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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鋪:合肥新華書店圖書專營店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08113046 商品編碼:71255650910 開本:16開
" 圖書名稱: | 文景 我生有涯願無盡 漱溟自述文錄 | 作者: | 梁漱溟 著 | 定價: | 45.00 | ISBN: | 9787208113046 | 出版社: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開本: | 16開 | 裝幀: | 平裝 | 出版日期: | 2013年7月 | 印刷日期: | 2013年7月 | ◆ 迄今*完整和的梁漱溟自傳,歷經27年,先後增刪5次的*終定本 ◆ 隆重紀念國學宗師、20世紀中國知識人的楷模梁漱溟誕辰120周年 ※ 幼年不學四書五經,而入洋學堂,念《英文初階》《地球韻言》,身後被譽為“中國*後一個儒家”“國學大師” ※ 兩度欲自殺,一度想出家;哀民生疾苦,嘆“吾曹不出如蒼生何”,積極入世求解中國與人生兩大問題 ※ 24歲以中學學歷登北大講壇,教授印度哲學;7年後,主動辭去教職,投身新教育和鄉村建設 ※ 巡歷抗戰遊擊區8個月,敵兵圍堵,飛機轟炸,數次險死還生,始終泰然自若 ※ 發起民主同盟,調查李聞慘案,力促國共和談,奔走8年,被稱之為“中國的甘地” ※ 與幾次通宵長談,激辯中國道路;1953年向**“要雅量”,成“反面教員” ※ 隻批林不批孔,再遭全國性大批鬥而不改初衷,宣稱“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 ※ “”抄家,資料全無,仍筆耕不輟;1975年《人心與人生》完稿,前後費時約50年,稱“使命完畢,可以去矣” 梁漱溟作品相關: ※《梁漱溟文稿手跡選》(紀念梁漱溟誕辰120周年!國學宗師梁漱溟先生文稿手跡**規模的集結出版) ※《中國文化要義》(理解中國文化、中國之為中國的**文本!新訂梁漱溟作品*文本;紀念梁漱溟誕辰120周年) ※《人心與人生》(梁漱溟撰寫50年的托命之作!新訂梁漱溟作品*文本;紀念梁漱溟誕辰120周年) ※《鄉村建設理論》(憲政新中國必自鄉村建設始,梁漱溟的政治新主張!新訂梁漱溟作品*文本;紀念梁漱溟誕辰120周年) ※《印度哲學概論》(梁漱溟北大講義,印度哲學研究典範之作;紀念梁漱溟誕辰120周年!)
| 梁漱溟Zui完整的自傳! 歷時27年編纂,5次增刪的Zui後定本 論衡東西文化,投身鄉村建設,發起民主同盟,直諫ZuiGao 生於都市,要為農夫代言;心歸佛法,甘為孔子正名 “我不是書生。我不是學問家。我是一個要拼命干的人。 為往聖繼絕,為萬世開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 我是一個佛教徒。我的前生是一個和尚。” ——梁漱溟 《我生有涯願無盡——漱溟自述文錄》是Zui完整的梁漱溟自傳。梁漱溟自稱不是哲學家、國學家,隻是“問題中人”,以“認識老中國,建設新中國”相號召,畢生所求惟在人生與社會(中國)兩大問題的解答。從清末,歷民國,到新中國,北大教書,鄉建運動,發起民盟,廷爭面折,時代變遷,世相百態,作者皆以細膩坦誠的筆觸客觀敘述,九十多年人生軌跡中自學之歷程、情感之所依、思想之嬗變以及以天下興亡為己任之社會實踐等諸多方面纖毫畢現。