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時期，隨著理學的展開，逐漸誕生了一繫列具有經典意義的哲學文本，王陽明的《傳習錄》便是其中引入矚目的一種。盡管《傳習錄》的篇幅不大，但它作為王陽明心學的重要載體，在明中葉以後的中國思想文化史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當我們回顧近四百餘年中國思想發展的歷程時，總是不能不追溯到這部濃縮了王陽明心學精華的哲學典籍。
作為理學的分支，王陽明心學的形成以理學的演變過程為其歷史前提。要把握心學的理論內涵，便應當對理學衍化的過程，以及這一過程中所涉及的問題，作一簡要的考察。
《漢英對照近世經典與傳統文化繫列·走向良知：<傳習錄>與陽明心學》就是對這個考察的總結。

第一章 理學的演變：心學形成的歷史前提
第一節 性即理及其他：形上本體的強化
第二節 陸九淵：心與理的緊張
第三節 徘徊於朱陸之間

第二章 《傳習錄》與王陽明的心學
第一節 從《傳習錄》到《陽明全書》
第二節 心體的重建
第三節 心與物
第四節 作為德性的良知
第五節 群己之辨
第六節 致良知
第七節 知行合一

第三章 心學與晚明思想
第一節 泰州學派
第二節 童心說與個體原則
第三節 性體的回歸
第四節 致良知說的展開\t
第五節 東林學派與心學

第四章 明清之際的心學
第一節 工夫所至即是本體
第二節 個體與整體之辨

第五章 心學的近代回響
第一節 良知與個性
第二節 良知與直覺
第三節 心力與意欲
第四節 知行合一與性修不二

重要術語

《漢英對照近世經典與傳統文化繫列·走向良知：<傳習錄>與陽明心學》：
第一節 從《傳習錄》到《陽明全書》
王陽明，名守仁，字伯安，生於明成化八年（1472年），卒於明嘉靖七年（1529年）。祖籍浙江餘姚，自其父始遷居山陰，曾修學講論於越城附近的陽明洞，故有陽明之號，並以此行於世。
哲學家的生平往往很平淡，盡管他們的思想可以“極高明”，並產生震撼人的力量，但其哲學的沉思卻常常伴隨著寧靜單一的書齋生活。康德在這方面提供了典型的一例。這位哥尼斯堡的哲人誠然在哲學上進行了一場所謂哥白尼式的革命，但終其一生，卻幾乎沒有離開過他生活其間的小城。他的時鐘般的刻板生活，似乎構成了近代學院哲學家的經典範式。相對於這一類的學院哲學家，王陽明的一生顯得頗不平凡。作為哲學家，他固然有過龍場悟道之類的哲學沉思，但這種沉思並非完成於寧靜安逸的書齋，而更多地是以居夷處困、動心忍性等人生磨難為背景。從早年哲學問題的朦矓萌發，到晚歲的哲學總結，王陽明的哲學歷程與其曲折的人生旅程處處融合在一起，為學、為道與為人則相應地為一個統一的過程。
王陽明早年便已對一些具有終極意義的哲學問題發生興趣，12歲那一年，他曾向塾師提出了一個很不尋常的問題：“何為第一等事？”塾師以為，第一等事無非是科舉及第，王陽明對塾師的這種回答不以為然。在他看來，真正的第一等事，應當是“讀書學聖賢”。所謂“學聖賢”，意味著以內聖之境為目標。隨著其思想的逐漸成熟，成聖這一“第一等事”也越來越成為王陽明自覺的追求。正是圍繞如何成聖這一問題，王陽明作了長期的探索，而這種探索的結果，即具體體現於王陽明的語錄、論學書札等等之中。王陽明的一些門人後來將集中反映王陽明論學宗旨的語錄、書信等彙編起來，《傳習錄》便由此而形成。
《傳習錄》共分上、中、下三卷。上卷內容中的前一部分是由徐愛收集的。徐愛繫王陽明的妹婿，後來又成為王陽明的學生，在王陽明論學的過程中，徐愛將其中有關心、性、知行關繫的討論等內容記錄下來並編在一起，題為《傳習錄》。但徐愛不幸早逝，所錄內容也篇幅不多。與徐愛同時或稍晚，王陽明的另二位學生薛侃與陸源也將王陽明平時講學的內容分別作了記錄整理。1516年，薛侃將他自己以及徐愛、陸源所收集的王陽明論學語錄編為一卷，正式加以刻印刊行，題目即定為《傳習錄》，它也就是今本《傳習錄》的上卷。
《傳習錄》的中卷是由王陽明的另一位弟子南大吉編集的，刊行時題為《續刻傳習錄》，以示接上薛侃所編的《傳習錄》。《傳習錄》的中卷主要收入了王陽明的論學書信，包括著名的《答顧東橋書》《答陸原靜書》《答歐陽崇一》《答羅整庵少宰書》，以及《教約》等。這些書信都是王陽明親筆手書，更直接地反映了王陽明的思想，從內容上看，既有對知行學說、良知與致良知說等的正面闡釋，也有對當時學者有關批評、責難的回應和反駁，二者從不同方面展示了王陽明思想的各個側面。
《傳習錄》上卷與《傳習錄》中卷刻印刊行時，王陽明都還在世。王陽明去世後，他的及門高足錢德洪向王陽明的學生廣泛征集王陽明的遺著及語錄，漸漸積累了不少重要資料。從王陽明眾多門人所提供的學術問答及語錄中，錢德洪作了一些選擇，將其中特別精要的部分編為《傳習續錄》，並予以刻印刊行，這就是現傳的《傳習錄》下卷。從內容上看，與《傳習錄》上卷相近，《傳習錄》下卷所收皆為王陽明的語錄，其中包括了王陽明晚年的一些重要論述（如四句教），以及王陽明與門人關於心學的幾次著名討論，如天泉證道、嚴灘問答等。
《傳習錄》三卷雖然篇幅不大，但比較集中地表現了王陽明心學的全貌。從實踐上看，它收錄的是王陽明思想成熟期的論述；就內容而言，它幾乎涵蓋了王陽明心學的各個方面：從心性之辯，到心物關繫，從致良知說，到本體與工夫論，從知行合一，到萬物一體，都納入了《傳習錄》的論題，而王陽明心學的主要論旨、思想傾向，也可以通過《傳習錄》而見其大概。從某種意義上看，《傳習錄》構成了王陽明心學的主要載體。
……

