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經典藏書：跟李世民學包容》：
金無足赤，人無完人。人總會有自己的短處與缺點。如果一味地用求全責備的眼光去看人，就會出現有眼卻不識人纔的問題。所以，在選纔上，“人纔有長短，不必兼通”，否則肯定會無纔可用。對此，有著深刻的認識的李世民，他反復強調“因其纔取之”、“舍短取長，然後為美”，並堅持認為“良匠無棄纔，明主無棄士”，如果人纔得到重用，則滿目皆為俊纔，如果舍棄人纔不用，則無一可用之人。
貞觀二628年），李世民下令尚書右僕射封德彝舉薦賢能的人纔，可是過去了幾個月，卻一點動靜都沒有。他難以掩飾求賢的急切心情，責備封德彝說：“要想治理天下使之安定，最根本的就是要有治國的賢纔。我一直在請你推舉賢纔，可是為什麼總不見你有所推薦。如此繁重的朝廷事務，你應該替我分擔憂勞，如果你不發言推舉賢纔，那麼我還能指靠什麼呢？”封德彝回答說：“臣雖然愚鈍，但是怎麼會不盡心去辦這件皇上交待的事呢？隻是微臣至今所見，確實沒有發現有什麼特殊纔能的人啊。”李世民非常生氣，駁斥道：“縱觀前代賢明的君主，任用人纔就像使用器物一樣，都是取材於當時，沒有哪一位是到另一個朝代去借用人纔的。難道必須要像商湯那樣夢見了傅說，像周文王那樣遇見了呂尚，纔可以施政嗎？更何況，哪一朝哪一代沒有賢纔，隻怕是我們遺漏了卻不知道罷了。”由此可見，李世民的擇人思想非同一般。他認為不會沒有人纔，關鍵在於物色。如果不去發掘人纔，也就發現不了人纔，必定不知道人纔。相比較之下，封德彝就沒有認識到這一點。其實封德彝的缺陷是常人都有的，就是不善於從身邊、從現實生活中去發現，隻是一味地把人纔與歷史的名哲聖賢相比，這就犯了按圖索驥的錯誤，這樣很難發現賢纔。
其時的大理寺卿戴冑，就是李世民取長而用的一個典型。戴冑曾經任職隋朝門下事，他為人正直無私，通曉律令，但是卻對往史一無所知。對於這方面，李世民看得十分清楚。李世民認為，法律要想得到維護和執行，首先必需得有公正無私之人，而這樣的人就首推戴冑。因此，他便任命戴冑為大理寺卿。戴冑上任之後，在執法上的確是非常公正嚴明，但在任職官吏時，他卻總是壓制文人而多次褒揚明法的官員。李世民並沒有因為他的這些小過而放棄對他的重用，他曾說“戴冑與朕無骨肉之親，但卻忠直勵行，情深體國”，對戴冑的公正無私大加褒揚。
舊臣蕭瑀出身於帝王之家，通曉封建法度，但是他的性情偏倔，議論明辯，卻容不下人的短處。因為他的氣量太小，常常與群臣發生爭執，每每聲色俱厲，不僅導致了同僚間的失和，也經常惹得李世民非常不高興。但是蕭瑀為臣極為忠直，李世民又對此極為欣賞，他曾經親口對蕭瑀說：“卿之忠直，古人不過。”並且為其賦詩：“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所以李世民對其缺點一再予以耐心教育和容忍，一直都沒有放棄對他的重用。後來在危機情況下，纔忍痛將他貶為商州刺史。
“人之行能，不能兼備，朕常棄其所短，取其所長。人主往往進賢則欲置諸懷，退不肖則欲推諸壑，朕見賢者則敬之，不肖者則憐之，賢不肖各得其所。”正是在這一認識的基礎上，李世民纔有了以上的種種做法。對於他的眾多股肱之臣，李世民雖然都任之有加，但對於他們的纔干得失、優缺長短，他也並不是一點都無所察覺。
貞觀十八644年）八月，李世民曾經對他的大臣們作過品評：“長孫無忌善避嫌疑，應物敏速，決斷事理，古人不過；而總兵攻戰，非其所長。高士廉涉獵古今，心術明達，臨難不改節，當官無朋黨；所乏者骨鯁規諫。唐儉言辭辯捷，善和解人；事朕三十年，遂無言及於獻替。楊師道性行純和，自無愆違；而情實怯懦，媛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質敦厚，文章華贍：而恃論恆據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性最堅貞，有利益；然其意尚然諾，私於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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