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組織與新時代全球治理》從新時代中國與世界關繫出發，調研采集了數十個中國社會組織走出去的案例，既凸顯了高屋建瓴的理論洞察，也總結了實用的經驗和方法。該書對政府、社會組織的管理者和國際公益事業的志願者來說兼具指導性。

周鑫宇，博士，現任北京外國語大學副教授，公共外交研究中心副主任、秘書長，國內公共外交、民間外交和城市外交研究領域代表性的青年學者之一。著有《中國故事怎麼講》等各類著作6部，擔任北京市委組織部“國際交往中心干部素質教材”副主編、編寫組長，中宣部新聞閱評組專家組成員，長期承擔外交部、中聯部等政府部門委托的公共外交研究和實踐工作。

第一章 導論
一、王要難題
二、三種關繫的研究
1．國家政府與聯合國的關繫
2．聯合國與國際非政府組織的關繫
3．國家政府與國際非政府組織的關繫
4．現有研究的問題
三、理論方法
1．權力與功能視角
2．結構性假設
3．功能性假設
四、核心觀點
1．對權力格局的影響
2．對全球治理體制的影響
3．對中國體制的影響
五、邏輯框架

第二章 新時代的民間外交
一、民間外交的概念辨析
1．新時代民間外交的提出
2．“公民外交”
3．“公共外交”
二、中國民間外交的發展
1．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民外交
2．改革開放後的轉型
3．公共外交概念的引入
三、社會組織與新民間外交
1．新時代民間外交的特征
2．全球治理的新任務
3．社會組織參與民間外交的挑戰

第三章 新時代的全球治理
一、全球治理的轉型
1．全球治理進入新階段
2．全球治理的困境
3．新議程的提出
二、新時代全球治理的特征
1．《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中的新思路
2．聯合國全球治理的新結構
三、中國的機遇
1．理念上的接近
2．中國優勢的發揮
3．合作和對接渠道

第四章 西方非政府組織的矛盾與挑戰
一、西方國際非政府組織的傳統基因
1．宗教組織的思想傳統
2．“公民社會”背後的跨國利益團體
……
第五章 中國社會組織的改革與發展
第六章 全球治理中的社會組織機制改革
第七章 貢獻來自中國的全球治理項目
第八章 影響全球治理的議程設置
第九章 推動總體外交的轉型
結論：幾點公共外交理論分析
致謝
參考文獻

《中國社會組織與新時代全球治理》：
1.理念上的接近
參與全球治理是新時代中國民間外交發展的新方向。《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頒布以來，聯合國在全球治理方面出現了新目標、新內涵和新手段。這些新變化可能為中國開展民間外交、參與全球治理提供更有利的外部環境，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一方面，是在理念上更加契合。首先是關於國家主權和作用的問題。尊重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是聯合國憲章的基本精神。但在實際的全球治理活動中，由於全球治理活動要跨國開展，就始終存在著如何介入國家主權管轄領域的兩難。冷戰結束以來，美國和西方的力量在世界範圍內取得了絕對優勢，強勢的干涉主義在全球治理領域一度占據上風。在類似“人權高於主權”的思潮影響下，西方動輒以安全、發展和人權等問題為理由，向其他國家政府施壓，甚至不惜動用武力推翻一國政府。西方的國際非政府組織在全世界開展活動，也常常深度介入本國的政治矛盾，甚至成為政治動蕩的推手。
聯合國的活動也在相當程度上受到了這種思維的影響。現在看來，像海灣戰爭、科索沃戰爭、利比亞戰爭這樣打著集體安全名義發動的戰爭，制造的問題比解決的問題可能更多，給當地帶來了持續的動蕩和人道主義災難，與維持和平、建設和平的初衷背道而馳。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經濟及社會理事會下屬的發展繫統國際組織、與聯合國有合作的國際非政府組織所開展的某些國際援助活動，有時候會引來受援國的政治對抗，甚至政治衝突，也影響了援助的效果。此外，就更不要說西方國家超越聯合國所開展的國際干涉活動了，在世界各地都引發了爭議。
由於全球治理活動多多少少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擾，也導致處在國際政治博弈的邊緣地帶，對西方沒有戰略價值的最不發達國家長期受到忽視。在這些最不發達國家，聯合國在千年之交提出的“千年發展目標”至今未能實現，始終“掉隊”。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也是在這種挑戰中出臺的。
《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頒布以後，聯合國明確強調國家在全球治理中的主體作用，這代表著對西方干涉主義思路的反思，也跟中國在相關問題上的思路更加接近。長期以來，中國作為受援國在全球治理問題上始終秉持“不干涉內政”的主張，以維護國際正義和本國的主權獨立。近年來中國開展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更加奮發有為地承擔國際責任、貢獻全球治理。但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在全球治理理念上也始終堅持尊重國家主權、重視國家和政府的關鍵作用。很多研究者認為，中國在開展對外援助方面，最擅長的是在不同的環境中開展政府間合作，在促進發展和治理方面取得了西方難以取得的效果①。
當然，近年來，中國也開始重視政府間援助合作項目進一步“落地”，鼓勵非政府組織和企業在援助和治理活動中發揮更大作用。對於參與民間外交的社會組織來說，走到全球治理的前線去，走到國際組織的舞臺上去，也要面對不同的全球治理觀念的挑戰。一些西方非政府組織對中國的社會組織、企業，對中國同行懷有偏見，甚至故意排斥中國機構，最主要就是批評中國社會組織不是“純民間的”，中國機構開展的項目背後常常有政府間合作的背景。這背後還是有道路之爭、理念之爭。2030年議程作為指導全球治理未來發展的綱領性文件，肯定政府在全球治理中的關鍵作用，也為中國的全球治理和民間外交道路“正名”“打氣”。中國和聯合國在治理理念上的一致，也可以讓中國更好地通過多邊途徑參與全球治理。
另一方面，在全球治理的優先事項上，聯合國與中國的思路也更加契合。冷戰結束以來，在可持續發展、安全和人權三大支柱中，西方國家一度把人權放到壓倒性地位。比起貧困、饑餓、疾病等最急迫的議題來，西方似乎把資源和精力更願意花費在自己關注的人權問題上，甚至為了人權問題采取武力干涉、大打出手。
……

