忽然被“咚咚咚”的敲門聲吵醒：“徐哥，醒了醒了，快開門快開門！”
我罵罵咧咧地爬起來給他開了門。周庸拽著一個短發姑娘衝了進來：“這是我朋友，陳二桶，混影視圈的。”
我克制住打他的衝動，給陳二桶倒了杯水，客套了幾句，然後問周庸一早來有什麼事。
周庸：“二桶昨晚卷進了挺特別的一件案子裡。哎，你給徐哥講一遍！”
陳二桶點點頭：“是這樣的，徐哥，我是搞電影美術的，就是給電影布布景、弄弄道具什麼的。”
周庸在旁邊搭茬：“網絡電影，徐哥，他們可搞笑了，網絡電影就網絡電影唄，還非管自己叫網絡大電影，也不知道到底哪兒大！”
陳二桶瞪了他一眼：“網絡大電影怎麼了？網絡大電影現在火了！”
我說：“別跑題，你接著說。”
陳二桶近在給一部叫《大腳怪謀殺案》的網絡電影做美術指導。3月11日晚，她帶著美術組的幾個人和場務，在郊區一處廢棄工地做提前布景。布景的時候，陳二桶忽然聞到了一股惡臭。她問其他人時，大家都說聞到了。
開始，他們以為是有人在這兒隨地大便產生的味道——這種事在廢棄工地裡不算新奇，就沒管，繼續做布景的工作。直到一個負責道具的姑娘發現，惡臭來自一個廢棄的圓柱油桶。她叫來了陳二桶，問怎麼辦，是否要處理。
陳二桶拿著手電，向油桶裡照了照，發現油桶裡澆築了水泥。她叫來場務研究能否將油桶弄走，怕臭味會影響拍戲。場務的哥們兒試著抬了一下，沒抬動，於是決定把桶踹倒，滾著走。踹倒油桶後，裡面的水泥碎了很多，露出了一撮頭發。陳二桶和場務嚇傻了，趕緊報了警。
我問陳二桶看見裡面的尸體了嗎。
陳二桶搖頭：“不敢看啊。但場務那哥們兒看了，說尸體弄出來後，外面全爛了，連男女都分不清。”
周庸：“不能根據頭發分辨嗎？長發是女性的概率高，短發基本就是男性。”
我說：“頭發肯定不短，要不然也不能先從水泥裡露出來。”
陳二桶看著我：“據場務說，是中長發，應該和徐哥你的差不多長。”
我問周庸，他的朋友怎麼這麼會說話。
周庸笑：“二桶的情商出了名的高。”
陳二桶瞪了周庸一眼，跟我說：“周庸天天在微信群裡吹牛，說自己又參與了什麼案子，直面兇手還救了人什麼的。我第二天一緩過來就把這事告訴他了。”
周庸點頭：“然後我就帶她來你家了。徐哥，你記不記得上次去電影院看的那部韓國電影？”
我問哪次啊？
周庸：“就那次，出來還在路口喫了那家挺一般的生煎包。”
我點點頭：“《新世界》。”
周庸：“對，《新世界》。裡面的黑幫殺人，也是把尸體用水泥澆注在油桶裡，你說這是不是黑幫殺人？或者模仿這部電影犯罪？”
我說都不排除。要是模仿犯罪還好辦一點兒，說不定有跡可循。要是黑幫拋尸的話，就會比較難搞，一是查起來危險性高，二是行為會更隨機、沒規律。
我問陳二桶：“場務那哥們兒還看到什麼了？”
陳二桶：“他說尸體是蜷縮在油桶裡的，雙手被綁在身後，腳也被綁著。”
這挺殘忍的。尸體手腳被綁，很可能是被水泥活埋了，人當時還活著，所以需要捆綁來固定。當然，也可能是死者在死後的很短時間內，就被水泥澆注了——死後兩小時尸體就會出現尸僵[]，極難卷曲，更別說是蜷縮的姿勢了。但如果是死後纔被澆注的話，這次殺人很可能預謀了很久，水泥、油桶等工具都提前準備好了。
周庸看著我：“這麼個大工程一個人能做到嗎？”我說夠嗆，除非他有超能力。
