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利策獎得主20年耶魯“大戰略課”集成，傅瑩、徐小平、小布什、基辛格均推崇的大戰略思維。不僅 和政府需要大戰略，目標與手段的相一致同樣適用於個人的事業和生活，每個人都需要大戰略思維，掌控全局的能力。

書名：論大戰略

代碼：69

作者：約翰劉易斯加迪斯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團

出版日期：2019-06

頁碼：416

裝幀：精裝

開本：32開

ISBN：9787521703672

20年前，耶魯大學為了培養世界未來的戰略家和 ，開辦了“大戰略”課，該課的主講人是普利策獎得主、戰略學研究專家約翰？劉易斯？加迪斯。20年後，這位連小布什和基辛格都是其思想擁護者的戰略學大師，將大戰略20年理論研究精華濃縮成一本簡明讀本。在《論大戰略》中，加迪斯對跨越2500年的戰略思想進行了一次精彩巡禮，從古羅馬們到改變當今世界版圖的們，加迪斯通過對他們戰略思想的深挖和盤點，始終在探討什麼樣的戰略纔能稱得上是“大戰略”，答案是：目標與能力相一致，並根據環境變化適時調整。的大戰略家還能夠同時駕馭三種能力，即拿捏分寸、全局考量、抓住時機的能力，也就是賦予規模、空間、時間這三者同等的尊重。《論大戰略》一經上市，外媒報道蜂擁而至，《華爾街日報》稱每一屆 都該讀一讀《論大戰略》。中國前副部長傅瑩、知名投資人徐小平也作序傾親。

《論大戰略》凝聚了 大戰略研究專家約翰？劉易斯？加迪斯20年的戰略研究成果，呈現了大戰略邏輯跨時空、跨領域、跨文化的交融與映襯。從2500多年前的希波戰爭，到次世界大戰，從戰無不勝的羅馬帝國，到改變 命運的開國總統，加迪斯探究了那些偉大和帝國的智慧、氣質和勇氣是如何塑造的。

在加迪斯筆下，薛西斯一世、伊麗莎白一世、腓力二世、林肯、拿破侖等 ，馬基雅維利、奧古斯丁、伯裡克利等政治思想家，化身為“狐狸”或“刺蝟”，甚至是兩者的綜合體。“狐狸”追逐多個目標，思維零散、離心，卻能根據對環境的觀察適時調整戰略；“刺蝟”目標單一，思維專注卻固執，堅守一個不變的原則，以此規範言行。加迪斯認為，人的思維常處於刺蝟式和狐狸式兩種思式的中，如果能把刺蝟的方向感和狐狸對環境的性結合起來，追求目標與能力的一致性，就能孕育出成功的大戰略。

好的戰略之所以能夠沿襲千年，是因為在時代推移、技術迭代中能夠不斷被反思、調整和。但並不是隻有 纔需要大戰略，我們每個人都需要在事業和生活中實現目標與能力的平衡。這一戰略思維將幫助我們強化權衡代價的意識，刺激我們對復雜環境的感知，從而達成心中所念。

序言

章 穿越赫勒斯滂海峽

第二章 長牆

第三章 老師和約束

第四章 個人與

第五章 作為樞紐的君主

第六章 新世界

第七章 偉大的戰略家

第八章 偉大的總統

第九章 後的美好希望

第十章 以賽亞

注釋

約翰·劉易斯·加迪斯，冷戰史學家和大戰略研究家，曾被《紐約時報》稱作“冷戰史學泰鬥”，現為耶魯大學歷史學，2005年獲 “ 人文獎章”，著有經典作品《冷戰》《遏制戰略》《長和平》等。憑借《喬治·凱南傳》，加迪斯榮獲2012年普利策獎。2002年至今，加迪斯在耶魯大學開設“大戰略研究”課程，旨在在全世界範圍內培養 未來的和戰略家。

