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本研究是對馬基雅維利與韋托裡1513－1515年間書信的解讀，探討馬基雅維利何以成為一名作家和政治理論家。

2.作者約翰·納傑米（John M. Najemy），康奈爾大學榮休教授，佛羅倫薩史和馬基雅維利研究專家。

誰都知道馬基雅維利，但隻有專精於意大利文藝復興史和文學的專家們聽說過弗朗切斯科?韋托裡，甚至其中很多人也隻認為他不過是馬基雅維利的一位朋友，他們之間有書信往來並留存。因而，對很多人而言，這兩位之間的通信具有一種非常明顯的不平衡關繫，以至於人們更多地關注馬基雅維利而忽視韋托裡。
《權力與欲望——馬基雅維利與韋托裡1513－1515年通信研究》作者納傑米以馬基雅維利和韋托裡1513—1515年間的書信作為研究對像，既對其進行了詳細解讀，也嘗試著將這一段著名的書信體對話放到馬基雅維利轉變成為一位作家和政治理論家的背景之中。馬基雅維利與韋托裡兩人關於政治論述的不同基本預設之間的衝突對馬基雅維利的政治寫作產生了決定性影響，那些潛藏在看似閑筆之中的文學和歷史典故在這場紙上交鋒中發揮了獨特的暗示和推動作用。

作者 約翰·納傑米（John M. Najemy），康奈爾大學榮休教授，佛羅倫薩史和馬基雅維利研究專家。著有《佛羅倫薩選舉政治中的法團主義與共識（1280—1400）》（Corporatism and Consensus in Florentine Electoral Politics, 1280–1400,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2）、《權力與欲望——馬基雅維利與韋托裡1513—1515年通信研究》（Between Friends: Discourses of Power and Desire in the Machiavelli–Vettori Letters of 1513–1515,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佛羅倫薩史（1200—1575）》（A History of Florence, 1200–1575, Oxford: Blackwell, 2006）；編有《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1300—1550）》（Italy in the Age of the Renaissance 1300–155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劍橋馬基雅維利指南》（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Machiavell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譯者 劉學浩，商務印書館南京分館編輯。

前言 / 1
縮寫 / 7

導論 書信在馬基雅維利研究中的地位 / 9

第一章 文藝復興時期的書信 / 29
佛羅倫薩書信寫作的社交世界 / 30
彼特拉克與古人 / 38
人文主義者與他們的書信集 / 44
書信與文學 / 49
指南與理論 / 60

第二章 語境：個人的與政治的 / 79
國務秘書及其書信 / 79
弗朗切斯科?韋托裡 / 96
共和國危機中的友誼與政治 / 109

第三章 “前國務秘書” / 126
放逐中的“論述與概念” / 126
“一個活躍的開端制造者” / 153

第四章 說起話來像羅馬人 / 175
“有些東西我們隻能想像” / 175
“自然的情感或激情” / 194
瑞士人和“統治的甜頭” / 200
救贖性德能的創造 / 213

第五章 “寄送給”韋托裡的《君主論》 / 223
韋托裡讀的文本是什麼樣的？ / 224
“有效的真理”與“想像” / 235
安全與權力 / 249
可理解性、權力和愛 / 255

第六章 蓋塔與“古人”（1513年12月10日信） / 272
“但我們隻能聽天由命” / 272
蓋塔大師和他的新“知識” / 280
“我完全代入了他們” / 291

第七章 “一場荒唐的變形記” / 305
“有哪種作家可能不被批評嗎？” / 305
“我認為它值得講給一個君主聽，比之我今年聽到的任何事都毫不遜色” / 320
文本中的欲望 / 342

第八章 “長達一千年之久” / 349
“這些君主都是像您和我一樣的人” / 349
“唯獨對我來說，特洛伊好像還沒有滅亡” / 361
“又征召您去玩那陳舊的遊戲” / 371

第九章 詩歌與政治 / 392
聖卡夏諾的科裡東 / 392
文本中的變形記 / 400

結語《李維史論》的詩人們 / 419

索引1 馬基雅維利著作 / 437
索引2 人名、地名、術語 / 438

譯後記 / 456

第六章 蓋塔與“古人”
（1513年12月10日信）

“但我們隻能聽天由命”

