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總有珍惜的理由
大概是八九歲的時候吧，也可能是隻有六七歲，記不清楚了，然而那一天的驚慌、恐懼、難過，依然強烈地在心裡糾纏、盤桓，仿佛那一天至今仍未過去。漫長的一日，漫長的驚嚇，漫長的失敗的告別。
那一天是中午時分，星期日，如常的一家五口到灣仔的英京酒飲茶，如常的在回家的路上父母親有了口角，不如常的是這回吵得特別厲害，還動了手，一切發生得那麼出人意料。母親抱著我妹妹，和父親走在前頭，我和姐姐慢吞吞地跟在後面，我應該是在一邊走路一邊翻讀《兒童樂園》之類的漫畫。突然，我母親“哇”地慘叫一聲，我抬頭望去，見她用右手掌撫著臉頰，左手仍然抱著妹妹；我父親站在她身邊，瞪目蹙眉，一臉怒容。
我母親也非省油的燈，揮拳掄向我父親的肩臂，兩人一陣拉扯，我妹妹哭了，我母親哭了，我姐姐哭了，我也哭了。我父親有沒有哭，我忘記了。但清楚地記得我母親扭腰轉身，抱著我妹妹穿越電車軌道衝到對街，剩下我父親、我、我姐姐，一大兩小，站在莊士敦道街頭手足無措。莊士敦道的名字跟溥儀的老師 R. F. Johnston 無關，而是紀念十九世紀的英國駐中國商務第一副監督 A. R. Johnston，他曾經擔任香港英治時期的副總督。
我母親回娘家去了。其實她並沒有真正的娘家可歸，我外公外婆租住在一棟房子裡的一個狹窄房間，隻容得下一張上下鋪床，所以她隻能投靠她姐姐，即我姨母，她一家五口住在新界區的政府公共房屋，三十平方米，勉強可讓她和我妹妹借居一陣。而這“一陣”，大約三四天的日子，於我恍如漫無止境的無助歲月，在軒尼詩道的家裡等待，等待，再等待，等待我母親的歸家身影。軒尼詩道以第八任港督 John Pope Hennessy 命名，跟干邑洋酒無關。
那三四天是我首回實實在在地體會到“家”的意義，或該說，體會到“家之毀散”的意義。五口之家頓變三口，我父親中午到報社上班，深夜始回，我和姐姐相依為命，一天跟我母親通一兩通電話，寥寥數語，掛上話筒後比通話前更覺淒涼。在那幾天裡，我父親問過我和姐姐兩回：“如果爸媽離婚，你們選擇跟誰生活？”我沒聽見我姐姐如何回答，我心裡的答案則是“媽咪”，然而不敢對我父親直說，隻是支支吾吾，回避不說，而他也沒追問。
那恐怕是我生平唯一一次從我父親的眼裡窺見哀傷。他的眼神，如此灰暗，如此無奈，如此不知道如何是好。一家三口，愁眉相對，家仍是家卻又家不成家，人事成毀，竟是可以如此把你殺個措手不及。
到了第四天，事情終於有了轉機。中午時分我父親跟姨母那邊通了電話，然後興高采烈地對我和我姐姐說：“換衣服吧，我們去接媽咪！”三個人出門，搭車，搭船，再搭車，在那年頭從港島去一趟新界，天長地久，交通緩慢得似遙無止境的西行取經。這一天，我的腦海影像由三組片段組成。第一組是車船上的雀躍心情，望向窗外，海浪、樹影、山崖飛快地在眼前閃過，陽光不一定明媚，但我心裡認定了是陽光明媚。
第二組是踏進我姨母家門，我母親滿臉尷尬，我父親亦滿臉尷尬，我姨母和姨父則在嘰嘰喳喳地說著話，氣氛像節慶團聚，又不似節慶團聚。
