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
《擷芳集》八十卷,是乾隆末年成書的清代女性詩歌總集。編者汪啟淑(一七二八——一七九八),字慎儀,號秀峯,又號訒庵,安徽歙縣綿潭村人,以經營鹽業寓居杭州,後捐納入仕,補工部都水司員外郎,官至兵部車駕司郎中。
汪啟淑的少年時代主要在綿潭度過,那時他的父親汪光鉞正在杭州經營鹽業,擁有自己的莊園〔一〕年(一七三六),其父去世;乾隆九年(一七四四),其母方氏去世〔二〕。次年,作爲長子的汪啟淑遷居杭州小粉場北街汪氏莊園(又稱小粉牆,今建國中路橫河橋附近)〔三〕,不過他的戶籍仍在歙縣〔四〕。汪啟淑一度師事瀋德潛、方嶽薦、張湄學舉子業,寓居杭州後爲家事所累,又熱衷結社,學業荒廢,至遲在二十二歲時已罷去舉子業,從其所好〔五〕。
從乾隆十年(十七歲)僑寓杭州到乾隆三十九年(四十六歲)捐官入京的三十年間,汪啟淑以杭州爲中心的活動主要是結客、收藏、旅遊和著述。
汪啟淑“慕顧阿瑛、徐良夫爲人”〔六〕,“少喜結客,名流滿座”〔七〕,時人亦有顧阿瑛之比〔八〕。其所與結者,除厲鶚、杭世駿、周京、張湄等浙派詩壇老宿之外〔九〕,尚有丁敬等著名印人。當時印壇“海內高手,大半皆出”丁氏之門 〔一○〕,汪啟淑得其製印不下萬餘鈕,其杭州小粉場莊園的飛鴻堂和開萬樓成爲東南文人和印人往來出入的一大淵藪〔一一〕。
汪啟淑“多資而好古” 〔一二〕 ,“嗜古有奇癖” 〔一三〕,凡見古印、古硯、古瓶、古籍、名墨等物,不計貴賤,甚至不惜顔面,傾力收入囊中。比如古硯,“自唐、明以迄我朝,苟聞潤如玉、黝如漆、聚墨多、可飽霜毫者,不計地遠近、金多寡,必購求而得” 〔一四〕。再如古籍,其十八歲時從松江人莊蓼塘舊藏珍貴古籍甚夥,舟載以歸,厲鶚爲作“雪壓扁舟浪有稜,載來書重恐難勝”之句相賀〔一五〕。尤嗜古印,自稱“印癡”、“印癖先生” 〔一六〕。錢泳曾説:“餘在秋帆尚書家,與秀峯時相過從。見餘案頭有一銅印,鼻鈕刻‘楊惲’二字,的是漢人,秀峯欲豪奪,餘不許,遂長跪不起。不得已笑而贈之。其風趣如此。惟少鑒別,不論精粗美惡,皆爲珍重,亦見其好之篤也。”〔一七〕
汪啟淑“於歙之南鄉築綿潭山館爲讀書處,緣山下上,即景而分題其勝者以數十計” 〔一八〕 ,此館“環峯穿壑成結構,剪伐豐腴露筋骨。淙淙飛瀑濺珠玉,落落長松響羌觱。就中更起百尺樓,南北峰頭相髣髴” 〔一九〕,規模宏大。不過其收藏之富,尚不及汪氏杭州的飛鴻堂和開萬樓。其飛鴻堂有“圖書一大都會”之稱〔二○〕。至於開萬樓,汪啟淑曾自豪地説:“江浙藏書家,向推項子京白雪堂、常熟之絳雲樓、範西齋天一閣、徐健菴傳是樓、朱竹垞曝書亭、毛子晉汲古閣、曹倦圃古林、鈕石溪世學堂、馬寒中道古樓、黃明立千頃齋、祁東亭曠園。近時則趙谷林小山堂、馬秋玉玲瓏山館、吳尺鳧瓶花齋及予家開萬樓。”〔二一〕樓外“秀石玲瓏,清池窈窕” 〔二二〕,樓內“左圖右史,牙簽玉軸與蜼彝敦盤之屬,紛綸斑駁而雜陳” 〔二三〕,融圖書館與博物館爲一體。據同時人描述,汪啟淑二十歲時已“藏書萬卷”〔二四〕,二十八歲時“所儲蓄卷以十餘萬計”〔二五〕,五十七歲時已“藏書數十萬卷”〔二六〕,數量鉅大,而且增長迅速,汪啟淑將其自列爲當時全國四大私人藏書樓之一,可以説言大而非誇。其所藏印章,除當代名手製印萬餘枚而外,尚有古印不下萬餘枚。據丁敬説,汪啟淑二十四歲時已“得古印幾盈萬鈕”〔二七〕,至於晚歲,“所集秦漢、魏晉、明諸印,古銅、玉石、像齒、水晶、瑪瑙、蜜蠟、犀角、檀香、黃楊,至數萬紐”〔二八〕,稱得上古印收藏家。