《論大戰略》一書認為，人的思維往往處於刺蝟式和狐狸式兩種思式的中。如果把刺蝟式思維理解為對戰略目標和願景的規劃，把狐狸式思維理解為對自身能力的評估和調控，那麼目標與能力的平衡即為戰略。作為中國讀者，從加迪斯勾勒出的上千年世界戰略歷史中，可以觀察到 興衰的各種印記，引人入勝。

——傅瑩中國前副部長

《論大戰略》探討的是一種戰略邏輯，這種戰略邏輯離我們並不遙遠，隻要擁有常識，在目標與能力之間尋找到平衡點，往往就能成就一番事業。但在現實中，有多少人能夠靈活運用常識，審時度勢地知進退呢？《論大戰略》確實能對投資界產生深刻啟發，作者所闡述的戰略邏輯和權衡思維值得每一位投資者反思。

——徐小平真格基金創始人

穿越赫勒斯滂海峽

時間前480年，地點位於赫勒斯滂海峽亞洲一側的小鎮阿比多斯，赫勒斯滂海峽途經此處收緊，隻有約一英裡寬。這裡的場面堪比好萊塢鼎盛時期的作品。薛西斯一世—波斯的萬王，登上置於海岬上的王座，目視其軍隊集結。據歷史學家希羅多德記述，這是一支超過150萬人的軍隊，即便實際人數隻有這個數字的1/10（這種可能性很大），也已接近1944年諾曼底登陸當日艾森豪威爾指揮的盟軍人數。如今已沒有能橫跨赫勒斯滂海峽的橋梁，但彼時的薛西斯一世架起兩座橋：一座建於捆綁在一起的360艘船上，另一座由314艘船承載。兩座橋均呈拱形，以抵御狂風和激流。因為此前建成的橋在遇到風暴後分崩離析，憤怒的薛西斯一世掉了修橋者的腦袋，並下令對水流施以鞭刑和烙刑。這還不夠，他又命令手下向水中投下鐐銬，它們或許至今還沉在水底的某個地方。

那天的水面平靜無波，薛西斯一世頗為自得，片刻之後，他卻突然潸然淚下。他的叔叔兼幕僚阿爾達班問其緣故。“這成千上萬人，”薛西斯一世答道，“百年後將無一人存世。”阿爾達班安慰他說，世間有許多災禍常常會令人苦不堪言，死亡反倒是一種解脫。薛西斯一世表示贊同，但命令道：“告訴我真相。”薛西斯一世想知道，若不是他們倆都做了相同的噩夢，阿爾達班是否會贊成眼前的這項重任（波斯人在10年內次入侵希臘）。聽到這話，阿爾達班戰戰兢兢：“我仍充滿恐懼，不，極度恐懼。”

10年前的馬拉松戰役中，薛西斯一世之父大流士遭希臘人羞辱。薛西斯一世一度聽從阿爾達班的勸阻，未報這一箭之仇，但自那之後，薛西斯一世的噩夢已二度襲來。就好像哈姆雷特的故事提前了2000年上演：一個頗具 威嚴的幽靈，像對待兒子一樣，向他發出後通牒，“如果你不發動戰爭，……一如你彈指間登上之位，重回卑微也不過電光火石間”。阿爾達班起初認為這一夢境的寓意不值一哂。於是，薛西斯一世讓他換上自己的衣服，睡在王宮臥榻。幽靈再次出現，阿爾達班嚇得魂飛魄散，尖叫著醒來，隨即敦促薛西斯一世發兵攻打希臘。隨後，薛西斯一世下令發兵，其精兵在薩迪斯集結，在特洛伊遺址上宰殺1000頭小母牛祭祀。當軍隊抵達赫勒斯滂海峽時，橋梁已架設完畢。在準備過橋之際，薛西斯一世給他叔叔後一次機會，令其和盤托出心中的保留意見。