第三組影像是在高高的天上。我父親帶大家到荔園遊樂場玩耍，坐上摩天輪，那年頭規管不嚴，一家五口擠坐在一個小鐵箱似的座椅上，鐵箱從低往高爬升，緩緩地，緩緩地，差不多爬到頂點，朝下回轉降落，緩緩地，緩緩地。後來的速度便越來越急、越來越快，兩圈、三圈、四圈，摩天輪高速轉動，風聲在耳邊呼嘯鳴響。我非常害怕，但無法確定是因為恐懼於高度，抑或是擔心當輪子停定，我們踏出座椅，這個五口之家將再度崩析離散。人在高處，我既快樂，亦感到不安全，在往後的日子裡，我有畏高焦慮癥，如果你說跟這童年經驗截然無關，我是不同意的。
“家”之銘印說來從我出生以來已經牢牢附著。我叫什麼名字？家輝嘛，家輝，家之光輝，為家求取光輝，替家發揚光輝。我姐姐叫作嘉麗，我妹妹叫作嘉慧。嘉與家，音同字不同，身為兒子的我從呱呱落地的一刻開始已須替家承擔責任。香港常有所謂“獅子山下精神”，意指具備刻苦耐勞的拼搏精神，而且懂得靈活變通，所以纔成全了香港的經濟和社會成就。但其實，“獅子山下精神”的另一素是重視家庭，即廣東人所謂的“顧家”。自 1841 年以來，一代又一代的香港人因為不同的理由從四面八方移居至此。在“借來的時間，借來的空間”裡，求生存，覓生路，面對變動不安的環境，還有什麼比家庭更能憑借依靠？家，是生活的資源，亦是精神的寄托；家，既是夢想，亦是現實。
此之所以許多香港男子被父母取名家輝，有地位或無地位，有財富或無 財富，都一樣，家在名上，家在心裡，不可無家。
可是說來有點荒唐，卻又是真實的事情：我母親同樣是“顧家”的女人，但，至少據她自己說，她之所以在眾多男朋友裡選擇我父親，關鍵理由正在於我父親在結婚以前沒有家。我父親是獨生子，我祖父亦是獨生子，我父親十六歲喪父，十七歲喪母，承繼過來的財產或輸掉了，或被騙了，孤身一人，“馬死落地行”，輟學打工，在報社做小記者、小編輯。父親認識我母親後，追求她。但追求她的男子不止他一人，他求婚，她猶豫未定，左盤右算，最後，終於，點頭答應。因為一來她若拒絕，以我父親的剛烈性情，想必日夜借酒消愁，自暴自棄，她不忍心毀了這樣的一個男子；二來呢，我母親像做投資買賣般用心琢磨了一下“性認定我父親無親無故，嫁給他，“收益”是不必看婆婆公公的臉色，而她向來豪放不羈，口頭禪是“不怕官，最怕管”，非常痛恨受到管束，所以，盡管我父親無車無房，卻終能奪得他渴求的愛情錦標。
成家後的我父親，不負我母親的期望，給了她極大的自主自由，馬家一直女權至上，由我母親當家做主。若干年後她把我外婆外公接來同住，家裡亦常出現伯婆（我外公的大嫂）、叔婆（我外公的弟婦）、姨婆（我外婆的妹妹）、太婆（我外公的後娘）等女性長輩，或借居數月，或暫住數年。我母親來者不拒，既是因為“顧家”，也是貪圖她們能夠幫忙做家務，讓她可以經常出門打麻將，會朋友。除此以外，我家也出現了其他男性成員，三個舅舅，或酗酒，或嗜賭，沉淪於現實泥濘，在麻煩與麻煩之間不斷掙扎，我家成為他們在掙扎途中的浮木，抓住了，又放開；放開後，再抓住。總之是多年以來經常出入我家，亦給我家添了不少麻煩。
說句實在話，有好長好長的一段時間，我是不解的，也不接受。明明是個簡簡單單的五口人家，住在五十平方米的房子裡，不算太擠，但加上了一堆親戚長輩，便已經不是一個“擠”字所能形容。外公外婆都抽煙，姐姐妹妹又日漸成長為少女，諸種的不方便、不安全、不舒適，成為我們為他的孝心而付出的代價。然而，我自己年歲越長，越能體會到我父親的想法，慢慢領悟到在其決定背後原來隱藏著一種柔軟而復雜的感情。他說過，“家輝，愛一個人，便也該愛他的親人”，但這隻是第一層的善良。