二桶走後，我和周庸說，就我們現在手裡的資料，基本無法進行後續的調查。
周庸：“那怎麼辦啊？”
我讓他找鞠優探探口風，就當閑聊，問問警方對比失蹤人口後，是否知道了死者的身份。這種事不涉及什麼機密，我們又沒問具體的，她應該能說。要是警方知道線索，就看看能不能打聽出死者的資料。
周庸：“要是警察也沒判斷出死者的身份呢？”
我告訴他，那樣的話，必須看到尸體，纔可能找到繼續進行的線索。
周庸：“徐哥你做夢呢吧？警方憑啥告訴咱查到什麼了，還讓咱看尸體。”
我說：“咱和他們合作啊，之前有過警察和公民合作查案的先例。我們又不要執法權。和鞠優談談，她了解我的能力。”
然而警方也沒有什麼線索，但和鞠優聊過後，她同意讓我們看一眼尸體。她說：“事先說好了，戴手套，別亂踫，絕對不許拍照！有什麼線索，第一時間告知警方。”
周庸向我眨眨眼：“知道了，姐！”
我們跟著鞠優去了法醫鋻定中心，鞠優把我們交給了一個叫彥肜的女法醫，說：“看著他們點兒，別讓他們拍照亂踫。”
周庸在我旁邊小聲說話：“徐哥，這法醫長得還行啊！”
我說：“你能關注點兒年齡和你差不多的嗎？這可是你姐的朋友。”
周庸：“怎麼著吧，我就喜歡姐姐！”
“長得還行的”女法醫彥肜，讓我們換了衣服、戴上口罩和手套，帶我們往冷藏室走。
周庸一直盯著人家手看，我讓他注意點。周庸：“不是，徐哥，她手上有文身。按理說法醫也屬於公檢法機關，在這種地方上班的人一般都不會文身。”
解釋完沒等我回答，周庸直接就問：“彥肜姐，你為啥文身啊？”
女法醫回答得很干脆：“無法辨認的尸體我見得太多了。有文身出了事兒好辨認點。”
我覺得這隻是她為文身找的借口。
女法醫把我們帶進冷藏室：“這尸體送來時，面部已經看不清了，身體去掉水泥之後，皮也幾乎被撕爛了，隻能通過第一性征判斷出是具女尸。”
周庸瞄了眼差點吐出來：“徐哥，你先自己看吧，我緩緩。”
女法醫給我們介紹完女尸的情況後，就按照鞠優告訴她的，一直在旁邊盯著我，搞得我有點發毛。我假裝關心不敢看尸體的周庸，小聲讓他去搞定女法醫，我要仔細檢查尸體，她在旁邊有點礙手礙腳。
周庸點頭示意懂了。過了一會兒，他湊到女法醫旁邊：“彥肜姐，你跟我表姐是好朋友啊？當法醫的女生多嗎？哦，不多就對了。”
女法醫彥肜礙於周庸表姐的面子，不好意思不理他，有一搭沒一搭地回答著周庸的問題。
趁周庸纏住她，我快速仔細地檢查這具尸體。
我強忍著惡心，從面部一點一點向下檢查。尸體表面的皮膚基本都沒了，有的地方甚至露出了骨頭。檢查到胸部的時候，我發現有個小缺口，裡面露出白色微透明的物體。我拿鑷子撥開了缺口，發現是硅膠——死者曾經做過隆胸。
老金曾教過我，大部分正規的硅膠都有固定編號，根據這個，說不定能查出死者的身份。我把開口撥大一點，小心檢查硅膠，果然發現了一個細小的編號，IMGXT-XX-L-554。因為進來前，手機手表什麼的都上交了，我隻好從褲子裡掏出中性筆，把編號記在了胳膊上。
又檢查了一下尸體，沒有其他發現，我示意周庸可以了。周庸嬉皮笑臉地留下了女法醫的電話，和我一起出了門。
硅膠上的編號是產品批號。我們根據批號，查到死者隆胸的硅膠來自南方的一家硅膠品牌。