盡管受到噩夢驚嚇，阿爾達班仍按捺不住心中的猶疑。他警告說，前方的敵人不僅有強大的希臘軍隊，還有土地和海洋。沿愛琴海海岸進軍途中將要穿越的區域，根本無法為這支龐大的軍隊提供給養。當風暴襲來時，也沒有港口足以容納這些戰艦。未及與敵軍交戰，將士可能已疲憊不堪，甚至食不果腹。慎重的“會對所有可能發生在他身上的事情都心存敬畏並細加思量，但在采取行動時英勇果斷”。薛西斯一世耐心聽完後反駁道：“如果把什麼事都考慮到……，你永遠做不成任何事。與其坐在那兒患得患失，終無所作為，不如憑借一顆無畏的心，直面我們的恐懼……不奮勇一搏，何來勝利？”

爭論就此告歇。薛西斯一世派阿爾達班回去管理波斯帝國現有的區域，自己則專心為帝國開疆拓土。他向太陽祈禱，請求太陽賦予自己足夠的力量，使自己不僅能擊敗希臘，還能征服整個歐洲。他在橋前擺上番櫻桃的枝條，命令祭司焚香。作為對赫勒斯滂海峽的獎賞，他將祭酒灑入水中，隨後依次將盛放祭酒的金杯、配制祭酒用的金碗和一把利劍投入水中。這樣，渡海之路準備就緒，整支軍隊耗時七天七夜跨越了赫勒斯滂海峽。當薛西斯一世踏上歐洲一側的海岸時，聽到一名驚懼的旁觀者問，為什麼眾神宙斯要喬裝成波斯君主，還帶來了“全世界的人”？難道宙斯憑自己的力量還不足以摧毀希臘嗎？

2419年以後，以為牛津大學的教師上完課後去參加一場派對。出生在裡加的以賽亞？伯林正當而立之年，他在聖彼得堡長大，8歲時親眼見證了布爾什維克，後隨家人移民英國。他在這裡如魚得水，掌握了這門新語言，但始終沒能消除濃重的口音。他在牛津大學的各類考試中出類撥萃，成為有史以來個成為牛津大學全靈學院研究員的猶太人。1939年，伯林在成立於1379年的牛津大學新學院哲學，他逐漸疏遠了邏輯實證主義（西方有影響力的哲學思潮之一，認為未經可重復的驗證，任何東西都不具意義），生活愜意。

伯林纔華橫溢且頗為健談，對各種觀點都充滿無盡的渴求，樂於把握機會展示自我並吸納他人的觀點。在這次派對上（確切日期不可考），他偶遇阿斯奎斯家族代牛津伯爵朱利安？愛德華？喬治？阿斯奎斯，當時阿斯奎斯正在牛津大學貝利奧爾學院攻讀古典文學學位。阿斯奎斯當時偶得一詩句，頗為著迷，它出自古希臘詩人阿爾基洛科斯之手。在伯林的記憶中，這句詩是這樣說的：“狐狸多知，而刺蝟有一大知。”

這首詩隻剩下斷編殘簡，所以它本來的語境已無處追尋。但文藝復興時期學者伊拉斯謨曾將這一詩句信手征引，3伯林也忍不住要如法炮制。或許可以以它為準繩，對那些偉大的作家進行歸類？倘若真能如此，那麼柏拉圖、但丁、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和普魯斯特均應歸入刺蝟一類，而亞裡士多德、莎士比亞、歌德、普希金和喬伊斯則顯然應歸入狐狸一類。伯林也應被劃為狐狸一類，他對於那種宏大的問題（例如邏輯實證主義）不感興趣，但研究起具體的小問題來遊刃有餘。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使伯林無暇對這個關於狐狸與刺蝟的典故有所闡發，直到1951年，他纔以此為框架，撰寫了一篇關於托爾斯泰的歷史哲學的文章。此文兩年後付梓，即短小精悍的《刺蝟與狐狸》。