本書由梁漱溟長子梁培寬先生歷時27年,前後增刪5次,編纂而成,是了解梁漱溟先生的人生經歷、學術思想以及生活感悟的Zui可靠資料。 | 梁漱溟(1893—1988),20世紀中國獨立風骨及知行合一的思想家、社會實踐者。原名煥鼎,字壽銘,又字漱冥,後以漱溟行世。早歲信佛而後歸儒,亦不廢佛;以中學學歷而執教北京大學。壯年辭去教職,長期從事鄉村建設;發起民盟,為調停國共奔走呼號。1949年後屢受批判而始終不屈,傲然宣稱“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一生以“認識老中國,建設新中國”相號召,在兩個問題上追求不已:一是人生問題,即人為什麼活著;二是社會問題,亦可雲中國問題,即中國向何處去。主要作品有《東西文化及其哲學》、《鄉村建設理論》、《中國文化要義》、《人心與人生》等 | DiYi輯我的生平 我的自學小史 自述 我的家世與生平行事 第二輯我的人生態度 我是怎樣一個人? 我的過去 自述早年思想之再轉再變 我早年思想演變的一大關鍵 三種人生態度——逐求、厭離、鄭重 如何成為的我 第三輯我的主要經歷 值得感念的歲月 我從事鄉村工作的簡略回顧 我努力的是什麼——抗戰以來自述 記中國民主政團同盟 赴香港創辦民盟言論機關《光明報》前後 香港脫險寄寬恕兩兒 抗戰勝利後我奔走國共和談的經過 為全國團結合作而奔走 回憶參加調查暗殺李聞案 我的努力與反省 再憶初訪延安 追記在延安北京迭次和的談話 批孔運動以來我在學習會上的發言及其經過述略 敬答愛護我的朋友,我將這樣地參加批孔運動 第四輯我的主要著作 《東西文化及其哲學》自序 《鄉村建設理論》自序 《中國文化要義》自序 《人心與人生》書成自記 第五輯懷念師友 培先生 紀念梁啟超先生 回憶李大釗先生 伍庸伯先生傳略 懷念熊十力先生 略記當年師友會合之緣 有關師友同住共學的記述三則 第六輯思念親人及家書選錄 思親記 悼亡室黃靖賢夫人 家書選錄 第七輯暮年有感 老來回憶此生 談樂天知命 附錄一敵後遊擊區域日志(1957 年9 月編次) 附錄二美國學者艾愷訪談錄(摘錄) 附錄三梁漱溟年譜簡編 增訂再版本編後記 | 值得感念的歲月[1] 我入北大,時北大建校將近二十年,我年僅二十五歲。今值北大校慶九十周年,謹追述七十年前在北大時一些往事,以表達我這年逾九旬老校友的一片感念之情。 我入北大任教,始於1917年底。是培先生方自歐洲歸來,應教育總長範源廉之邀,出任北京大學校長。我請範公代為先容,往謁蔡先生於其南菜園上街寓所。辛亥勝利民國建立,1912年蔡先生參加首屆內閣為DiYi任教育總長,而我此時於同盟會《民國報》工作,以一青年記者身份,出入於國會、總統府、國務院及各政黨總部,因此於采訪中多次接近蔡先生,但未得深談。而此次不同,是以自己所決疑論》特向蔡先生求教的。此文評論古今中外諸子百家,而獨推崇印度佛家思想。當我說明來意後,先生回答說:“我過上海時已在《東方雜志》上看過了,很好。”不曾想到先生早已過目,並對這篇如今看來是東拉西扯的文章給予肯定。但更使人出乎意料的是先生隨即表示希望我到北大任教。先生說:“我是喜愛哲學的。我此次來北大重點要辦好文科。文科中又以哲學繫為重點,你就來哲學繫講印度哲學好了。”我忙回答說:“先生之喜愛哲學我知道,早在中學時即讀過先生翻譯的《哲學要領》一書,至於我,實在不懂印度哲學。印度宗派是如此之多,而我隻不過為解決自己在人生問題上的煩悶,鑽研了一些佛典,領會一點佛家思想而已。”先生說:“你說你不懂,但又有誰懂呢?我尋不著人,就是你來吧!”我總不敢承當。先生於是申說道:“我看你也是喜歡哲學的。我們把一些喜愛哲學的朋友聚攏在一起,共同研究,互相切磋,你怎麼可以不來呢!