第二天早上，我們聯繫了這家硅膠的總經銷商。對方說這批硅膠是去年10月16號從德國進的貨，一共三十六個，都發往了全國的整形醫院。有二十一個女性使用了這批號的硅膠，其中十一個是在燕市的美好整形醫院做的。
我和周庸下午就開車去了美好整形醫院。這家醫院地處城西，非常偏僻，一般人都是開車來的，因為這裡基本打不到出租車。周庸用打車軟件看了一眼，即使是近的專車，也得在五公裡開外。
在排查這十一個人時，我和周庸遇到了一些困難。我們沒法直接拿到這些隆胸者的資料，醫院不給，說涉及隱私。
我和周庸沒辦法，隻好掛了看隆胸的號，排了一個多小時的隊，見到了這家醫院隆胸的主刀醫生。見我和周庸進門，醫生有點發蒙：“你們倆進錯屋了吧？來找我的一般都是隆胸的！”
周庸：“沒有，就是找您，我旁邊這哥想要做隆胸！”
我讓他閉嘴，然後和主刀醫生說，有個在他這兒隆過胸的女孩可能遇害了，問他能不能逐一回訪一下這些隆胸的姑娘，看有沒有人聯繫不上。
主刀醫生以為我們瘋了，我們把事情講了一遍。他聽完答應了，然後花了半個小時，與我和周庸一起做了一次電話回訪。回訪結束後，隻剩下一個叫陳怡的女孩，電話一直關機，怎麼也聯繫不上。
我和主刀醫生商量：“哥，您看，這姑娘現在聯繫不上，也不知道是不是死者。報警的話，您很麻煩，還得解釋一堆事。可要不報警，這姑娘可能就死不瞑目了。”
周庸：“對，您就把聯繫方式給我們，我們去處理就好，有結果了我們及時通知您。”
主刀醫生想了一會兒，答應了我和周庸的請求，讓我們拍下了陳怡登記的電話號碼和地址等信息。
出了整形醫院，周庸問我：“徐哥，你說這醫生就沒嫌疑嗎？”
我說：“你電影看多了吧，哪可能是個人都有嫌疑。”
陳怡住在城東的宏福苑小區，我和周庸馬不停蹄地趕向了那裡。晚上7點多，我們到了小區門口。三四個青年在門口圍在一起聊著天，見我和周庸走過，湊上來問：“租房嗎？”周庸說不租，他們就沒再搭理我們。
找到陳怡住的地方，周庸敲了敲門。裡面一個姑娘問是誰，很謹慎，我說找陳怡。她說陳怡搬走了，問我是干嗎的。我掏出駕照和身份證通過貓眼給她看，告訴她我們是記者，陳怡出事了，問她能不能問點陳怡的事。
一個穿紅T恤的姑娘開了門，讓我和周庸進門。周庸先進的門，嚇了一跳：“你拎把菜刀干嗎？”
“紅T”把菜刀往身後藏了藏：“我以為你們倆是黑社會的。”
周庸笑了：“燕市哪兒來那麼多黑社會？”
“紅T”沒說話。
我問她陳怡什麼時候搬走的。“紅T”敲了敲一間臥室的門，一個穿著睡衣的姑娘開了門，“紅T”指了指她：“陳怡之前住這間屋，大概一個月前吧。我看見她搬進來，纔知道陳怡搬走了，走也沒打聲招呼。”
我點點頭，燕市的合租房就這樣，很多人基本不交流，僅在踫面時打個招呼。
周庸問穿著睡衣的姑娘：“這位妹妹，你跟哪家中介租的房？”
“睡衣姑娘”說是在小區門口的中介那兒租來的。
我說：“行，那我們就去找中介問問，不打擾了。”
“紅T”攔住我和周庸：“你們倆真是記者？”
周庸：“真真兒的，自由記者！”
“紅T”：“沒有證的？”
周庸不高興了：“嘿，姑娘怎麼說話呢？有沒有證什麼區別啊！”
“紅T”姑娘說：“我想舉報我租房的這家中介公司，他們是黑社會。你能幫我曝光他們嗎？”