伯林解釋說：刺蝟“將歸納於某個單一的核心觀念”，循著這一觀念“他們的言論與行為纔具有意義”；狐狸適成對照，“追求許多目標，諸目標間往往並無關聯，甚至彼此矛盾，就算有關聯，也隻在‘事實’層面”。這一分野簡單明了，卻不容輕忽：它提供了“一個用來觀察與對比的視角，一個進行研究的起點”，它反映了“作家和思想家之間根本的差異之一，甚至可用來對全體人類進行大致歸類”。

伯林發射出的這枚“”，盡管照亮了托爾斯泰，但未能遠播。伯林聲稱，這位偉人（托爾斯泰）本想成為刺蝟，“《戰爭與和平》一書原本是要揭示歷史發展的規律”。但托爾斯泰太過誠實，無法忽視人類性格的個體差異，以及情境的多變，這種差異與多變導致歸納與總結變得尤為困難。所以，托爾斯泰的這部傑作充滿了遠比其他文學作品更具狐狸式特征的文字。讀者沉迷於那些狐狸式文字，卻忽視了散布在書中的刺蝟式歷史沉思。飽受這種矛盾折磨，托爾斯泰走向了死亡，伯林對此總結道：“一位陷入絕望的老人，無人可以拯救，他閉目塞聽，如同刺瞎自己雙眼的俄狄浦斯，遊蕩在科羅諾斯。”

伯林的這篇文章很快紅極一時，而且是在沒有互聯網襄助的年代。對此，伯林很驚訝，但也淘氣地頗為自得。書中引用這一比喻漸成風潮，有時還以漫畫的形式呈現，使其中寓意更加明顯。7在大學課堂上，開始問他們的學生：“××（可能是任何一位史學界或文學界人物）是狐狸還是刺蝟？”學生開始請教他們的：“（當前或其他任何時期）成為刺蝟好還是狐狸好？”和學生都開始自忖：“在這對立的兩派之間，我應何去何從？”接著會問自己：“我真的屬於這一派嗎？”後都會回到一個問題：“我到底是誰？”

借助牛津大學的一場派對、阿爾基洛科斯詩歌的殘篇、托爾斯泰史詩級的作品，伯林意外尋獲兩條在思想史上留名的途徑。一條是神諭式的，這是史上祭司們的慣技。另一條是伊索寓言式的，托物言志，將你的觀念以動物的形像體現，這些觀念將永存不滅。

章穿越赫勒斯滂海峽

時間前480年，地點位於赫勒斯滂海峽亞洲一側的小鎮阿比多斯，赫勒斯滂海峽途經此處收緊，隻有約一英裡寬。這裡的場面堪比好萊塢鼎盛時期的作品。薛西斯一世—波斯的萬王，登上置於海岬上的王座，目視其軍隊集結。據歷史學家希羅多德記述，這是一支超過150萬人的軍隊，即便實際人數隻有這個數字的1/10（這種可能性很大），也已接近1944年諾曼底登陸當日艾森豪威爾指揮的盟軍人數。如今已沒有能橫跨赫勒斯滂海峽的橋梁，但彼時的薛西斯一世架起兩座橋：一座建於捆綁在一起的360艘船上，另一座由314艘船承載。兩座橋均呈拱形，以抵御狂風和激流。因為此前建成的橋在遇到風暴後分崩離析，憤怒的薛西斯一世掉了修橋者的腦袋，並下令對水流施以鞭刑和烙刑。這還不夠，他又命令手下向水中投下鐐銬，它們或許至今還沉在水底的某個地方。

那天的水面平靜無波，薛西斯一世頗為自得，片刻之後，他卻突然潸然淚下。他的叔叔兼幕僚阿爾達班問其緣故。“這成千上萬人，”薛西斯一世答道，“百年後將無一人存世。”阿爾達班安慰他說，世間有許多災禍常常會令人苦不堪言，死亡反倒是一種解脫。薛西斯一世表示贊同，但命令道：“告訴我真相。”薛西斯一世想知道，若不是他們倆都做了相同的噩夢，阿爾達班是否會贊成眼前的這項重任（波斯人在10年內次入侵希臘）。聽到這話，阿爾達班戰戰兢兢：“我仍充滿恐懼，不，極度恐懼。”