2018年6月，泰國發生了一個全世界矚目的事件。十多名少年足球隊隊員在年輕教練的帶領下到山區郊遊，被洪水困在山洞深處，生死未}、。當泰國政府發現情況並展開救援的時候，已經好幾天過去了。經過國際媒體的報道，全世界都為此揪心。
泰國不缺救援的人力，但缺少洞穴救援方面的專家。很快，來自中國、美國、日本和澳大利亞的救援專家趕到了現場。在被困9天之後，這些少年被英國志願者發現。十多天後，他們全部被救出。如果不是一位泰國海軍特種兵在救援過程中不幸溺水殉職，這恐怕是世界上最完美、堪稱奇跡的成功救援。全世界的媒體和公眾都受到了鼓舞。它似乎再次向人類證明了我們生活在彼此需要、相互幫助的命運共同體中。
然而，命運共同體的背後，仍然有國家間的政治存在；就像在另一些領域，國家間尖銳的政治關繫背後，我們總還能感到人類命運共同體存在一樣。
就在救援開展的同時，中國和泰國的關繫正處在一場輿論風波之中。一艘載滿中國遊客的輪船在泰國的旅遊勝地遇到風浪沉沒，造成了大量傷亡。中國國內有輿論質疑泰國救援不力，而泰國官員則對媒體揭露中國的旅行社違規操作，是中國人自己害死中國人。這個悲劇性的事件，包括它所引發的輿論對抗，可能都跟國家沒有直接的關繫，但最終會上升到國家政府的層面，影響國家間的政治關繫。
一邊是無私的援助，一邊是武斷的指責，都源於民間的突發事件，卻都影響到國家。這反映了當代外交關繫處於很復雜的局面中。
也許是為了不讓兩國的關繫蒙上陰影，泰國政府對參與洞穴救援的中國志願者給予了極高規格的感謝。在泰國王室親自安排下，中國志願者以總統般的待遇訪問了泰國的名勝，還獲得了泰國航空公司價格不菲的饋贈。
參與泰國洞穴救援的7名中國志願者全部是平民。他們的救援行動沒有中國政府的安排。他們像普通讀者一樣在媒體上看到新聞，然後像普通中國遊客一樣買了機票趕赴泰國。由於事發地處於泰國內陸山區，他們還像一個普通探險者一樣尋找合適的交通地圖。
由於擔心前方隊員不懂泰語，組織此次行動的民間組織“北京平瀾公益基金會”在出發前聯繫我，希望我找人幫他們提供語言支持。當時我曾問他們：“你們走這樣的‘野路子’，泰國政府會接納嗎？西方國家的專業團隊會不會排斥你們？”他們告訴我說：“這事很簡單，就是專業對專業。中國人有沒有救援能力，到現場就看出來了。”
這些中國志願者自豪地認為，中國已經擁有了世界上一流的災害救援能力。這在10年前還難以想像。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發生後，很多普通中國人懷著志願服務的熱情湧向災區，卻發現自己徒有愛心而已。政府甚至一度發布了禁止志願者無序湧入的通告，成為那個熱血時代的尷尬注腳。
2008年也被許多中國的民間救援組織稱為“民年”。在中國政府和西方專業組織的支持和培訓下，中國國內開始產生第一代走向專業化的民間救援志願者，也孕育了大量緣起草根的民間公益組織。此後，中國的地方治理中開始頻頻出現這些組織的身影。10年後，這些組織甚至開始走向海外，驕傲地宣稱自己的表現不遜於西方志願者。
中國的社會組織正在快速走向世界。它們將繼中國企業之後成為中國的一張張新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