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紀以來，少數民族作家的隊伍中湧現出了一大批青年作家，在這其中，“80後”作家是一支不可忽視的文學生力軍。在“量”的方面，許多作家都在持續推出自己的新作，保持著旺盛的創作力。同時在“質”的方面也讓人印像深刻，不少作家都獲得了一些重要的文學獎，如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魯迅文學獎、全國魯藜詩歌大獎等，可以說得到了普遍的關注和認可。因此，將這些青年作家們以“作家群”的視野加以考察、研究正是研究者對於當下新的文學態勢的回應。本書著力關注“80後”少數民族作家的創作，嘗試以代際的研究視角對新世紀以來的少數民族文學進行新的思考，並在“多民族文學”的大視野下完善當代文學版圖。

少數民族文學的同時代批評?????劉大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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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 論????/1

第一章 代際浮現的常與變????/10

第二章 大、小鄉土之間????/44

第三章“講故事的人” ???/86

第四章 多維的現實????/115

第五章 邊緣書寫的活力????/197

結 語????/214

附錄：作家訪談????/217

緒??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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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代的側影與群體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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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紀以來，少數民族作家的隊伍中湧現出了一大批青年作家，在這其中，“80後”作家是一支不可忽視的文學生力軍。因此，作為連接“80後”文學（作家）和少數民族文學（作家）的一個重要紐扣，“80後”少數民族作家逐漸進入了研究者的視野。

在這裡筆者願意用這樣一個關鍵詞——“年代”來引出對當下多民族文學中的一些新態勢的關注，這一年代當然首先意指文學中的年代書寫，但在具體的討論中，筆者更願意挖掘的則是作家身上的年代標簽，或者說是代際身份。盡管在整個文學場域之中，這群作家們看上去似乎還是文學新軍，但在創作中卻又呈現出極強的生長力。以自己對“年代”的敏感來書寫不一樣的年代，就如“80後”回族作家馬金蓮所言，“以年代為標題，把年份鑲嵌進去，便是屬於自己的年份書”①。

這樣的“群體”我們大概可以從“大群體”—“小群體”的對應角度來理解，一方面，整體的“80後”作家在以代際依據命名下呈現出了大的群體特征，與之相對，在這一大群體之下，我們又可以以少數民族身份來找到一個小的群體，即“80後”少數民族作家群體；另一方面，這樣的“大”—“小”又可以理解為大群體意義上的某一個或數個民族“80後”作家，以及小群體意義上的以地域性為特質的“80後”少數民族作家群體。

這些“80後”少數民族青年作家的創作普遍具有一種“雙重視界”，即在“母語”與漢語、本民族文化與漢族文化、地方文化與都市文化之間遊移，因此，對他們文學創作的研究，對於透視整個文學場域以及展望中華多民族文學的發展都具有典型意義。在這樣的代際命名之下，我們獲得了一個別樣的切入當下文學現場的視角。回溯文學史的線索，我們會發現這些少數民族作家的寫作之路大致上是覆蓋於整體的“80後”作家潮流之下的，而作為“‘80後’少數民族作家”這樣一個在身份標識上更加細節化的作家群體稱謂被文壇集中關注則要晚一些。2010年，作為唯一的全國性少數民族文學雜志，《民族文學》以專號的形式在4、5、6三期分別推出了蒙古族、藏族、維吾爾族青年作家的作品專集，在這其中，蒙古族作家專號實為“80後”作家專號，而在藏族和維吾爾族作家專號中也有著為數不少的“80後”作家的身影。在隨後的兩三年時間裡，這些“80後”年輕作家便逐漸成為了一些研討會和文學評獎活動中的主角，如2010年度的首屆朵日納文學獎上，陳薩日娜（蒙古族）的中篇小說《情緣》獲得新銳獎，在此次文學獎活動上還同時舉辦了蒙古族、藏族、維吾爾族青年作家研討會。隨後《民族文學》雜志社又在2013年的第5期推出了“‘80後’‘90後’作家專號”，至此，“80後”少數民族作家群可謂是真正地成形了。事實上，在2012年前後，一部分“80後”少數民族作家如鮑爾金娜（蒙古族）、楊蓥瑩（滿族）、馬金蓮（回族）、晶達（達斡爾族）、木琮爾（蒙古族）、陳德根（布依族）、陳克海（土家族）、何永飛（白族）、魯娟（彝族）、馮娜（白族）、沙力浪（布農族）等也都先後出版了自己的作品，正式地走上了文壇。再到2016年度，又有十餘位年輕作家推出了新作，這樣集中的亮相可謂是當年度文學界“格外引人注目的一個側面”①。尤其是在2016年第十一屆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上，陶麗群（壯族）、雍措（藏族）、馬金蓮、何永飛、魯娟這五位“80後”年輕作家脫穎而出，在小說、散文和詩歌幾方面分獲大獎，而且馬金蓮還憑借《1987年的漿水和酸菜》獲得了第七屆魯迅文學獎的短篇小說獎，這足以說明這一年輕作家群創作的強大實力和生長性。

