琴棋書畫，花鳥蟲魚；瓜果菜蔬，八珍玉食；談人生，論戲曲。汪曾祺是真正懂生活的人，他的作品處處流露著平和素淨的詩畫境界和清新淡雅的靈動之美。
本書以花草蟲魚、山川風物、美食行走為主題。展現了一種生活在人間煙火之中，對世俗生活保持濃烈的興趣；在浮躁的世界裡，淡定得如一面映現萬物的鏡子；無論世界怎樣變遷，始終不忘品味生活的人生態度。

汪曾祺，中國當代作家、散文家。被譽為“抒情的人道主義者，中國最後一個純粹的文人，中國最後一個士大夫。”
其文章樸實平淡，有空山新雨後的清新之味，深得自然之意趣，往往在不經意間滲出人性的美好與詩意的享受。
他讓真與美、日常生活、恬淡與雍容回歸散文，讓散文走出“千人一面，千部一腔”，功不可沒。

人間草木
夏 天
花 園
昆明的雨
夏天的昆蟲
淡淡秋光
果蔬秋濃
葵·薤
栗 子
鼕天的樹
渮澤遊記
翠湖心影
釣魚臺
文遊臺
玉淵潭的傳說
靈通麻雀
雁不棲樹
猴王的羅曼史
錄音壓鳥
踢毽子
花濺淚
寫 字
看 畫
書畫自娛
自得其樂
星期天
下水道和孩子
童歌小議
胡同文化
昆明年俗
宵
故鄉的食物
家常酒菜
四方食事
五 味
泡茶館
尋常茶話

