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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的發生是很突然的，人們當時不理解，事後眾說紛纭，莫衷一是。《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集中了全黨智慧，對“文革”作出了實事求是的論斷。經過7年多時間的考驗，證明它仍然是我們研究“文革”的重要指導性文件。
黨的十三大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開闊了人們的眼界。隨著思想解放、觀念更新的進展，隨著對“文革”研究的深入，探索“文革”的起因，已越來越引起人們的興趣。這絕不是出於發微探幽的好奇心，而是力求從“文革”這場浩劫中，取得多方面的、更大的歷史補償。
近年來，從事“文革”起因的研究，已經不局限於黨史、革命史工作者。許多政治學、哲學、政治經濟學、社會學、倫理學、文學等方面的專家、學者，也進行了廣泛的研究。這是十分可喜的現像。他們的研究成果，不僅對當今政治經濟體制改革提供了借鋻，也幫助黨史、革命史工作者拓寬了視野。
但是，由於眾說並列，頭緒繁多，使人目不暇接。似乎“文革”前中國社會存在的一切弊端，都同“文革”的發生直接關連。然而，當人們把目光投向別的一些社會主義國家時，就會發現中國社會所存在的一些主要弊端，在別的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同樣存在，盡管表現形態和嚴重程度有所不同。而那些國家雖然也出過一些亂子，卻沒有發生過“文革”。
能不能把那些亂子叫做“小文革”或是“‘文革’的派生形態”呢？顯然不能。中國“文革”是有其特定含義的。它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由執政黨的領袖親自發動和領導，由黨的中央委員會作出決定，並號召全民參加；運動的重點是整所謂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性質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形式是發動億萬群眾自下而上地打倒“走資派”、全面奪權。不難看出，這樣的“文革”，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是獨一無二的，是中國特殊歷史條件下的特殊產物。
歷史學的科學性，就在於憑借翔實的史料，對具體歷史過程進行研究，揭示出本質的、帶規律性的認識。既然“文革”是中國特殊歷史條件下的產物，探索“文革”的起因，就應該主要對當時和之前的歷史過程進行具體分析，從中找出主導因素和因果聯繫。把“文革”前中國社會存在的種種弊端作為實例，加以推演，同“文革”掛上鉤，雖然也能說出一些道理，也能給人以啟發和教育，但那不是歷史學的任務，也不是黨史學的任務。
中國發生“文革”的特殊歷史條件，可以從三個方面加以說明。第一，“左”傾理論和“左”傾實踐的惡性循環；第二，集權體制和個人崇拜的惡性循環；第三，毛澤東晚年的政治思考。這三方面的因素是互相聯繫的，而毛澤東晚年的政治思考，起著貫串的作用。由於“文革”是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對於毛澤東為什麼要發動“文革”這個復雜而困難的問題就不能繞開，需要進行探索。否則，“文革”的起因是弄不清楚的。本文也試圖對這個問題進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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