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靈有它自己的地盤，在那裡可以把地獄變成天堂，也可以把天堂變成地獄。
——約翰·彌爾頓（JohnMilton），《失樂園》，1667
大約40年前，我做了一個令我至今仍感困惑的實驗。我在探索“什麼樣的環境催生了罪惡”這一問題時，我發現，在斯坦福大學地下室的模擬監獄中，那些原本僅僅是進行角色扮演的大學生志願者，竟毫無顧忌地做出了殘酷行為。事實上，這些行為與心理發生了巨變的學生，都是典型的中產階級的年輕白人，他們被隨機分配擔任“罪犯”或“警察”的角色。該實驗原計劃進行2個星期，但僅僅在6天後，我就不得不終止了實驗。正如斯坦利·米爾格拉姆（StanleyMilgram）早年證明的那樣，大多數普通的成年人經過引導，都容易盲目地服從非正義的權威。我的這項研究，同樣以一種戲劇化的方式，描繪了無處不在的情境因素，如何壓制了個體的意向傾向性。
在幾十年後的2004年，阿布格萊布監獄發生的虐囚事件，再次證明了斯坦福監獄實驗的正確性。我在2007年出版的《路西法效應》（TheLuciferEffect）一書中，描繪了兩種對比的情境，清晰地闡述了由顯著的權力差異所激發的心理動力因素（psychologicaldynamics），這些動態性因素包括去個性化、服從權威、自我辯白、合理化與去人性化。尤其是去人性化，它使一個普通的個體變得冷漠，甚至成為荒唐而偏執的犯罪者。除了調查導致這些罪惡行為的因素，我還對了解隱藏在人們及其情境背後的因素感興趣。正是這些因素，導致人們無視罪惡、形成公眾冷漠（publicapathy）、對其他人的苦難漠不關心，或在緊急情況或犯罪情境中出現旁觀者效應（bystandereffect）。
我職業生涯的大部分時間都在研究罪惡產生的心理機制。我之所以這樣做，本身就證明了，在一個罪惡產生繫統的影響下，那些廣泛的情境因素會對人們的行為造成影響。我是在紐約市布朗克斯南區的猶太人貧民區長大的。在經濟大蕭條時期，我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觀以及對事件輕重緩急的看法。都市貧民區的生活，就是依靠發展有效的“街頭智慧”（streetsmart）策略來生存的生活。這意味著，如果誰有力量攻擊或者幫助你，你就要注意避開誰或者迎合誰。這又意味著，為了創立互利互惠的責任，就要去破譯那些微妙的情境線索，以確定那些什麼時候可以賭一把、什麼時候又必須果斷地放棄。對我這個骨瘦如柴、疾病纏身的小伙子而言，最重要的是，通過觀察不同情境中這兩種類型，來理解一個人是怎樣從一個被動的追隨者，轉變為一個主動的領導者。我一旦把握了這些行為或語言差異的關鍵，我就容易變成一個領導者、隊長，甚或通過選舉成為美國心理學會的主席。
在那些日子裡，貧民區的生活就是沒有財產的人們的生活。這些小孩中，一些變成了暴力犯罪的施予者或受害者。我認為，一些孩子之所以最終干了一些真正的壞事，部分是因為他們被更大的孩子帶壞了。大孩子為了獲得錢財，唆使小孩子干壞事，比如販、盜竊甚至賣掉他們的身體器官。我非常清晰地了解，這些壞孩子與我的另一些朋友的差異。這些朋友沒有越過那條罪惡之線，因為他們保持著積極向上的價值觀，而這些價值觀又來自於撫育他們的完整家庭，比如，至少在大部分時間裡，他們的父親都陪伴在場。
但是，即使是我們這些好孩子，大多數也要接受來自東區151街的成人儀式。作為加入這個群體的步驟之一，我們都要去偷小賣部，或同其他後來加入的成員打架。我們膽大妄為，恫嚇他人。在我們的心目中，我們所做的一切，沒有一件是罪惡的，甚至是不好的；我們隻是服從群體的領導，遵守群體的規範。成長於這樣的環境中，人們就很容易明白，我為什麼會對這種恐怖的權力來源特別感興趣，並用我整個的生命在抵制它，包括反對那些政治勢力，它們迫使我們的國家進行不必要的、非道德的越戰或者伊拉克戰爭。
我在美國心理學會的一位曾經的同事、歷史學家韋德·皮克倫（WadePickren），把研究心理與行為歷史上有趣的裡程碑事件集合起來，給予讀者一個比40多年前斯坦福地下室所展現出來更為廣闊、更有意義的發展情境。當然，這本罕見的書籍還做得更多——它為我們欣賞構成人類生活條件的眾多因素，提供了一個栩栩如生的歷史情境。還在史前時代，人類就已經在尋求如何更好地理解自我與他人。以人類的殘酷行為偏向（propensityforcruelty）為例，解釋就多種多樣，從犯罪幽靈、荷爾蒙失衡到反社會人格等，不一而足。到了20世紀，攻擊性的原因又被追溯到復雜的性心理，或大腦中杏仁核過度的神經活動。當然，暴力來自於生理、心理與環境因素的交互作用。但已有眾多的研究表明，當下的“情境性”壓力，比我們所已知的、跨情境地塑造我們行為的因素影響更為強大。
