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在自由與自然之間：晚期經院主義思想中的個人權利》詳細追溯了ius這個拉丁詞在中世紀晚期和文藝復興時期經院主義討論中的各種含義。
2.作者學識淵博，視野寬廣，本書對13世紀的貧潔爭論至16世紀新托馬斯主義“薩拉曼卡學派”相關作品做了深入細致分析，涉及的思想家包括托馬斯·阿奎那、奧卡姆、索托、瓦茲奎茲等。

作為一項早期權利語言史的研究，本書並非意圖找出某個學派的現代主觀權利概念的起源，而是追溯“ius”這個拉丁詞在中世紀晚期和文藝復興時期經院主義討論當中被用來表示個體品質或屬性的各種含義。
《在自由與自然之間：晚期經院主義思想中的個人權利》的核心在於對一個問題的史學回答：維托利亞講授的道德和政治神學，究竟代表著對阿奎那所傳承的亞裡士多德主義的回歸，還是對司各脫和奧卡姆所開創的唯名論和意志論的延續。
作者布蕾特認為，重估主觀意義上的“ius”，就必須重新思考它與客觀權利觀念之間的關繫，也就必須回顧這一時期的作家對客觀權利的確切理解。為此，作者調用了大量一手材料，其中很多是之前未曾引起關注的，廣泛觸及從13世紀的貧潔爭論至16世紀新托馬斯主義“薩拉曼卡學派”的作品。

作者 布蕾特（Annabel S. Brett），劍橋大學政治思想和歷史教授，劍橋大學岡維爾與凱斯學院院士，中世紀晚期至17世紀中期政治思想史專家，主要研究領域為經院主義道德和政治哲學，特別致力於托馬斯?阿奎那至16世紀晚期和17世紀早期西班牙新托馬斯主義者這段時期，尤精於自然法和自然權利理論。代表作有《國家的變遷：早期現代自然法中政治體的自然與邊界》（獨著，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2011年）、《重思現代政治思想的基礎》（與詹姆斯?塔利合編，劍橋大學出版社，2006年）、《帕多瓦的馬西利烏斯：和平的保衛者》（編譯，劍橋大學出版社，2005年）。
譯者 楊天江，西南政法大學副教授，法學理論專業碩士生導師，行政法學院法哲學編譯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領域為自然法理論，特別致力於托馬斯主義自然法理論研究。譯有《論法律》、《早期啟蒙的自然法理論》、《讀懂法理學》、《自然作為理性——托馬斯主義的自然法理論》等。

致謝 / 1
文本說明 / 3
導言 / 5

第一章 權利與自由：“dominium”與“ius”等值 / 16
第二章 人性自然正義：14世紀的主觀權利論 / 67
第三章 客觀權利與托馬斯主義傳統 / 118
第四章 自由與自然：主觀權利與16世紀西班牙托馬斯主義 / 163
第五章 自然自由的語言：費爾南多?瓦茲奎茲 / 214
第六章 下一世紀的自然自由：以霍布斯為例 / 264

參考文獻 / 304
索引 / 321

譯後記 / 334

第三章 客觀權利與托馬斯主義傳統（節選）

我們將在本章關注客觀權利觀念在中世紀晚期的發展。這種發展既體現在托馬斯主義道德哲學作品裡，也體現在對亞裡士多德的評述中。托馬斯主義傳統的權利觀念主要由阿奎那在《神學大全》第二集第二部分給出的論述確立。這個論述根據亞裡士多德《尼各馬可倫理學》第5卷的論點改編而成，將客觀的“ius”或者說權利視為特定情形下的“公正”或“正確之事”(right thing)。因此，托馬斯主義權利傳統的歷史在某種程度上與整個客觀權利傳統吻合。然而，必須強調，這二者並不一致。除了浸潤於《神學大全》評注的這個傳統之外，《尼各馬可倫理學》的各種評注文獻也興盛起來，在晚期經院主義的各個階段都方興未艾。方濟各修會的評論者和具有世俗背景的人士都給出了自己的解釋，這些解釋從根本上來說與阿奎那不同，而且可以把它們理解為對托馬斯主義分析的批判。本章第一部分旨在分析關於客觀權利的那些假定，它們既隱含在托馬斯主義者的解釋當中，也隱含在非托馬斯主義者的解釋當中。
非托馬斯主義者與托馬斯主義者在理解上存在著一些分歧。弄清這些分歧意義重大，因為它們既凸顯了原初托馬斯主義觀點的問題，也有助於解釋這種觀點在托馬斯主義傳統自身內部逐步細化的過程。對此我們不是要討論多米尼克修會的作家對主觀主義陣營的那些被信以為真的背叛。整個15世紀，多米尼克修會作家在回應當時思想爭議的過程中，從明確的托馬斯主義前提出發，探索了那種分析的邊界。本章的第二部分思考15世紀托馬斯主義傳統客觀權利的發展，它就呈現在那一時期傑出的托馬斯主義者的作品中：亨利(Henry of Gorkum)、丹尼斯(Denis the Carthusian)、聖安東尼諾(Sant’ Antonio of Florence)、樞機主教卡耶旦(Cardinal Cajetan)和庫林(Konrad K.llin)。我們將會看到，盡管托馬斯主義道德神學起初與一種客觀權利觀緊密相連，但它仍然向主觀權利話語的第二個傳統(第二章已分析過)開放，體現在《神學大全》第二集第一部分對自然和法律的關注當中。在這種語境下，我們將接著檢視阿爾曼(Jacques Almain)的作品。