不止的，我相信不止於此。我父親是個父母雙亡的少年孤兒啊，獨自一人謀生於世，種種淒涼酸楚，豈足為外人道。娶了妻子，生了子女，為人夫，為人父，有了最親近的家庭成員，這之於他，是何等的溫暖。接納更多的家人前來共居，謀生的擔子確實越來越重，越來越辛苦，但當他半夜下班回家，瞄一眼房間和客廳的床上、沙發上、地板上的一張張甜睡的臉，不問可知，在疲憊以外，他必亦感到無比充實。終於，他有了一個確確切切的家，用當下的流行語來說便是，他必有強烈、充沛的“存在感”。
說句怪力亂神的話：我父親背上有兩顆痣，根據中國傳統的說法，那是“勞碌命”，一輩子工作辛勤。少年的他長得瘦弱，一張長長的馬臉，濃眉大眼高鼻，有幾分營養不良的頹相。年紀越大，工作越重，反而越趨發福，臉圓了，腰肚圓得更厲害，但挺直的鼻梁和深邃的眼神仍然頂天立地地存在，兩三天不刮胡須便有人誤認他是洋人。他極少談及家族事情。或因父母早亡，他來不及探問細節。偶爾喝了酒，他漲紅著臉重復這樣的說法：“家輝，你的爺爺的爺爺是英國人，本姓 Majeson，來中國娶了中國老婆，改姓馬。所以，我看上去像洋人，你看上去也像洋人，因為我們的父繫就是洋人。”
我沒把這話當真，倒常跟朋友們胡吹其他的家族根源版本。其一，我家遠祖本是羅馬士兵，漢朝流落中國，有人問：“您尊姓大名？”他以為對方問他來自何方，答曰：“Roman ！ Roman ！”對方聽不懂，誤認他的意思是：“老馬！老馬！”
其二，我家遠祖是鮮卑人，本名拓跋六郎，魏晉南北朝時是王室貴冑，“五胡亂華”就是我家遠祖有份干的事情，後來落難了，來到南方，因比其他人更擅馬術，得了“馬王拓跋”之譽，慢慢簡稱為“馬拓跋”，子子孫孫因此姓馬。原先為什麼叫作六郎？不為什麼，隻因我迷信，命書說“六”是我的吉祥數字，隨口亂編故事，理所當然要用上它。
我寫作許多年了，從雜文到小說，我一直想寫我父親的故事，但我是這麼無力和無能。理由非常簡單，對於父親的故事，我知道的根本就不多。或該說是，我知道的非常非常的少，茫無頭緒，難以找到足夠的故事素材。我父親是個寡言的男人，唯在喝得半醉的時候多談幾句舊事，但來來去去都是零碎的述說，說得最多的事情隻有兩件：一是前述的關於我家遠祖的英國根源；另一便是曾有相士鐵口直斷他隻有六十三歲陽壽。所以他在六十二歲半那年把手裡的積蓄花光，而他今年已經八十二歲，依然健在。就這樣而已。我心疼他生了個寫了上百萬字文章的兒子，卻未能讓兒子完整地、有頭有尾地用筆頭記下他走過的人生道路。對迷信文字力量如我的人來說，他是個沒有故事的人，這讓我無法接受。
最近半年算是有了新進展：我父親開始用手機了。我跟他在手機屏幕上溝通，問候，請安，非常簡單地閑話家常，多問了幾句關乎祖父祖母的生平，亦對我和他的關繫有了前所未有的拓展。譬如說，有一回，因為雇人修理計算機之事，我父親擺了烏龍，我有點不高興，傳字對他說：“你這麼做很不好，讓我很為難。我明明說過別這麼做，為何你仍要如此？”傳出之後，心裡不安，覺得說得太重。豈料，半小時後，手機傳來他的回應：“sorry，以後不會了。”這一剎那，我幾乎流淚，因為這一刻，仿佛我纔是嚴苛的父親，他是個受責的兒子，我們的關繫徹底顛倒過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