斯坦福監獄實驗中，最重要的結論之一就是，一繫列無處不在的、微妙的情境因素，能夠決定一個人對抗的意願。是強有力的復雜因素繫統，組成了整個情境。但是，大多數心理學家，對那些政治、經濟、宗教、歷史及文化等規定情境並決定情境是否合法的繫統力量與深層根源並不感興趣。與原本僅僅關注“壞蘋果”相比，我們必須意識到揭示“壞桶子”的本質（有時“好蘋果”放在壞桶子裡面就變壞了），了解誰是“壞桶子的制造者”，纔能對犯罪動機有一個完整的把握。因此，我建議，對人類行為動力的完整鋻別，需要我們了解個人力量、情境力量及繫統力量作用的範圍及作用的有限性。
心理學領域一個最重要的事情是，一切探究人類心靈的研究，最終的目標都是在個體與社會的基礎上，改善人類的生活質量。無疑，了解心理障礙及變態行為背後的生理機制是很關鍵的。在過去的100多年裡，我們關於大腦的知識已經顯著增長。但是，據近年的估算，存在於大腦皮層及小腦約有1000億個。大腦比宇宙中任何其他的物質更為復雜，也更難理解。最近，奧巴馬總統發起了一個名為“大腦”(“BRAIN”)的項目，這有助於闡明大腦的神經活動、心理狀態及其產生的行為之間的重要關繫。但是，面對大腦這一奇妙的器官，我們的認識也許永遠都不會完結。
確實，神經科學為了解大腦如何工作提供了重要而詳細的信息。但是，我們不能隻見樹木，不見森林。腦科學在告訴我們作為人類的生活及其經驗等方面，還存在缺陷。相對而言，社會心理學采取了更為廣泛的觀點，退回來觀察文化框架中個體之間的交互作用。如果要改變或預防個體或群體的不良行為，就需要了然特定情境中人們的力量、美德或弱點。然後，我們還需要更加完整地意識到在具體的行為情境中起作用的情境因素的復雜性。其中，有些因素在文化內至關重要，但對文化外的人而言卻難以理解。想辦法改變或避免這些因素，比僅僅在情境中直接實施治療行為，更能減少個體的不良行為。
當前，大多數治療項目在處理社會問題時，往往聚焦於個人的改變，即通過教育、宣傳、治療、懲罰、拷問、監禁或流放，來改變單個的個體。但如果犯罪因素是情境性的、繫統的，或者不同個體本身就具有不同的反應模式（如：現在導向-未來導向），這些做法就很難獲得預期的結果。相反地，我認為，在普通大眾中，提倡預防措施的公共衛生模式，要比直接治療個體已有的病痛與傷害的標準醫療模式更為有效。當然，除非我們對這一繫統（的真實因素它往往是隱藏於神秘的面紗背後）有著更為清晰的了解，能更為完整地把握這一繫統運行的規律與法則，否則，行為的改變將是暫時的，情境的改變則更加虛幻。
最後還強調一點，對我而言，最為奇妙的是現當代的心理學研究，在拓展寬度的同時正在增加深度。我的一些同事正致力於發展新的方法與技術，來破解個體、群體與社會（跨文化、跨年代）的心靈、大腦及行為的秘密。（葉浩生譯）
菲利普·津巴多博士（PhilipG.Zimbardo）
斯坦福大學名譽退休教授
緒論
偉大的記憶心理學家赫爾曼·艾賓浩斯(HermannEbbinghaus，1850–1909)說過一句得到廣泛引用的名言：“心理學有長期的過去，但隻有短暫的歷史”。確實，在很早之前，人類社會就已經存在許多我們今天稱之為心理學的理念與實踐。約150年前，我們開始努力對這些理念進行科學的研究。心理學既是一門科學，還是一項職業。它的許多實踐是為了幫助人們更好地生活、更好地應對當代社會的需求。心理學的屬性，使它成為涉及我們生活方方面面的一門豐富的、值得研究的學科。
心理學的範圍
心理學家在研究日常生活中最有趣、最有用的主題，比如兒童發展、決策、工作、睡眠、老齡化、健康或其他眾多主題。從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Freud）的能量模型，到諾貝爾獎獲得得赫伯特·西蒙（HerbertSimon）的計算機模型，心理學家們發展了大量關於心理機能的理論模型。同樣，設計眾多的治療方式來幫助人們應對心理問題，也已經成為心理學家工作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現代心理科學與實踐在歐洲與北美洲發展最快，但無論是心理學的科學還是實踐，其根源都可追溯到人類有記錄以來的整個歷史。正像本書將要明確描述的，來自不同時代、不同地域的思想家們，已經為理解我們自身做出了大量貢獻。數千年來，心理學原理與宗教、哲學、醫學及包括星相術、天文學等在內的其他思想體繫緊密地關聯在一起。每一種文明中，都有人撰寫了關於人類精神、心理與行為的著作，並試圖對心理障礙有所了解。對於那些未受過教育的，甚至是受過長期教育的人們，都在歡迎手相學、面相學、顱相學等與人的身體相關的思想體繫，將其作為理解自我與他人的一種方法。
