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車困境：我們的理性和情緒如何平衡
理性繫統和情緒繫統之間的爭鬥可以通過哲學家所謂的電車困境（trolley dilemma）來闡釋：一輛失去控制的電車正沿著軌道飛速駛來，軌道前方有5 名工人正在施工，而你作為一個旁觀者正好經過，並很快就意識到他們都即將被碾死；不過你也注意到附近有一個開關，可以將電車轉向另一條軌道，而在那條軌道上隻有1 名工人。假設沒有其他辦法，你會怎麼做？
如果像大多數人一樣，你會毫不猶豫地按下開關：死1 個人比死5個人要好得多，對吧？這是很好的選擇。
如果對這個困境做個有趣的改動會怎樣：同樣是電車失控，同樣是前方有5 名工人，但這次你站在軌道上方的人行天橋上，且恰好有1 位肥胖的男性站在天橋上。你意識到，如果你把他推下橋，他的身體足以擋住電車並拯救5 名工人。你會把他推下去嗎？
如果像大多數人一樣，你就會因為要謀殺這個無辜的人而感到愧疚。但細想一下，這與你之前的選擇有何不同？不都是以1 個人的生命去換5 個人的生命嗎？
那這兩種情況究竟有什麼不同？遵循康德主義的哲學家提出，這兩種情況的差異在於人是如何被使用的。在種情況下，你隻是將糟糕的情況，即5 個人的死亡，變成一個不太糟糕的情況，即1 個人的死亡。而在第二種情況下，站在天橋上的人是作為被利用的工具而死去的。這是哲學著作中流行的解釋。但有趣的是，我們也可以從腦神經科學的角度來理解為什麼人們會做出相反的選擇。
神經科學家喬舒亞·格林（Joshua Greene）和喬納森·科恩（Jonathan Cohen）提出了一個新解釋：兩種情況的區別在於一個情緒性因素——是否真正觸踫到某人，也就是說，是否與對方有近距離的接觸。如果可以通過一個開關使天橋上的人掉下去，那將會有很多人選擇讓他掉下去。而如果需要與那個人近距離接觸，那與接觸相關的某種因素就會阻止大多數人將他推下去。為什麼？因為這種人際接觸激活了情緒繫統，它將抽像的、非個人化的數學問題轉化為個人的、情緒性的問題。
在人們思考電車困境時對其進行腦成像觀測，可以看到他們的大腦裡發生了什麼。在天橋情景中，負責運動計劃和情感的區域被激活；相比之下，在開關情景中，隻有涉及理性思維的側面區域被激活。當要把某個人推下去時，人們就會卷入情感；當隻需要按下開關時，人們的大腦就像《星際迷航》裡的史波克一樣冷靜。
* * *
在《陰陽魔界》（The Twilight Zone）這部美劇中，人腦的理性繫統和情緒繫統之間的爭鬥表現得淋漓盡致。其中有一個情節大致是這樣的：
穿著大衣的陌生人突然出現在一個男人的家門口， 並提出了一筆交易——“這是一個盒子，上面有一個按鈕。你需要做的就是按下按鈕，然後我會付給你1 00。”
“按下按鈕會發生什麼？”男人問道。
陌生人告訴他：“當你按下按鈕時，某個離你很遠，你甚至都沒聽說過的人會死。”
這個男人整晚都因為這個道德抉擇而難以入睡， 按鈕盒放在廚房的桌子上，他盯著它看，踱來踱去，額頭上滲出了汗珠。
後， 在對自己糟糕的財務狀況進行了評估之後， 他猛地衝向盒子。按下按鈕後，什麼都沒發生，周圍安靜得有些可怕。
不一會兒， 門響了。穿著大衣的陌生人就在門口， 陌生人把錢交給他，並拿走了盒子。
“等等，”男人喊道，“發生了什麼？”
陌生人說：“ 現在， 我要把盒子拿給下一個人， 某個離你很遠，你根本不認識的人。”
這個情節突出表現了在不涉及個人情緒的情況下按下按鈕是多麼容易，而如果讓這個人手殺死某個人，他就更有可能會拒絕這項交易。
在人類進化的早期階段，任何手、腳或棍子所能觸及的範圍之外的事物，人們都無法與之接觸。這種接觸的距離是很重要的，這也是我們的情緒性反應起作用的距離。而現在，情況有所不同，比如軍人發現他們在遠處也可以殺人。
在莎士比亞的《亨利六世中篇》（Henry VI’Part 2）中，反叛者傑克·凱德挑戰賽伊勛爵，嘲笑他沒有自上過戰場：“哪一次打仗你出過力？”賽伊勛爵回應道：“偉人的攻擊是著眼於遠方的，我常能打擊那些我從未見過的人，而且能把他們徹底摧毀。”
在現代，我們隻需按一下按鈕，就可以從波斯灣和紅海的海軍艦艇甲板上發射40 枚戰斧地對地導彈。幾分鐘後，導彈操作員就可以通過電視直播看到，巴格達的建築物在煙塵中崩塌。接觸感沒有了，情緒性反應也隨之消失了。發動戰爭不會觸動個人情緒，這一特性令人擔憂。在20 世紀60 年代，一位政治思想家提出，發動核戰爭的按鈕應該植入總統密的朋友的胸膛。這樣一來，如果總統想要發動戰爭，他首先要切實地傷害他的朋友，打開他的胸膛按下按鈕。這至少會使他在做決策時啟動情緒繫統，從而避免他做出冷酷的選擇。
由於理性和情緒的神經繫統都要爭奪的行為輸出通道的控制權，因此情感能夠影響決策的天平。這項由來已久的爭鬥在許多人身上已經變成了一種信條：如果感覺某個事物不好，那可能就是這個事物錯了。當然，很多時候這是不成立的，例如，某人可能對另一個人的性取向感到厭惡，但卻仍然深信這樣的選擇在道德上是沒有問題的。不過，用它來指導決策還是很有用的。
情緒繫統在進化過程中存在已久，因此許多其他物種也有這種繫統；而理性繫統是後來纔出現的。但正如我們所看到的，理性繫統後出現並不一定代表它。如果每個人都像史波克一樣隻有理性，沒有情感，那麼社會並不會因此而變得更好。相反，大腦內部的對手之間相互平衡纔更有利。我們對於將人從人行天橋上推下去的行為感到厭惡，這一點對於社交互動至關重要；而人們在按下按鈕發射導彈時感到無動於衷，這對文明社會是不利的。我們需要在情緒繫統和理性繫統之間達成某種平衡，而人腦中的這種平衡可能已經通過自然選擇進行過優化。從這個角度來看，民主社會一分為二可能恰到好處——任何一邊占優勢都不會更好。
古希臘人有一個比喻捕捉到了這種智慧：你是一名馬車夫，馬車由兩匹駿馬拉著——代表理性的白馬和代表情緒的黑馬。白馬總是試圖把你往路的一邊拉，黑馬則往另一邊拉。你的任務就是抓緊韁繩把它們控制住，這樣你就可以沿著中間的路繼續走。
情緒繫統和理性繫統不僅控制即時的道德決定，在另一種熟悉的情境中也起作用：我們的當前行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