韋托裡知道將會發生什麼嗎？馬基雅維利在8月的信中的語氣和風格應該已經清楚地表明，他正在進行寫作或正在準備寫作。關於這位前國務秘書具體在做些什麼，韋托裡可能是從他們的共同朋友菲利波?卡薩韋基亞那裡知道的，馬基雅維利給後者看了《君主論》的第一稿，後者也在那年秋天的某個時候向韋托裡談起了這本書（韋托裡本人則在12月24日的信中告訴了馬基雅維利這件事）。無論如何，韋托裡最終在11月23日打破了為期三個月的沉默。他“久未寫信”以致不知從何說起：韋托裡這樣說意味著，如果他們要繼續通信，那麼他們就得寫點別的了。
事實上，這整封信就是在拒絕接續之前他們中斷的內容。他坦陳自己弄丟了馬基雅維利的上一封信，隻記得那是一封“以獅子和狐狸的故事（novella）開篇”的信。但是，他之所以不回復則另有原因。“事實上，”他解釋道：

我當時沒有及時回復是因為我擔心，有時發生在我和潘扎諾身上的事，會發生在您和我身上：我們開始打肮髒的舊牌，並派人去取新牌，等信使帶著新牌回來時，我們兩人中的一人已輸得精光了。同樣，我們過去討論在這些歐洲君主之間締結和平，他們卻繼續在打以前的牌局，我擔心當我們耗費筆墨為他們說和，他們中有人已經輸光了。我們上次通信以後，發生了許多［新的］事件。牌局盡管尚未結束，不過看起來有些沉寂了；我認為在它再次開始之前，最好別去談論它吧。

他是為了一張爛牌而放棄了整場牌局。對於這種談論政治、和平與君主們的遊戲，玩家總是需要一個新鮮的和得到更新的牌庫，從而不會在事件不斷洗牌的過程中找不著北。但是，因為君主們一直在出牌，既不關心也不會等等看新牌中會有什麼，政治的遊戲局勢總是超出寫作政治的遊戲。韋托裡在此玩弄carta [紙牌/文書]和comporre [說和/寫作]具有的雙重含義。顯然，“牌庫”（carte）指的是他們的信件因此也指寫作，而不那麼明顯卻更有意思的是，comporre表示解決爭端、調停，因而也就是達成和平，同時也表示寫作。因此，當韋托裡寫下他們“耗費筆墨為他們［君主們］說和”時，他的文字也可以被理解為他們耗費筆墨“寫君主們本身”，似乎君主們隻存在於他們的信件之中。這個玩笑讓人聯想到他在8月5日信中關於路易國王走霉運的笑話。但是，這樣的玩笑傳遞出一種信息，即他們的“牌庫”——他們互相寫給對方的信件——總是被發生的事件搞得毫無意義，在它們送達目的地之前就已經過時了：因此，韋托裡其實是在委婉地要求，他們的“牌局”要告一段落了。
韋托裡的信剩下的部分簡短地描述了一下作為大使在羅馬的主要的私人生活，同樣有力地表達了同樣的觀點。他搬去了一個更小的新寓所，並且“就不再像去年夏天那樣，住處附近有那麼多粉頭了”。但是，現在他的住所緊挨著教堂，“從房子去教堂十分便捷，我有多麼虔誠您是知道的”。從教堂出發他可以進入一座花園，從那裡可以到雅尼庫隆山，他會在那裡獨自漫步良久，“據那些古人說”此地曾是尼祿的囿苑所在。韋托裡打算在自己的新住所中過上一陣子更為簡單的生活，不再像以往那樣舉辦晚宴聚會，甚至把他借的銀質餐具歸還給了一些未寫明姓名的人，他們借東西給韋托裡是希望他能向教宗為他們討些好處。他希望擺脫這些銀質餐具和無法滿足的請求。每隔兩三天，他會去和教宗、朱利奧樞機主教說上幾句話，或者跟朱利亞諾、皮耶羅?阿爾丁蓋利（很快就會成為利奧的私人秘書）說上幾句話，或者跟駐教廷的個別大使聊聊，但均無關宏旨。除了偶爾與朱利奧樞機主教喫頓午飯，他多數情況下都在家同家裡的傭人們一起喫午飯，或者和幾個客人一道，比如薩諾先生（我們稍後會看到更多關於此人的事）、“塔蘭托來的托羅馬索先生”（韋托裡與馬基雅維利1507—1508年間在塔蘭托執行過外交任務）、喬瓦尼?魯切拉伊（利奧教宗的表兄貝爾納多?魯切拉伊的兒子，皮耶羅?索德裡尼的主要政敵之一），以及喬瓦尼?吉羅拉米（樞機主教索德裡尼在法國宮廷的私人代表）。當馬基雅維利讀到這份名單時，他可能會略帶醋意地想到，韋托裡仍然與舊時佛羅倫薩政治藩籬的兩邊都保持著聯繫。
下午，韋托裡會在花園中散步，或者在鄉間騎馬。夜晚用來閱讀：“我搞到一批歷史書，尤其是羅馬人的史書”。他不嫌麻煩地提到了至少11位歷史學家，有羅馬人也有別的，包括：李維（這是馬基雅維利和韋托裡通信中第一次提到李維）、薩盧斯特、普魯塔克、塔西佗、蘇埃托尼烏斯，以及其他“寫到羅馬歷代帝王”的人。“我用這些史書來打發時間；我在思索，曾讓世界發抖的羅馬，這個可憐的城市，忍受過多少皇帝的暴政啊，所以若它［羅馬］還容忍了像最近這樣的兩位教宗，那也毫不奇怪”，他這裡指的是亞歷山大六世和尤利烏斯二世。大約每四天他會給在佛羅倫薩的十人委員會寫一封信，還是像他在教廷的談話一樣，他表示這些報告隻包含一些“無聊的、不重要的新聞，您想必能理解，我沒什麼可寫的”。他在傍晚喫飯，和朱利亞諾?布蘭卡奇與焦萬?巴蒂斯塔?納西講故事。韋托裡在自己羅馬日常生活描述的結尾處，像開頭一樣同時提到宗教與女人。每逢聖日，他就去參加彌撒，