我問怎麼了。“紅T”姑娘開始倒苦水，“睡衣”姑娘也感同身受地加入了進來。兩人說了半天，我和周庸理清了大概是怎麼一回事兒。
她們踫上黑中介了。找房時說是免中介費，等到合同簽了，錢也交了，中介卻不給鑰匙和合同，耍賴說免中介費是房東給免的，但給中介的那份不能免。她們隻好給了中介費。這還沒完，租期還沒到一半中介就開始找茬，找些看起來像黑社會的人堵鑰匙眼，言語辱罵恐嚇，想把她們提前趕出去。“紅T”姑娘說，陳怡在時也和中介發生過口角，經常爭吵。
周庸：“為啥不報警啊？”
“睡衣”姑娘無奈：“怎麼沒報？民警來了跟我說，這是合同糾紛，他們沒有管轄權，隻能調解。”
我點頭：“這事還是去法院告比較好。”
“紅T”姑娘苦笑：“我們都是外地人，哪有那個錢和精力啊。”
燕市的中介之黑，多年以來讓外來人苦不堪言——他們針對警察、工商和法院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方法：
1.公安機關不能直接介入合同糾紛，隻能進行一般性調解，因此黑中介對報警肆無忌憚。要是去法院起訴，民事訴訟需要一定的程序，黑中介早就更換公司，或者拒不履行法院判決。
2.黑中介經營一段時間後，會在網上被大量投訴，為了繼續誘騙租戶，他們會不斷更換公司名稱、法定代表人來掩蓋信息。實際上，還是那伙人。
3.黑中介誘騙租戶，通常都是看中那些沒多少錢、外來人、想找好房子又要省錢的人，這怎麼可能？他們打著低廉的租金、房東直租、中介費打折，甚至免中介費的幌子，在互聯網上推廣手中的房源。等簽約後，再加收衛生費、管理費等額外的費用。
4.房子租到了一半，黑中介就以各種借口清走租戶，但僅退還部分租金。如果不撤離，黑中介就會采取更換門鎖、拆除隔斷、扔出物品、言語威脅等野蠻方式。
周庸看我：“徐哥，這爛事就沒人管管嗎？”
我搖頭：“這事還真沒什麼好辦法，隻能租房時選個大點的中介公司。大公司多在押金上占些小便宜，不會搞什麼大幺蛾子。”
穿睡衣的姑娘越說越傷心：“他們經常晚上來恐嚇，我還擔心被強奸呢。”周庸心軟：“徐哥，找靜姐幫她們曝光下黑中介吧。”
我點頭：“這事兒我可以幫你們曝光，但需要你們幫我個忙。”
我讓她們帶我去了物業管理處，假裝房間失竊了要求調看監控。一個穿中山裝的大爺不耐煩地打開電腦，問她們什麼時候丟的東西。我說一個月前，不知道具體哪天，那幾天沒人在家。
大爺調出一個月前的監控視頻，我們倒著看了幾天，一直沒發現陳怡搬家的監控，忽然“紅T”姑娘“啊”了一聲：“暫停下！”
我問她怎麼了，她指著監控裡幾個抱著東西的男人：“這幾個人就是黑中介找來威脅我們的，他們手上抱著的那個藍箱子，還有那個蒙奇奇，都是陳怡的！”
怪不得監控裡沒有陳怡——陳怡根本就沒搬過家，是黑中介搬的！兩個事件合為了一個事件。
周庸：“徐哥，這幾個人怎麼這麼眼熟啊？”
我說：“不就是小區門口，問咱租不租房的那幾個人嗎。”
周庸問我：“不會真是黑社會殺人事件吧？”我說：“應該不至於，為了點租金就殺人，代價也太大了。”