“嗜古癖”而外,汪啟淑還有“山水癖”。汪啟淑“好遊歷山川,西子湖頭,山陰道上,蘭亭禹穴,天臺雁宕,以及虞山虎阜,三泖九龍,出京口,溯大江,繫馬石城之旁,憑弔六朝之舊,凡夫幽奧之境、名勝之區,興之所到,無不裹糧以遊”〔二九〕。時人稱“君多山水癖,江上寄情賒”〔三○〕, “生平好遊,遊輒有詩”〔三一〕, “其所至,必成一集”〔三二〕,其詩歌創作與遊蹤相伴隨,大抵因地成集,記述見聞,描繪古跡,偶寓感慨。入仕前的結集有《綿潭漁唱》(乾隆十一年)、《飛鴻堂初稿》(乾隆十五年)、《蘭溪櫂歌》(乾隆二十年)〔三三〕、《學稼吟》(乾隆二十二年)、《甌江遊草》(乾隆二十八年)、《邗溝集》(乾隆三十五年)、《客燕偶存》(乾隆三十七年)、《漱霞軒詩鈔》(乾隆三十八年)〔三四〕,共八種。
汪啟淑善於將結客、收藏、旅遊與著述打成一片,上述八種詩集就是其入仕前“遊輒有詩”的産物。至於結客、收藏與著述的關係,也同樣密切。汪啟淑對當時的刻印名家,或重金延致,或迂道往訪,在二十歲左右的年紀,居然能夠“間關四方,訪精於此藝者,輒與定交,得一佳印,勝於得官。宗不一家,要歸渾厚,日月既多,已滿囊篋”〔三五〕, “遊跡所至,殫意搜羅,得當代名手鐫印及萬數,都爲印譜五集,流播藝林”〔三六〕。其《飛鴻堂印譜》五集四十卷,爲著名的“三堂印譜”之一,所收“俱係國朝現在名手”〔三七〕,可以説係其早年結客的衍生品。此後三十年間,汪啟淑幾乎與此書形影不離,逢人乞序,當時名流,題識殆遍。這些序跋、題詩和題字,無疑豐富了《飛鴻堂印譜》的內容,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汪啟淑借重結客以成著述的又一“癖”性。
汪啟淑對自己的收藏弗忍終秘,製譜行世,如《飛鴻堂印譜》收所藏當代名家印,《秋室印粹》(乾隆二十一年)收日常所用之印,還有許多著述收其所藏古印和古董,如《飛鴻堂硯譜》(乾隆十一年)、《飛鴻堂墨譜》(乾隆十二年)、《飛鴻堂瓶譜》(乾隆十五年)、《飛鴻堂鼎爐譜》(乾隆十五年)、《漢銅印叢》(乾隆十七年)、《集古印存》(乾隆二十三年)、《退齋印類》(乾隆二十七年)、《漢銅印原》(乾隆三十四年)等,不勝枚舉。據吳林統計,“汪啟淑一生所出版的印譜至少有三十種”〔三八〕,這些印譜絶大部分出版於其入仕之前。
二
借助文人和印人的延譽以及其詩集和印譜的發行,數年之內,汪啟淑似有聲名鵲起、譽滿東南之勢。爲這個好古、好學又好客的年輕富商延譽的,除厲鶚、杭世駿等“吟社中先達長者”之外〔三九〕,還有他的同學和當地的官吏。如十七歲時自稱“同學弟”的閻沛年説他“超群軼類,爲一時名士”〔四○〕,十八歲時杭州鹽官鮑鉁説他“性豪邁,姿瀟灑,雖席豐履厚,而能洗滌塵襟,不與世俗伍,其殆矯矯出群、超然物外者歟!一時名宿,咸折節樂與之交,或花間聯句,或月下分題,每一詩出,膾炙人口,幾同洛陽紙貴,以故地無遠近,莫不知錢塘之有汪秀峯矣”〔四一〕。這些讚譽的溢美之處自然不免引發時論的懷疑。在入杭的第三年,汪啟淑請丁敬刻唐人張爲“下調無人采,高心又被瞋。不知時俗意,教我若爲人”詩入印,丁敬爲此印作邊跋雲:“此唐張洪崖先生句也。雖辭氣兀傲,而矩鑊中庸、和光同塵之意,了然言外。吾友秀峰汪君有會於懷,求予篆勒,以代韋弦。予素不喜作詩句閑散印,今一旦應秀峰之請者,蓋喜吾友之能希轡於先覺也。”