不像您，有時就不去了。如果您問我，我有沒有狎妓，我會告訴您，我剛來的時候，就像我以前跟您說的，確實有幾個相好；但後來，我被羅馬夏日的空氣嚇壞了，所以戒掉了。不過，我有一個熟識的相好，她經常自己前來這裡。她相當漂亮，與她交談十分愉快。這個［新］地方雖說僻靜，但我也有一位女鄰居，您絕對不會認為她沒有魅力；盡管她出身於貴族家庭，但她可從來閑不住(fa qualche faccenda)。

他對這位鄰居的這一評價到底是什麼意思並不明確，但這裡可能是在指他人與她發生性關繫很容易，無論她是不是個妓女。
為什麼韋托裡要寫這些？從這封信的最後一段可以清晰地看出，他對羅馬生活的描寫具有某種針對馬基雅維利的策略性目的。但是，同樣明顯的是，馬基雅維利在12月10日的著名回應中戲仿了韋托裡的這一策略，也就是將他對馬基雅維利的一繫列評判隱藏在大量日常生活的瑣事當中。如果我們假定，韋托裡對於1513年秋馬基雅維利書桌上正在成型的東西有著相當清楚的認識——這可能是從菲利波?卡薩韋基亞處了解的，那麼11月23日的這封信中的很大一部分便開始像是一種對《君主論》先發制人的偏離：警告它將不會像馬基雅維利所期望的那樣被接受。且不說韋托裡對正式的特別是寫出來的政治論述的可能性的一般性懷疑，他在第一段話中關於玩牌與下注的擴展性比喻就是在強調，對美第奇家族的任何進言都完全是徒勞的。即使當他真的和他們說話的時候，他也隻能“和教宗說上二十句話，和美第奇樞機主教說上十句，和朱利亞諾殿下說上六句”：就是這位馬基雅維利希望進獻《君主論》的家族成員恰好與韋托裡的話最少，或許韋托裡的意思是，朱利亞諾正是那個最沒有興趣傾聽的人。
這一發生在教廷中漫無目的談話的圖景，從屬於韋托裡更高一層的對比：一方面是公共舞臺上政治的嚴肅與拘謹，另一方面則是單純卻愉悅的私人生活。如果在教廷中的談話實際上並不存在，如果他寫給十人委員會的信隻不過是講述一些“無聊的、不重要的新聞”，那麼，豐富其生活、填補其空虛的就是與朋友們——無論男女——的談話。即便是韋托裡對羅馬歷史的閱讀，也印證了他關於政治之粗鄙的看法。韋托裡對“這可憐的羅馬”的皇帝們的總體性指控僅僅是一個巧合嗎？還是他可能已經了解到《君主論》中最長的一章（第十九章）恰恰是在致力於區分這些皇帝們的優點與錯誤？關於韋托裡對亞歷山大和尤利烏斯兩位羅馬不得不“忍受”的教宗的蔑視，我們或許也可以提出同樣的問題，因為馬基雅維利（在第十一章中）贊揚他們采取了大膽且前所未有的行動“壯大教會的勢力”。當然，還有關於歸還銀質餐具以便擺脫向教宗討好處的要求、擺脫居間調和照應他們的義務的言論：“不過我就是說了，對他們也沒什麼幫助；所以我決定不去管這個閑事了，省得惹惱或麻煩任何人，也免得自己被他們惹惱或麻煩。”（韋托裡把用服務或者好處換取禮物說成是他不想繼續下去的肮髒的“閑事”［faccenda］，同樣這個詞在下一段結尾處也用在了鄰居太太的身上，這當然使得這一用法多了某種色彩。）