10年前的馬拉松戰役中，薛西斯一世之父大流士遭希臘人羞辱。薛西斯一世一度聽從阿爾達班的勸阻，未報這一箭之仇，但自那之後，薛西斯一世的噩夢已二度襲來。就好像哈姆雷特的故事提前了2000年上演：一個頗具 威嚴的幽靈，像對待兒子一樣，向他發出後通牒，“如果你不發動戰爭，……一如你彈指間登上之位，重回卑微也不過電光火石間”。阿爾達班起初認為這一夢境的寓意不值一哂。於是，薛西斯一世讓他換上自己的衣服，睡在王宮臥榻。幽靈再次出現，阿爾達班嚇得魂飛魄散，尖叫著醒來，隨即敦促薛西斯一世發兵攻打希臘。隨後，薛西斯一世下令發兵，其精兵在薩迪斯集結，在特洛伊遺址上宰殺1000頭小母牛祭祀。當軍隊抵達赫勒斯滂海峽時，橋梁已架設完畢。在準備過橋之際，薛西斯一世給他叔叔後一次機會，令其和盤托出心中的保留意見。

盡管受到噩夢驚嚇，阿爾達班仍按捺不住心中的猶疑。他警告說，前方的敵人不僅有強大的希臘軍隊，還有土地和海洋。沿愛琴海海岸進軍途中將要穿越的區域，根本無法為這支龐大的軍隊提供給養。當風暴襲來時，也沒有港口足以容納這些戰艦。未及與敵軍交戰，將士可能已疲憊不堪，甚至食不果腹。慎重的“會對所有可能發生在他身上的事情都心存敬畏並細加思量，但在采取行動時英勇果斷”。薛西斯一世耐心聽完後反駁道：“如果把什麼事都考慮到……，你永遠做不成任何事。與其坐在那兒患得患失，終無所作為，不如憑借一顆無畏的心，直面我們的恐懼……不奮勇一搏，何來勝利？”

爭論就此告歇。薛西斯一世派阿爾達班回去管理波斯帝國現有的區域，自己則專心為帝國開疆拓土。他向太陽祈禱，請求太陽賦予自己足夠的力量，使自己不僅能擊敗希臘，還能征服整個歐洲。他在橋前擺上番櫻桃的枝條，命令祭司焚香。作為對赫勒斯滂海峽的獎賞，他將祭酒灑入水中，隨後依次將盛放祭酒的金杯、配制祭酒用的金碗和一把利劍投入水中。這樣，渡海之路準備就緒，整支軍隊耗時七天七夜跨越了赫勒斯滂海峽。當薛西斯一世踏上歐洲一側的海岸時，聽到一名驚懼的旁觀者問，為什麼眾神宙斯要喬裝成波斯君主，還帶來了“全世界的人”？難道宙斯憑自己的力量還不足以摧毀希臘嗎？

2419年以後，以為牛津大學的教師上完課後去參加一場派對。出生在裡加的以賽亞？伯林正當而立之年，他在聖彼得堡長大，8歲時親眼見證了布爾什維克，後隨家人移民英國。他在這裡如魚得水，掌握了這門新語言，但始終沒能消除濃重的口音。他在牛津大學的各類考試中出類撥萃，成為有史以來個成為牛津大學全靈學院研究員的猶太人。1939年，伯林在成立於1379年的牛津大學新學院哲學，他逐漸疏遠了邏輯實證主義（西方有影響力的哲學思潮之一，認為未經可重復的驗證，任何東西都不具意義），生活愜意。