〔四二〕汪啟淑請刻此印“以代韋弦”,其不甘“下調”又不敢“高心”的鬱悶隱然言外,反映了他對杭州這個複雜環境的深入認識和個人作適應性調整的初步意向。首先爲他招致批評的是《飛鴻堂印譜》。乾隆十四年,周宣武認爲汪啟淑“操鐵筆從事於點畫蝌蚪之場,意欲窮精極渺,盡造化之能事”,係“雕鏤鐫鎪,爭奇錯巧”,勸其“不如且已,爲造物人心略留方寸渾樸”〔四三〕。乾隆十八年,吳蒙認爲以“詩文語”入印、以“鐘鼎奇字”入印,有乖古制〔四四〕,薛雪批評此譜“摘取詩詞警句,或用老生常談,甚至今以秦漢以前之文刻秦漢以後之語,不分派別,任意奏刀”〔四五〕。很顯然,以七十三歲的薛雪爲代表的幾位長輩,對這位二十多歲的年輕人憑借個人財力迅速成名的事實,不願意欣然接受,其評論的矯激措辭之中實不無妒意。
這種“佳境易遭妒,俗士橫謗傷”的局面,持續時間很長,到汪啟淑四十歲前後臻於嚴重。在四十歲的那年,他一度被這些謗傷弄得“三日臥匡牀”,爲此汪沆給他寫詩説:“我年六十四,君今四十強。衰老我不懼,所懼學殖荒。羨君保先業,束髮事文章。力祛膏粱習,結交多老蒼。聚書十萬卷,四部紛琳瑯。築樓高貯之,臨風誦瑯瑯。佳境易遭妒,俗士橫謗傷。不平不得鳴,三日臥匡牀。昨朝訴鬱悒,觸熱登我堂。我有一言告,芻蕘慎莫忘。寡交事可息,能施名自揚。有容德乃大,作善天降祥。微言在六經,探討理本常。力行苟不倦,期頤壽且康。勿蹈我之轍,追悔秉燭光。”〔四六〕大意勸他通過“寡交”、“能施”、“有容”、“作善”四個方面的個人修爲的調整緩和這個局面。汪啟淑結交過廣,於“能施”、“作善”二端付出過很多努力,但畢竟不能盡如人意,毀譽交加,勢所不免。其突出的問題是在當時的人看來不夠“有容”,汪啟淑二十七歲時,杭州的輿論已“多謂其乖崖不可近” 〔四七〕,那一年其業師瀋德潛也説他“性剛直,不能俯仰隨人,多忌之者”,一度“守佩韋之戒”,或試圖通過涵泳詩歌“以和易其性情”〔四八〕,但終究沒有太大改觀。在他剛入京做工部都水司員外郎的乾隆三十九年,歙縣同鄉鮑廷博攜錢塘藏書家郁禮往借《庶齋老學叢談》,汪啟淑“秘不肯宣,僅録林吉人兩跋相授”,即其一例〔四九〕。據焦循嘉慶五年的回憶,“秀峯來揚,訪江都汪容甫明經,見面兩相爭詈。嘗飲於汪對琴比部家,擎盃忽大慟,舉座爲之罷席,亦奇士也”〔五○〕。事發何時,不能確考,焦循比汪啟淑小三十五歲,其所見汪啟淑“爭詈”、“大慟”二事,必在汪啟淑中年以後,其剛直和任性之一如既往,可見一斑。
當時的環境和個人的性格相互作用,給中年時代的汪啟淑帶來了強烈的挫折感和不遇感。其三十五歲時説“世路艱難,有似蠶叢鳥道”,又説“世路於今更險巇,思歸卻恨買山遲” 〔五一〕,四十二歲時金兆燕説他“以倜儻磊落之纔埋照舊俗中,屢經坎壈”〔五二〕,四十三歲時王鳴盛説他“遇困境窮”,以“纔士不遇”相比擬〔五三〕。四十四歲時汪啟淑描述其境況雲:“吾少即孤露,半生苦邅回。賦性復剛直,到處遭忌猜。二豎兼憂患,身志俱摧頹。辜負聖明時,徒慚樗櫟材。蹉跎逾不惑,行恐沒蒿萊。悲歌強自遣,懷抱何時開?”又雲:“煙霞成痼疾,尤愛明聖湖。無如爍金口,住久遭揶揄。幾回愜遊賞,終未暢清娛。溪山時在目,霜雪俄染鬚。回首六橋月,蝶夢空蘧蘧。”〔五四〕在這種情況下,汪啟淑一度患上了“幽憂之疾”〔五五〕,已經到了“二豎兼憂患,身志俱摧頹”的嚴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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