同時讓人感到意外的是，與這些年輕作家們所取得的成績相比，研究界對於他們的關注度卻顯得不那麼“匹配”。年輕作家在迅速地崛起，但是對於他們的研究並沒有能夠“升溫”。或者換句話說，研究者對這一群“80後”少數民族作家們的關注，更多的時候還是在一個整體的“80後”語境中去考察的。這樣一來，一方面“80後”少數民族作家這一個極富創作活力的作家群體所具有的群體性特征就在整體的“80後”文學研究話語中被稀釋了；另一方面，因為在整體“80後”文學中特異的少數民族身份的存在，常常使得這部分“80後”少數民族作家被單一地對應到某個民族文學當中，少數民族文學整體上的豐富化也隨之被窄化。有學者就曾表達過這樣的憂慮：“當某一位少數民族作家創作出產生較大反響的作品時，我們很少或者沒有意識到這是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的收獲，從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的整體高度來界定其意義，而僅僅將之視為某個民族文學的收獲，因此，其所具有的改變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弱勢和邊緣地位的意義和影響便被大大削弱和降低。”①

再如另一位學者劉大先指出的那樣：“……但是毋庸諱言，當前的少數民族作家文學批評與主流文學史的書寫是脫節的。……少數民族文學批評的捉襟見肘不光表現在少數民族文學批評著作的影響範圍局限於民族地區和專門研究機構，更主要在於其研究水準的普遍低下。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一方面是由於少數民族作家文學的邊緣性地位並沒有得到解決相反有日趨嚴重的傾向，另一方面也是由於批評者話語繫統的陳舊有關。”② 事實上不論討論的出發點為何，這些學者們實際上都是試圖在“多民族文學”的視野中來完成對於少數民族文學的重新觀照，這也是本書的著眼點之一。

同時，這些焦慮實際上也代表著對這群作家展開研究的必要性所在，即在新時代語境下，對多民族文學的整體觀照正在召喚著新的批評話語以及進入“多民族文學”這一文學場域的方式。在“前文學史”的語境中，作為文學史寫作重要積澱的文學批評因為能夠與時下的文學創作保持同步而兼具著記錄、篩選、研究等職能。因此，研究的展開也意味著我們對於這一群“80後”少數民族作家所強調的是“在場”的研究、批評，即保持研究與創作之間的互動。因為“文學批評的‘介入’，一方面，要求批評者在客觀評價的前提之下對於文學的發展保駕護航；另一方面，批評者也與作家、作品一樣都是獨立的主體，所以‘介入’更應該強調一種‘對話’，而不是話語霸權。批評者與作家、作品甚至與讀者之間都是平等的，在一種互動的交流、對話中共生、發展，並且推動作家繼續創作，這是文學得以健康發展的依仗，也是批評的應有

之義”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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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學生態場域的掃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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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考察對像的“80後”少數民族作家，因自身特異的文學色彩和強勁的文學生長力在新世紀多民族文學版圖中占據了重要的一角，與此同時，以這個作家群體為主的文學生態場域也在逐漸形成。