伯林纔華橫溢且頗為健談，對各種觀點都充滿無盡的渴求，樂於把握機會展示自我並吸納他人的觀點。在這次派對上（確切日期不可考），他偶遇阿斯奎斯家族代牛津伯爵朱利安？愛德華？喬治？阿斯奎斯，當時阿斯奎斯正在牛津大學貝利奧爾學院攻讀古典文學學位。阿斯奎斯當時偶得一詩句，頗為著迷，它出自古希臘詩人阿爾基洛科斯之手。在伯林的記憶中，這句詩是這樣說的：“狐狸多知，而刺蝟有一大知。”

這首詩隻剩下斷編殘簡，所以它本來的語境已無處追尋。但文藝復興時期學者伊拉斯謨曾將這一詩句信手征引，3伯林也忍不住要如法炮制。或許可以以它為準繩，對那些偉大的作家進行歸類？倘若真能如此，那麼柏拉圖、但丁、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和普魯斯特均應歸入刺蝟一類，而亞裡士多德、莎士比亞、歌德、普希金和喬伊斯則顯然應歸入狐狸一類。伯林也應被劃為狐狸一類，他對於那種宏大的問題（例如邏輯實證主義）不感興趣，但研究起具體的小問題來遊刃有餘。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使伯林無暇對這個關於狐狸與刺蝟的典故有所闡發，直到1951年，他纔以此為框架，撰寫了一篇關於托爾斯泰的歷史哲學的文章。此文兩年後付梓，即短小精悍的《刺蝟與狐狸》。

伯林解釋說：刺蝟“將歸納於某個單一的核心觀念”，循著這一觀念“他們的言論與行為纔具有意義”；狐狸適成對照，“追求許多目標，諸目標間往往並無關聯，甚至彼此矛盾，就算有關聯，也隻在‘事實’層面”。這一分野簡單明了，卻不容輕忽：它提供了“一個用來觀察與對比的視角，一個進行研究的起點”，它反映了“作家和思想家之間根本的差異之一，甚至可用來對全體人類進行大致歸類”。

伯林發射出的這枚“”，盡管照亮了托爾斯泰，但未能遠播。伯林聲稱，這位偉人（托爾斯泰）本想成為刺蝟，“《戰爭與和平》一書原本是要揭示歷史發展的規律”。但托爾斯泰太過誠實，無法忽視人類性格的個體差異，以及情境的多變，這種差異與多變導致歸納與總結變得尤為困難。所以，托爾斯泰的這部傑作充滿了遠比其他文學作品更具狐狸式特征的文字。讀者沉迷於那些狐狸式文字，卻忽視了散布在書中的刺蝟式歷史沉思。飽受這種矛盾折磨，托爾斯泰走向了死亡，伯林對此總結道：“一位陷入絕望的老人，無人可以拯救，他閉目塞聽，如同刺瞎自己雙眼的俄狄浦斯，遊蕩在科羅諾斯。”

伯林的這篇文章很快紅極一時，而且是在沒有互聯網襄助的年代。對此，伯林很驚訝，但也淘氣地頗為自得。書中引用這一比喻漸成風潮，有時還以漫畫的形式呈現，使其中寓意更加明顯。7在大學課堂上，開始問他們的學生：“××（可能是任何一位史學界或文學界人物）是狐狸還是刺蝟？”學生開始請教他們的：“（當前或其他任何時期）成為刺蝟好還是狐狸好？”和學生都開始自忖：“在這對立的兩派之間，我應何去何從？”接著會問自己：“我真的屬於這一派嗎？”後都會回到一個問題：“我到底是誰？”

借助牛津大學的一場派對、阿爾基洛科斯詩歌的殘篇、托爾斯泰史詩級的作品，伯林意外尋獲兩條在思想史上留名的途徑。一條是神諭式的，這是史上祭司們的慣技。另一條是伊索寓言式的，托物言志，將你的觀念以動物的形像體現，這些觀念將永存不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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