來北大,你不要以為是來教別人的,你把到北大當做來共同學習好了。”蔡先生這幾句話打動了我。抱這種態度再好不過,而我又怎會不願來學習呢。來北大的事就如此確定下來。 敘說至此,不由聯想到近年有關我入北大的一些失實的傳聞。1942年在《紀念蔡先生逝世兩周年》一文裡我即有所申述,不料四十多年後又再度傳播開來,且更加離奇、廣泛;大小報刊且不說,雖《北京大學學報》亦不能免。事實是我因中學畢業後投身同盟會活動,無法顧及升學事,及至在北大任教,昔日中學同窗如湯用肜(在文科)、張申府(在理科)、雷國能(在法科)諸兄尚求學於北大,況且蔡先生以講師聘我,又何曾有投考不被錄取,反被聘為教授之事。 1916年我雖應聘,卻因尚在司法部任秘書,一時不得脫身,1917年下半年纔到北大。入校後先開“印度哲學”一課,此課自非哲學繫重點,但聽課者似仍不少。後來講授“儒家哲學”,聽課者更多,注冊部原安排一院紅樓教室容納不下,於是不得不遷往二院馬神廟階梯教室。此課聽講者約二百人,期末考卷有九十多份,此數即為注冊之學生,如馮友蘭、朱自清、顧頡剛、孫本文諸位均是如此得與我相聚於課堂的。至於其餘半數即為自由聽講者:有的來自其他高校,有的來自社會。蓋當時北大對外開放,任人來聽課。以我所知,如軍界前輩廣東伍庸伯先生(與李濟深同學),江蘇江問漁先生(後隨黃炎培先生工作,是時任工商部主事),皆年近四旬,而天天來聽課。湖北張難先先生(湖北三怪之一,辛亥中頗有影響的人物),來聽課時更是年近五旬了。年輕後輩如我者,聽課人尚且不少,如名教授、新文化運動代表人物如陳獨秀、胡適之、李大釗等先生,聽課者之踊躍,更可想而知了。於此可見蔡先生兼容並包主張的實施和當時新思潮的影響,共同形成之追求真理的濃厚空氣,不僅感染北大師生和其他高校,且影響及於社會。生活在此種氣氛中怎能不向上奮進呢! 在講授“印度哲學”(其中包括佛學)之後,我又開有“唯識學”。但在因愛好哲學而愛好佛學的蔡先生,猶以為未足,先後又請來張爾田先生講“俱舍論”(代表小乘)、張克誠先生講“觀所緣緣論”(代表相宗)、鄧高鏡先生講“百論”(代表性宗),雖時間不長,也未列為哲學繫正式課程,卻仍可見蔡先生銳意繁榮學術和好學之精神。佛學不屬舊學之列,卻亦不合於新思潮,因此難免遭非議。此時,於學生紛紛建立之種種社團中,更有“反宗教大同盟”之成立。顧名思義其宗旨自是反宗教。該“同盟”曾組織講演會,邀請對宗教問題持不同觀點者發表意見。我研究佛學、講佛學,自是被邀對像。我應邀作了題為“宗教問題”的講演,地點在三院南河沿室內操場,可容千人左右。記得當時以我到得早些,便由我先講。從早八點多開始,講了一上午,意猶未盡,下午又繼續講,待結束時竟日落西山。原安排在同一日的另一講演人李石曾先生老之一,當時倡導無政府主義),在臺下自早聽到晚,Zui後竟無時間供他發言。聽講者眾多,且有耐心,可見對講演內容感到有興味。但須知對主講人觀點持反對態度者亦大有人在,如我講“儒家哲學”時,有學生對旁人說:“我倒要聽聽他荒謬到什麼程度!”采取此種態度,實未可厚非。學問學問,學而不問怎能求得真學問。彼此質疑,互相問難,是有利於學術發展的。當時北大此種風尚是極可珍貴亦應加以發揚的。 當時興起的新文化運動宣傳西方文化,提倡科學與民主,而貶抑東方文化,於是“東西文化”常成為談論的問題。我於教學之外對此時時思考,探究不輟。友人張申府、屠孝實等嘗加勸阻,或說問題範圍太大,難於著手,或說問題尚遠,可俟諸來日。我均不以為然。那時以陳獨秀、胡適之等為代表的新派,多主張全盤西化。陳獨秀頭腦明晰,筆鋒銳利,批判舊派觀點,如摧枯拉朽。《新青年》雜志詰問舊派:孔子真精神是什麼?價值何在?舊派張口結舌。