相較於同一時代的部分“80後”作家的登場，這些少數民族作家們似乎更青睞於通過傳統的文學期刊來開啟自己的文學之路，特別是作為中國少數民族文學領域“國刊”的《民族文學》更是這些作家們重要的文學陣地，很多作家的重要作品都是在《民族文學》之上發表，並且在其上發表的作品數量也為數不少②，就如有論者指出的：“當代文學期刊形成的等級機制在少數民族作家身份認同的獲得過程中表現了出來……文學期刊等級的高低一定意義上決定了少數民族作家身份認同的範圍和程度的大小。”③ 作為中國最重要的專門刊發中國少數民族文學作品的刊物，《民族文學》對於年輕作家的成長意義重大。

除此之外，一些著眼於民族文學以及民族區域自治省份或者是有少數民族聚居地區所主辦的文學雜志如《回族文學》（新疆）、《滿族文學》（吉林）、《草原》（內蒙古）、《西藏文學》（西藏）、《朔方》（寧夏）、《邊疆文學》（雲南）、《山花》（貴州）、《飛天》（甘肅）等，也都是年輕作家們重要的發表陣地。不論是被視為“國刊”的《民族文學》，又或是各地區的文學期刊，這些刊物在不同的地理區域、期刊等級等維度間構建成了少數民族文學的期刊方陣，它們對於少數民族作家、題材等方面的集中關注無疑是從外部來推動和強化了年輕的少數民族作家們對自素的認識和書寫，作家的群體性獲得了塑形，這也是“80後”少數民族作家這一作家群體能夠從整體的“80後”作家乃至是新世紀文學中突圍出來的一個重要依仗。①

另外還需要注意到的是，這一批“80後”可謂是非常獨特的一代，他們的成長是合流於中國融入全球化、走向世界的進程中的。在這其中，改革開放、獨生子女、互聯網、城市化等時代關鍵詞都在他們的身上留下了共同的時代印記。特別是互聯網技術在日常生活中的逐漸滲透，讓這一代作家們的書寫方式也有了巨大的變化。一些作家實際上是以網絡作家的身份出道的，例如哈尼族作家秋古墨一開始就在網絡上連載自己的作品，有《千年蠱蟲》《葬仙》等逾三百萬字的長篇小說，到2020年又推出了新作《妖都行》，連載的方式是比較新穎的，一個是在“知乎”平臺上連載的文字版，一個則是在“喜馬拉雅FM”平臺上進行的有聲版的連載。但秋古墨的創作並不局限於網絡，傳統的文學形式也在他的手中持續，既有帶著網絡小說風格的《錦上花》（此作品也曾獲得了中國作家協會少數民族文學重點作品扶持項目的資助），也有以冷峻目光審視世態人生的《人間鬧劇》，除此之外，他也還有編劇作品，這樣豐富的書寫形式當然是可以為這一批作化寫作面貌做一個注腳的。

不少“80後”少數民族作家除了以傳統的刊物投稿來發表作品之外，還集中在網絡空間中進行自己作品的傳播，例如利用博客、BBS等社交媒體空間，像向迅（土家族）、李達偉（白族）、何永飛、馬金蓮、張偉鋒（佤族）等都從自己寫作之初就開始將自己的作品整理之後發布到博客空間上，一方面，不論在紙媒上發表與否，作品都獲得了更多的閱讀，實現了從作者到讀者的傳遞；另一方面，這個發表的空間又是開放的，作者與讀者、作者與作者都能夠在博客空間中與其他人進行交流、對話，所以文學空間實際上是被拓展了，從紙本再到網絡虛擬，這顯然是傳統文學空間無法比擬的。①