書畫自娛
《中國作家》將在封二發作家的畫，拿去我的一幅，還要寫幾句有關“作家畫”的話，寫了幾句詩：
我有一好處，平生不整人。
寫作頗勤快，人間送小溫。
或時有佳興，伸紙畫芳春。
草花隨目見，魚鳥略似真。
唯求俗可耐，寧計故為新。
隻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
君若亦歡喜，攜歸盡一樽。
詩很淺顯，不須注釋，但可申說兩句。給人間送一點小小的溫暖，這大概可以說是我的寫作的態度。我的畫畫，更是遣興而已。我很欣賞宋人詩：“四時佳興與人同”。人活著，就得有點興致。我不會下棋，不愛打撲克、打麻將，偶爾喝了兩杯酒，一時興起，便裁出一張宣紙，隨意畫兩筆。所畫多是“芳春”——對生活的喜悅。我是畫花鳥的。所畫的花都是平常的花。北京人把這樣的花叫“草花”。我是不種花的，隻能畫我在街頭、陌上、公園裡看得很熟的花。我沒有畫過素描，也沒有臨摹過多少徐青籐、陳白陽，隻是“以意為之”。我很欣賞齊白石的話：“太似則媚俗，不似則欺世”。我畫鳥，我的女兒稱之為“長嘴大眼鳥”。我畫得不大像，不是有意求其“不似”，實因功夫不到，不能似耳。但我還是希望能“似”的。當代“文人畫”多有煙雲滿紙，力求怪誕者，我不禁要想起齊白石的話，這是不是“欺世”？“說了歸齊”(這是北京話)，我的畫畫，自娛而已。“隻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是照搬了陶弘景的原句。我近曾到永嘉去了一次，遊了陶公洞，覺得陶弘景是個很有意思的人。他是道教的重要人物，其思想的基礎是老莊，接受了神仙道教影響，又吸取佛教思想，他又是個藥物學家，且擅長書法，他留下的詩不多，最著名的是《詔問山中何所有》：
山中何所有？
嶺上多白雲。
隻可自怡悅，
不堪持贈君。
一個人一輩子留下這四句詩，也就可以不朽了。我的畫，也隻是白雲一片而已。
一九九二年一月八日
載一九九二年二月一日《新民晚報》
自得其樂
孫犁同志說寫作是他的最好的休息。是這樣。一個人在寫作的時候是最充實的時候，也是最快樂的時候。凝眸既久(我在構思一篇作品時，我的孩子都說我在翻白眼)，欣然命筆，人在一種甜美的興奮和平時沒有的敏銳之中，這樣的時候，真是雖南面王不與易也。寫成之後，覺得不錯，提刀卻立，四顧躊躇，對自己說：“你小子還真有兩下子！”此樂非局外人所能想像。但是一個人不能從早寫到晚，那樣就成了一架寫作機器，總得岔乎岔乎，找點事情逍遣逍遣，通常說，得有點業餘愛好。
我年輕時愛唱戲。起初唱青衣、梅派；後來改唱餘派老生。大學三四年級唱了一陣昆曲，吹了一陣笛子。後來到劇團工作，就不再唱戲吹笛子了，因為劇團有許多專業名角，在他們面前吹唱，真成了班門弄斧，還是以藏拙為好。笛子本來還可以吹吹，我的笛風甚好，是“滿口笛”，但是後來沒法再吹，因為我的牙齒陸續掉光了，撒風漏氣。
這些年來我的業餘愛好，隻有：寫寫字、畫畫畫，做做菜。
我的字照說是有些基本功的。當然從描紅模子開始。我記得我描的紅模子是：“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這十六個字其實是很難寫的，也許是寫紅模子的先生故意用這些結體復雜的字來折磨小孩子，而且紅模子底子是歐字，這就更難落筆了。不過這也有好處，可以讓孩子略窺筆意，知道字是不可以亂寫的。大概在我十一二歲的時候，那年暑假，我的祖父忽然高了興，要親自教我《論語》，並日課大字一張，小字二十行。大字寫《圭峰碑》、小字寫《閑邪公家傳》，這兩本帖都是祖父從他的藏帖中選出來的。祖父認為我的字有點纔分，獎了我一塊豬肝紫端硯，是圓的，並且拿了幾本初拓的字帖給我，讓我常看看。我記得有小字《麻姑仙壇》、虞世南的《夫子廟堂碑》、褚遂良的《聖教序》。小學畢業的暑假，我在三姑父家從一個姓韋的先生讀桐城派古文，並跟他學寫字。韋先生是寫魏碑的，但他讓我臨的卻是《多寶塔》。初一暑假，我父親拿了一本影印的《張猛龍碑》，說：“你最好寫寫魏碑，這樣字纔有骨力。”我於是寫了相當長時期《張猛龍碑》。用的是我父親選購來的特殊的紙。這種紙是用稻草做的，紙質較粗，也厚，寫魏碑很合適，用筆須沉著，不能浮滑。這種紙一張有二尺高，尺半寬，我每天寫滿一張。寫《張猛龍》使我終身受益，到現在我的字的間架用筆還能看出痕跡。這以後，我沒有認真臨過帖，平常隻是讀帖而已。我於二王書未窺門徑。寫過一個很短時期的《樂毅論》，放下了，因為我很懶。《行穰》、《喪亂》等帖我很欣賞，但我知道我寫不來那樣的字。我覺得王大令的字的確比王右軍寫得好。讀顏真卿的《祭姪文》，覺得這纔是真正的顏字，並且對顏書從二王來之說很信服。大學時，喜讀宋四家。有人說中國書法一壞於顏真卿，二壞於宋四家，這話有道理。但我覺得宋人字是書法的一次解放，宋人字的特點是少拘束，有個性，我比較喜歡蔡京和米芾的字(蘇東坡字太俗，黃山谷字做作)。有人說米字不可多看，多看則終身擺脫不開，想要升入晉唐，就不可能了。一點不錯。但是有什麼辦法呢！打一個不太好聽的比方，一寫米字，猶如寡婦失了身，無法挽回了。我現在寫的字有點《張猛龍》的底子、米字的意思，還加上一點亂七八糟的影響，形成我自己的那麼一種體，格韻不高。
我也愛看漢碑。臨過一遍《張遷碑》，《石門銘》、《西狹頌》看看而已。我不喜歡《曹全碑》。蓋漢碑好處全在筋骨開張，意態從容，《曹全碑》則過於整飭了。
我平日寫字，多是小條幅，四尺宣紙一裁為四。這樣把書桌上書籍信函往邊上推推，攤開紙就能寫了。正兒八經地拉開案子，鋪了畫氈，著意寫字，好像練了一趟氣功，是很累人的。我都是寫行書。寫真書，太喫力了。偶爾也寫對聯。曾在大理寫了一副對子：
蒼山負雪
洱海流雲
字大徑尺。字少，隻能體兼隸篆。那天喝了一點酒，字寫得飛揚霸悍，亦是快事。對聯字稍多，則可寫行書。為武夷山一招待所寫過一副對子：
四圍山色臨窗秀
一夜溪聲入夢清
字頗清秀，似明朝人書。
我畫畫，沒有真正的師承。我父親是個畫家，畫寫意花卉，我小時愛看他畫畫，看他怎樣布局(用指甲或筆杆的一頭劃幾道印子)，畫花頭，定枝梗，布葉，鉤筋，收拾，題款，蓋印。這樣，我對用墨，用水，用色，略有領會。我從小學到初中，都“以畫名”。初二的時候，畫了一幅墨荷，裱出後掛在成績展覽室裡。這大概是我的畫第一次上裱。我讀的高中重數理化，功課很緊，就不再畫畫。大學四年，也極少畫畫。工作之後，更是久廢畫筆了。當了右派，下放到一個農業科學研究所，結束勞動後，倒畫了不少畫，主要的“作品”是兩套植物圖譜，一套《中國馬鈴藷圖譜》、一套《口蘑圖譜》，一是淡水彩，一是鋼筆畫。摘了帽子回京，到劇團寫劇本，沒有人知道我能畫兩筆。重撚畫筆，是運動促成的。運動中沒完沒了地寫交待，實在是煩人，於是買書紙，於寫交待之空隙，瞎抹一氣，少抒郁悶，這樣就一發而不可收，重新拾起舊營生。有的朋友看見，要了去，掛在屋裡，被人發現了，於是求畫的人漸多。我的畫其實沒有什麼看頭，隻是因為是作家的畫，比較別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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