我和周庸出了小區，打算跟蹤一下那幾個中介，但他們已經不在了。第二天，我和周庸一早就去了小區蹲守，暗中觀察那幾個黑中介。他們一整天就在附近閑逛，見人就問租不租房，順便貼一些“房東直租”“免中介費”之類的小卡片。晚上8點多，他們收工了。我和周庸一路跟著，走到了一片平房區。
這一片有很多小平房，房屋分布零散，我跟著他們走到一間稍大的平房，隻見門口寫著：“老四合院出售。”他們生活得很不錯，搬了烤架在院裡燒烤，還拿手機放著音樂。
我和周庸就躲在旁邊的房子後面看著。
過了一會兒，他們喫飽喝足了。一個年紀較大，看起來像是“帶頭大哥”的人出來把門關了。我和周庸走過去，扒著大門的門縫偷看，他們從一個小鐵盒裡，拿出煙絲卷著抽。煙味很濃，我和周庸隔著大門也能清晰地聞到。
我看著周庸，小聲告訴他拿手機錄下來：“他們抽的是大麻！”
我和周庸第二天又趕早過來蹲點。10點多時，“帶頭大哥”開門出來，走向一輛私家車。我在背後叫住了他，給他看了昨天我和周庸透過門縫錄下的抽大麻視頻。
“帶頭大哥”笑了：“這也算證據？能看清個屁啊！”
我說是不太能看得清，但不還有尿檢呢嗎？我隻要報警，屋裡面估計沒人能過尿檢。
“帶頭大哥”皺了皺眉：“你們到底想干嗎？”我說我想知道陳怡的事。
“帶頭大哥”一臉疑惑：“誰？”
我感覺他是真不知道，就把陳怡住的房間和東西被他們搬走的事情告訴了他。“帶頭大哥”叫出了一個小弟，問了幾句，轉頭和我說：“他什麼都知道，你問他吧。”
小弟告訴我，他們一個月前恐嚇陳怡搬出去，但後來好幾天都聯繫不到她，去看了房間也沒人。他們就把房屋給清空了，重新租給了別人。
我問他陳怡的東西還在不在，我想帶走。
小弟看著“帶頭大哥”，“帶頭大哥”點了點頭：“讓他們拿走吧。”
我和周庸帶著陳怡的“遺物”回到了家。我們開始在一堆衣服玩具和雜物中，找有用的東西。周庸找到了一個勞務合同，日期是2015年1月4日。這是一份演員合同，上面寫著陳怡將出演一部名為《囚禁之罪》的網絡電影，拍攝周期是一個月，片酬。劇組的聯繫地址是CBD附近的一家酒店。
我和周庸前往該酒店，尋找這個劇組。敲了門卻發現，裡面並不是《囚禁之罪》劇組，而是一個叫《爸爸你在哪兒》的劇組，也是拍網絡電影的。我和周庸下了樓，向酒店的前臺小妹打聽消息。她搖搖頭，說：“不記得你說的那個劇組，我們這兒每天都有十幾個組進來，太多了實在記不住。”周庸不死心：“一點兒印像也沒有？”
前臺小妹看他一眼：“這麼跟您說吧，現在我們酒店要是炸了，明年各個視頻平臺，至少得少一百多部網絡電影和十多部網劇。”
周庸：“這事兒靠譜，為國家做貢獻啊！”
我拉著周庸走：“別鬧了，這事交給靜姐吧，她在廣電有些朋友。”
我給田靜打電話，讓她找朋友幫忙查一下《囚禁之罪》的立項信息。沒多久，田靜給我回了電話：“我朋友說查不到。你說的這部電影根本就沒立項，廣電這邊完全沒有備案。”
我說：“知道了，幫我謝謝這位朋友。”
田靜說：“好，你好找網絡電影圈內的人問問。他們那圈子不大，基本都互相認識，應該能知道點信兒。”
我說行，然後讓周庸打給他的朋友陳二桶，讓她幫忙打聽一下《囚禁之罪》。
周庸點點頭，開始給陳二桶打電話，沒說兩句，周庸轉頭看我：“徐哥，二桶說她知道這個片子。”
我說：“快問她從哪兒知道的。”