本書的主題，主要是橫跨數十個世紀的心理學思想，以及提出這些思想的偉人們。關於人類與動物的心理學領域，深深地吸引了一些的偉大思想家。我們將探索他們說過什麼，並介紹他們的生平事跡。比如，美國心理學家、哲學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James）曾寫信給他的朋友，說“心理學是一門該死的學科，人們所可能希望了解的一切，在它那裡都完全找不到答案”。詹姆斯是在他花費了12年寫成《心理學原理》（1890出版，被認為是心理學領域最為偉大的著作之一）之後憤怒地寫下這些話的。顯然，詹姆斯並不反對心理學。事實上，直至1910年逝世，他一直都在心理學領域作著重大的貢獻。可能最好是這樣進行理解，這一評論反映了心理學的復雜性。我們要如何纔能夠理解像人類的思想與行為這麼復雜的事物呢？
事實上，心理學是最為復雜的科學與職業之一。乍看起來，心理學隻是一種常識，它的知識依靠直覺而獲得，或者它本身就是一種常識性的知識。但走近一看，它表面上是一門常識，但實際上是一門科學，它富有知識、體察入微且注重細節。以認知心理學為例來進行說明。1970年代，以色列心理學家丹尼爾·卡尼曼（DanielKahneman）與阿摩斯·特韋爾斯基（AmosTversky）猜想人類的決策是非理性的，並不是真正地基於利益化。後來，他們的研究發現，人們在不確定的環境中做出決策時（如：問是否會有更多的人死於飛機或汽車等交通事故），他們主要依賴認知捷徑（mentalshortcut）或啟發式（heuristic）方法，來協助做出最終決策。這些認知捷徑可能是基於瞬間進入頭腦的一個事例（即有效的啟發條件），或者基於事實上並不存在的相似性假設，一般叫做代表性啟發（representativenessheuristic）。肯尼曼與特韋爾斯基表明，人類在進行決策時，並不總是理性的，甚至理性可能還沒有占到主導地位。當然，盡管弗洛伊德將自己的觀點建立在完全不同類型的證據基礎之上，他早在約1個世紀以前，就已經宣稱人不是理性的動物。在本書中，我們還將遇到關於理性、情緒及它們重要的結果等許多的問題。
關於人類行為的知識非常重要。它們對個體生存與種繫繁衍都有重要的意義。就像我們所了解的，弗洛伊德撰寫了大量關於性的著作。他宣稱生活中最基本的動機是性，我們的人格形成於生命早期，決定著我們如何解決享樂與社會規則之間的緊張關繫。其實，在弗洛伊德前後，人們就已經提出了關於性在人類生活中地位的理論，談到了應該如何理解人類所感受到的有力的性衝動所蘊含的意義。在一些社會中，性是開放的、值得慶祝的；在另一些社會中，性隻是一種禁忌。近來，進化心理學已經形成一種理論模式，認為男、女之間的性吸引主要是基於人類的進化歷史。另外，還有一些心理學家認為，性吸引是一種社會建構，被人們視為性欲望的東西，是由我們的生活環境所塑造的。
當今世界，最常被問到的問題之一，就是關於我們自己的人格的。我是什麼類型的人？我能夠更好地理解自我，更成功地處理人際關繫、工作及生活的其他方面嗎？數千年來，人類一直在尋找這類問題的答案。在古代美索不達米亞、埃及及中世紀的伊斯蘭國家，人們創建了“黃道十二宮”（signsofthezodiac），試圖以此來了解自己或他人。手相學與命理學也是古代用來理解、預測與控制人類行為的策略。事實上，人類的身體經常被人們視為理解自身的途徑。面相學試圖通過人的面相來了解人的性格；顱相學按照人類頭骨的形狀或凸凹來了解人的性格與能力。同樣的，類似的基於身體的理論一直延續到今天，傑羅姆·凱根（JeromeKagan）與納森?福克斯（NathanFox）等倍受尊敬的發展心理學家就宣稱，在害羞與不害羞的兒童之間，存在著明顯的身體差異。20世紀，心理學家發展了一些調查、問卷等其他方法，針對被試回答的數據，進行統計分析。這是形成人格理論更為科學的方法。但是，像弗洛伊德、榮格等更老的理論，也仍然得到了全世界數百萬人群的歡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