這是在警告馬基雅維利，不要再讓自己向利奧或者在羅馬的其他美第奇家族成員說情了，也不要帶著期望向自己寄送任何東西，以為韋托裡會更有意願代表他去接觸美第奇家族，或者他們會更有意願傾聽。就算馬基雅維利在他的“牌庫”（carte）中寫入這樣一個情節（scenario），它也不會出現在韋托裡的牌庫裡。但是，我們怎麼可能不將韋托裡的警告與《君主論》的獻辭——無論它寫於什麼時候——的第一段聯繫起來呢？馬基雅維利在其中說道，不像那些習慣於向君主進獻如駿馬良駒、名劍奇甲、金縷衣、寶石以及其他裝飾品等奇珍異寶以獲取一位君主恩寵的人，他認為要獲取恩寵，在“我所有的東西裡面”沒有什麼比自己“通過對現代事務的長期經驗和對古代事務的持續研讀而獲得的關於偉大人物之行動的知識（cognizione）”更為寶貴了。馬基雅維利將這種知識說成是他所有“東西”的一部分，就是在回應韋托裡的警告：他有比銀質餐具更好的東西，它們是如此珍貴以致他可以直接進獻給君主，不需要經過中間人。當然，事情的結局並不是那樣，但這裡的關鍵在於，即使是《君主論》獻辭的第一句話也受到了他與韋托裡之間依舊緊張的對話的影響。
在這封信的最後一段中，韋托裡轉換了自己的策略，用一個愉悅的圖景來誘惑馬基雅維利。“尼科洛，我的朋友，這就是我邀您來過的生活；您要是來了，我會感到高興，然後我們一起回去。在這裡，您除了遊覽風景，然後回家戲謔歡笑之外，什麼也不用做。”他不希望馬基雅維利認為他真的過得像個大使，“因為我總是堅持無拘無束”。他拜訪的樞機主教隻有朱利奧?德?美第奇和貝爾納多?多維齊?達?比比埃納。人們愛怎麼說就怎麼說吧，“他們［即韋托裡在佛羅倫薩的上級］要是對我不滿意，讓他們把我召回吧。無論如何，我打算回去一年攢點兒錢，賣掉所有昂貴的衣服和馬匹；我要盡可能地不花自己的錢”。他承認他沒有非常努力地在羅馬工作，不過教廷總是熙熙攘攘，難免和很多人會面、交談。“實際上，很少有人讓我感到滿意，我沒發現任何人，像您那麼能謀善斷。”韋托裡表達了他對羅馬生活的不滿，想要過一種更為私人化的簡單生活。在含蓄地希望得到馬基雅維利而不是那些在外交和政治場合不得不打交道的人的陪伴之後，他用於聊以自慰的塞涅卡的老話肯定會刺激到馬基雅維利：“但我們隻能聽天由命。”
韋托裡的退隱之意既是針對他自己的不幸也是針對馬基雅維利的，因為在接下來的幾行中，他又說到了那些與他交談以及通信的人的平庸，他表示對於“他們竟然取得了如此重要的地位”大為喫驚，並且認為構成這些人地位和聲譽的除了“客套、謊話、傳說”之外什麼也沒有。這段話對比了雖然平庸但仍身居高位的人和雖然極為“能謀善斷”但卻在野的馬基雅維利。韋托裡又說：“他們中極少有人出類撥萃”，但是這次他舉出了一個罕見例外：貝爾納多?達?比比埃納。此人是一位具有影響力的教宗顧問、外交家，一位剛剛成為樞機主教的作家。他的喜劇《卡蘭德裡亞》（La Calandria）剛剛開始流行和成功。這部戲已經在烏爾比諾演出過，並即將在羅馬上演。韋托裡對比比埃納的贊賞表明他熟悉這部戲：“一個思想敏銳的人，富於機智，眼光四射”。但是，他也提到了比比埃納過度操勞以及令人擔憂的身體狀況，並將他用作一個不同的例子：“我們常常費心勞力地想獲得休息，卻並不成功。所以，我們及時行樂吧，無論結果如何。”韋托裡對於比比埃納的欣賞潛在地提出了一個建議：馬基雅維利在經歷過所有操勞和失望之後，或許能在另一種寫作中找到寬慰和愉悅，寫一些更類似於流行的《卡蘭德裡亞》的作品，而不是正在聖卡夏諾成型的陰沉嚴肅的著作。