做網絡電影的人，一般都會加幾個網絡電影圈的交流群，裡面都是這個行業的從業者，他們需要相關人纔時，會在群裡發布招聘消息。陳二桶就是在一個網絡電影的群裡，看見了《囚禁之罪》招女演員的消息。
周庸讓她趕緊轉發過來看看。
陳二桶給周庸轉發的《囚禁之罪》的招人信息上，有對應聘女演員的要求和電影的大致介紹。劇情方面沒講，就說是根據一個日本的真實事件“綾瀨殺人案”[]改編的。
我用手機檢索了“綾瀨殺人案”。
周庸看完傻了：“和陳怡的死法一模一樣啊！”
這時候陳二桶又來電話了：“發招聘信息那個人，我認識！還記得我和你們說，和我一起發現油桶裡有尸體的那個場務嗎？就是他！”
周庸掛了電話問我：“徐哥，是不是有一個說法，犯罪嫌疑人會回到案發現場，因為這樣會讓他們很爽。”
我點頭。確實有這種情況，但不是因為覺得爽，而是因為他們想觀察警方的反應，和有沒有殘留證據之類的，以做出應對。
周庸“哦”了一聲。
我沒理他。現在事情的線索甚至真相就在那個場務身上。但陳二桶除了知道他的微信號外，對這個人一無所知。
周庸問我怎麼辦，我說報警吧。警方根據我們提供的信息，找到了所有和場務有過接觸的人。通過盤查得到的信息，兩天後，警察找到了他在燕市的住址，並逮捕了他。
審訊結束後，鞠優給我打了個電話，我問她有結果了嗎，她“嗯”了一聲。
我問她能跟我透露一下嗎，她思考了一會兒，問我：“你知道真人電影嗎？”
我知道什麼是真人電影。還在美國時，我曾經跟著Discovery探索紀錄片組，采訪過一個做地下影視的人。他說美國的地下影視圈有這樣一種產業，有人專門拍攝指定的真人電影，賣給有特殊癖好的富豪。
這裡的真人電影，不是我們常說的由真人參演的電影，因為怎麼演都不可能達到真實。他們所指的真人電影，就是對演員做出各種真實的事，拍攝出真實的電影，這種“犯罪案件重演”就是真人電影中的一種。那個地下影視的從業人員，還給我看了一個真人電影的片段。一個男的騙女演員在床上親熱，快到高潮時，男的拿出刀子對不知情的女演員割喉。
尼古拉斯·凱奇拍過一部叫《八毫米》的電影，講的就是追蹤“真人電影”的事情，很真實，也很可怕。他在裡面扮演的角色，實際也是夜行者的一個分支，隻不過不以調查新聞為主，而更多是受人委托，幫人解決問題罷了。簡單來講，他們那種夜行者更偏偵探一些，基本靠幫有錢人解決問題來賺錢，比我這種更賺錢，也更灰色。我和老金、周庸，主要靠販賣真相生存，雖然不能說絕對干淨，但基本的底線還是有的。
我問鞠優警方會怎麼處理這件事。
鞠優讓我放心：“如果還有其他人，就全都找出來；如果有產業鏈，就連根撥掉。”
我說：“行，那我就不摻和了，之前查到的事情也會保密，不會影響警方調查。”去法醫中心看尸體時，我就簽了保密協議。
就像我之前說的，我們這種“賣真相”的夜行者還是有底線的，不會為了賺一點兒錢，影響到正確的事，所以——我們這次又要賠錢了。
掛了電話，周庸問我：“怎麼樣，有結果了沒？”
我點點頭：“就是個變態而已。”
周庸：“切，沒勁，我還以為有什麼地下組織、產業鏈之類的呢。沒意思，我走了！”
我問他干嗎去。
周庸嘿嘿一笑：“今晚約了彥肜姐一起喫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