在進入新媒體時代以後，文學的書寫形式也有了更多的實踐，這些作家們在保留著最初的博客空間的同時也開始了新的新媒體平臺的實踐，如壯族作家韋孟馳的微信公眾號“文學營”，專注於廣西年輕作家的推廣；還有佤族作家張偉鋒一直在管理著自己的微信公眾號“土木文化傳媒”（後更名為“詩與像”）。相較於博客空間，微信公眾號的更新和傳播要更加迅速、便捷，受眾也更加地廣泛，同時與傳統傳媒的差異也反向推動著作家們書寫方化。以張偉鋒為例，在他的公眾號從“土木文化傳媒”更名為“詩與像”後，寫作形式的實驗性質就被凸顯出來了，即如公眾號名字所代表的那樣，“詩”與“像”也就是文字的

詩歌與圖像的攝影兩種形式的結合，無疑是對文學書寫形式的有益嘗試。

正如前文所討論的，各個級別層面的文學期刊互相交錯，構建起了一個少數民族文學的方陣，為這些年輕作家的文學成長提供了有效的空間。而在這些主流的期刊之外，其實還有著很多民間刊物在為文學默默發聲，其中不少都是主要由“80後”的少數民族作家在主持。例如仡佬族作家弦河曾經主持詩歌民刊《佛頂山》，於2012年創刊，連續出版5期後短暫停刊，後於2017年復刊，推出了“少數民族詩歌專號”“‘80後’‘90後’少數民族詩人詩選”兩期專號，也受到了多方的關注。另外還有彝族詩人阿索拉毅雖然蟄居於大涼山，但卻始終以他自己的方式來回應著文壇。阿索拉毅於2011年10月獨立創辦了《此岸》詩刊以及“彝族現代詩歌資料館”，主要通過收集、整理諸多的彝族詩人詩集（實物），包括詩集復印件、詩刊、電子詩集、詩論、彝族古代詩等相關彝族詩歌資料。截止到2019年，《此岸》詩刊一共出版23期，除一部分為合集外，其他均為各民族詩人作品專集。在主編詩刊之餘，阿索拉毅還策劃制作推出了“彝詩館文叢繫列作品”，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本是個人或是民間的編著，最終都得以正式出版，如《中國彝族現代詩全集（1980—2012）》《中國彝族當代詩歌大繫》以及“當代彝族女性文學作品”繫列選集等，不僅是對當下文學的記錄，也是對過往文學資料的整理、收集。

可以說，這些來自於民間的文學聲音與主流的文學期刊方陣為“多民族文學”營構了的文學場域，而“80後”少數民族作家無疑是這個文學場域中一道獨特的年代風景。他們的寫作既有著年輕一代的新穎和活力，也有著對傳統的承續與發展，“從這些‘80後’少數民族作家身上，凸顯著‘向內’與‘向外’兩個維度上的思考……這些‘80後’年輕作家們思考內心的同時又關切外在，既有著民族性的獨到，又同時在努力實現著更為廣闊的跨越。”① 這樣的“內”“外”兼修顯然是他們群體性的重要特質。

將這些青年作家們以“作家群”的視野加以考察、研究，一方面是對當代文學版圖的完善，另一方面則是力圖在批評研究與作家創作這一個關繫架構中找到一個互動的關節點，這是本書研究的目的之一；其二，“80後”少數民族作家的創作極具生長性，尤其是在新媒介時代背景下，對這樣一種在各種平臺之上呈現出成長式趨勢的文學創作進行追蹤式的研究，也是文學研究視野的一次轉換；其三，“80後”少數民族青年作家的創作普遍具有一種“雙重視界”，即在“母語”與漢語、本民族文化與漢族文化、地方文化與都市文化之間遊移，因此，對他們文學創作的研究，對於透視整個文學場域以及展望中華多民族文學的發展都具有典型意義。同時，對於這一年輕創作群體的整體關注與把握，也能夠對當代文學，尤其是當代少數民族文學的發展起到前瞻性的指導作用。因此，在接下來的討論中，我們也將嘗試從“80後”少數民族作家們文學內在的成長、與傳統的對話和接續以及對於現實的多維書寫等角度來展開對這群極富有文學生長性的年輕作家們的考察，以一種“在場”的研究姿態來回應這一股文學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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