譯 後 記

對馬基雅維利稍有了解的人恐怕都讀過他1513年12月10日那封著名的寫給朋友弗朗切斯科?韋托裡的信。信中那個在夜裡卸下白天俗務紛擾躲進與古人神交之中，“記錄”與古人的“對話”而寫成《君主論》的馬基雅維利令人印像深刻，而這封信不僅是重要的政治思想史材料,也是一件難得的文學佳品。
翻開《馬基雅維利全集》，我們會發現，書信是其作品的重要部分。正如本書第一章所揭示的，對於文藝復興時期的人來說，書信其實是他們打理日常生活、商業活動的重要工具，也是文人學者表達其思想、哲學的獨特體裁。馬基雅維利自然也不例外。書信不僅是他與朋友插科打諢、發洩解悶的途徑，更是他喫飯的家伙之一。作為一個敏銳的政治觀察家和外交家，馬基雅維利以考究、精準的語言將搜集來的情報和在此基礎之上形成的推斷寫成一封封“快報”寄送回佛羅倫薩的上級手中。而這些快報中的事件與推斷自然也會成為其日後政治著作中的事例與論述。於是，這些書信除了被傳記作家們當作確定馬基雅維利人生軌跡的重要參照，也成為政治思想史家探尋其政治思想演變發展的重要依據。
本書作者慧眼獨具，選取馬基雅維利和韋托裡1513—1515年間的書信作為研究對像，令人信服地展示了兩人關於政治論述的不同基本預設之間的衝突對馬基雅維利的政治寫作產生了何種決定性的影響，並且細致地梳理了那些潛藏在看似閑筆之中的文學和歷史典故是如何在這場紙上交鋒中發揮其獨特的暗示和推動作用的。尤其是第六章中對1513年12月10日那封經典書信的剖析和解讀，相信會讓讀者對這封信有一個全新的理解。
這本書本應提前一年乃至兩年出版，全因我的惰怠而拖延至今，實在慚愧。本書的翻譯工作依賴中文版《馬基雅維利全集》（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1—2013年版），書中對馬基雅維利書信和著作的引文多采自全集，並根據本書有所調整或修訂。劉訓練老師在翻譯過程中幫我解決了很多疑難，又審閱了全文。本書第六章曾請我的同學呂梓健譯過一個初稿；索引的整理工作則是請我的另一位同學王田幫忙完成的。在此一並致謝。
受我的專業知識和語言能力所限，譯文中難免有錯，歡迎讀者的批評指正，我的電子郵箱是liuxuehao@gmail.com，期待您的來信。

劉學浩
2020年3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