可是許多舊派先生竟不感苦惱,仍埋頭於舊學之中,仿佛彼此並不相礙。學生一如教師,也分新舊。新派刊物名《新潮》,宣傳科學精神與民主思想,內容充實而有生氣。傾向於舊派的學生辦有刊物名《國故》,卻隻是示人以一堆陳舊古董,根本無力與新派對壘。雖然我對新思潮莫逆於心,而且我既非新派,又不屬舊派,面對新舊之爭,似盡可仍埋首於佛學研究,可是我卻感到壓迫之嚴重,以為此問題不可忽略而且急切。蓋自鴉片戰爭以來,隨帝國主義勢力之入侵,西方文化傳入,中國傳統文化價值受到懷疑,似中國之有全由於我們的文化。這明明是逼著中國人討一個解決。試想,如果中國傳統文化果真不能與西方文化並存,而要根本絕棄,我們應趕快自覺改革,不要與它同歸於盡;如果中國傳統文化受西方文化壓迫,並不足慮,而中國文化終有翻身之日,那也應積極去做,不要再做夢發獃;又如果確如一些人所說,東西文化可以融通調和,那也應弄清調和之必要及調和之道,絕不應消極等待。誰說問題不嚴重而且急切! 我原是個很笨很獃的人,從我十幾歲會用思想之日起,就愛尋個準道理,Zui怕聽無可無不可的話。凡是我心中成為問題的,便不肯忽略過去,而對此問題如果我說不出它的道理,就表明我沒有道理。中國文化問題關繫國家命運,民族存亡,怎可輕輕放過,漠不關心?同時北大以及整個社會當時愛國主義精神高漲,人們關心國事,文化問題成為學術界討論Zui多的問題之一,而我又怎能置身事外?就在這種主觀要求和客觀環境推動下,1919年我將個人對此問題研究結果,在課外以《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為題作連續多次講演,介紹給北大同事、同學。1920年又於濟南向社會公開報告。DiYi次由陳政同學(哲學繫)記錄。第二次由羅常培同學(中文繫,解放後曾任語言研究所所長,1958年病故)記錄。後將兩次記錄稿加以整理,以講題為書名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成為我生平第二本專著。該書出版後受到學術界注意,引來評論不少。可以說這是我向北大、向蔡先生交上的一張考卷,記錄了我在校期間學習與研究成績的高下優劣。 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中,我將西方、中國、印度三種文化加以比較,各給予人類文化發展史上以適當位置,並指出世界Zui近未來將是中國文化之復興。於是我也由佛家思想轉為儒家思想,決心去作孔家生活。1924年為實行自己的辦學理想,我向蔡先生辭去教職,從此離開了北大,而北大影響仍留在我心上。我這個根本未曾入過大學之門的人,得以走上大學講臺,就我個人說,隻不過因為我鑽研了一個冷門——佛學,而從根本上說,則是由於蔡先生實行兼容並包的主張,是由於蔡先生對後學的關心與愛護。而在進入北大之後,我從蔡先生和諸同事、同學所獲益處,直接間接,有形無形,說之不盡,於是得以經過自學鑽研,在學識上有了自己的獨立見解,並開始走向成熟。 我嘗說過,陳獨秀、胡適之、李大釗等,是因蔡先生包容於北大而得到抒發的人,而我則不是;我是為蔡先生引入北大而得到培養的一個人。而今我已九十有五,追憶往事,真可謂培育之恩沒齒難忘! …… | p/pp/p ..... .....^_^:482977ae872cefa3a33866525f2e432f ^_^:873ee790bd13aceda00a420883582f7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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