歷經多年，在諸位作者與譯者的共同努力下，《漢英對照近世經典與傳統文化繫列》終於就要問世了。這裡所謂的“近世”（pre-modern）有特定的含義，指後於“古代”（ancient）而早於“近代”（modern）的一個歷史時期。這一時期我們認為肇始於宋代。
宋代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非常重要的時代，從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以之為界，將中國歷史分為前後兩段，它是古典中國的結束和近世中國的開端。宋代以前的中國是貴族化的，能夠進入歷史而為我們所知的人物，再落魄潦倒的也有個不錯的門第或家世，如陶淵明或杜甫；而在宋代，真正的平民或低層出身的人物也可能進入統治階層，比如兩宋都有不少平民出身的宰相或大學者。其原因在於從隋唐開始的科舉考試制度到宋代得到了更充分的實施，真正成為選撥人纔的搖籃，“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不再是空想，從而實現了社會階層的上下對流。同時朝廷采取重文偃武的政策，鼓勵和推動文化事業的發展，從而使宋代成為中國乃至世界歷史上最富裕和經濟最繁榮的朝代。張擇端《清明上河圖》、柳永《望海潮》所描寫的，老《東京夢華錄》、周密《武林舊事》所記載的開封和杭州市民經濟的景況，都是宋以前未嘗有過的。這使我們直觀上感覺到宋和唐屬於兩個時代，宋和我們相距得更近一些。享譽世界的中國“四大發明”除造紙外，有三項是在宋代完成的，其後相繼傳到了西方，推動了西方的近代化。
文化上，宋代更是一個繼往開來的偉大時代。“繼往”，是對古典時期文化的全面總結和繼承；“開來”，是宋代文化的成果影響了其後700多年的中國乃至東亞，直至今天。人們可能沒有意識到，我們今天所津津樂道的“中國傳統”，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是宋代以後開創的，或者是打著古代的旗號卻是經過宋代人闡釋的，而不是我們想像中的來自漢唐乃至先秦。比方說，“五四”時期“反封建”，高喊的是“打倒孔家店”的口號，其實嚴格地說，應該是“打倒朱家店”，因為他們的批判鋒芒所向其實是程朱理學，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孔”“孟”之道。而20世紀30年代迄今海內外很多人鼓吹的“儒學復興”，實質上很多隻是“理學復興”。朱熹通過“述而不作”的方法，巧妙地把先秦儒學改造成了朱學，由於宋末以後特別是從明代開始，朱學成了科舉考試的唯一標準，影響所及，使後人的繼承和批判都失去了準頭。從這個例子就可以看到宋代對後世的影響。朱熹的這種“借雞生蛋”“以述代作”的治學方法可說是“宋學”的特色。儒學上如此，其他領域也是如此。例如史學上有“兩司馬”之說，漢代司馬遷開創了紀傳體史學的傳統，奠定了“二十五史”的基礎；而宋代的司馬光另闢蹊徑，遙承上古《春秋》的編年體史學傳統，編出《資治通鋻》這一部曠古大書，既是對《史記》以降“十七史”的繼承與改造，又開了其後史學研究的無數法門，例如“紀事本末體”“綱目體”等。而南宋鄭樵又別開生面，以畢生心血完成《通志》，彌補了《資治通鋻》在繼承《史記》《漢書》“志”上的不足。這兩套書成為了宋以後與正史並行的史學傳統，影響了直到今天的歷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