一、阿奎那論客觀權利
權利作為正義的對像這個觀念在亞裡士多德的《尼各馬可倫理學》第5卷中已有呈現。1246—1247年左右，隨著格羅斯泰特(Robert Grosseteste)翻譯工作的大功告成，《尼各馬可倫理學》全文在拉丁語西方世界都變得易於獲得。全書十卷迅速融入大學文學院的課程中。對整個文本的第一個詳細的評論由科隆的大阿爾伯特在1248到1252年之間完成，他采取的方式是首先進行文本闡述，然後針對相關主題提出並回答問題(即“問題”的方式)。大阿爾伯特的評論開創了一個針對《尼各馬可倫理學》的評注傳統，以實際上未曾更改的形式(除了偶爾去除了闡釋性部分)一直保持到17世紀。
《尼各馬可倫理學》第5卷論及正義這個德性。這一卷以“關於公正與不公正”開篇，“我們必須先要探究它們涉及何種行為，公正是何種適度的品質，以及它是哪兩種極端之間的適度……我們看到，所有人在說公正時都是指一種品質，這種品質使一個人傾向於做正確的事情，使他做事公正，並願意做公正的事情。”中世紀的闡釋把“公正的事情”(“dikaion”或“iustum”)作為“正義的對像”(obiectum iustitiae)：也就是正義的目標。亞裡士多德式的分析首先明確指出，正義的對像是一個行為，我們日常活動的一部分。它還明確指出，這個行為關涉或指向另一個行 為：公正的運行關涉他者，而不是關於行為的主體，故而為區別於所有其他德性的正義所特有。相應地，正義的第二個獨特之處在於，它指向的對像——適度——並不是通過與主體的關繫被建構起來，而是由人類交往的平等要求客觀決定。
阿奎那本人對權利的分析出現在《神學大全》第二集第二部分的問題57“論權利”(“De iure”)與問題58“論正義”(“De iustitia”)章節。它在《神學大全》中的位置相當重要。整個第二部分都在處理後來被稱為“道德神學”的東西。這種“道德神學”傳統上被認為包括 “思辨性”和 “實踐性”兩個分支。阿奎那的第二部分通常被認為總體上屬於前者。但是，他的同時代的人似乎認為第二集第二部分屬於後者：對於多米尼克修士弗萊堡的約翰(John of Freiburg)(13世紀末著有《告解大全》［Summa confessorum］)來說，第二集第二部分的很大篇幅是關於道德和決疑的。第二集第二部分的問題57到問題79可以被視為試圖利用亞裡士多德的“公正的事情”這個範疇，處理一種新的正義決疑術的所有主題。
以下事實清楚地反映了阿奎那的亞裡士多德式意圖：阿奎那遵照亞裡士多德的一個知識原則，在處理這些主題時，沒有首先定義德性本身，而是首先定義德性的對像。這個原則就是明確相關對像在邏輯上先於明確能力(faculty)或習性(habit)。如我們所見，根據《尼各馬可倫理學》，正義的對像是“公正的事情(iustum)”或公正之事。阿奎那首先通過使用眾人皆知的經院主義權威伊西多爾(St Isidore of Seville)的一個段落，將“公正的事情”納入更傳統的討論之中。伊西多爾曾說：“‘ius(權利)’之所以叫此名，是因為它是‘iustum’(公正，或公正之事，正確之事)。”這個段落使得阿奎那能夠將亞裡士多德的“公正之事”等同於“權利”，遂得出結論“顯而易見，權利是正義的對像”。在這個意義上，權利是一個行為：“權利或者公正之事以某種平等的方式與另一個人相稱”。阿奎那舉了一個例子：為自己接受的服務償付適當的報酬。公正之事或者權利就是正義在特定情形下要求一個主體對另一個主體做的事。它在某種意義上是那個主體的一項義務或職責：做正確的事情並不是個人選擇問 題。
在把“權利”的本質確定為正義的對像後，阿奎那接著在分析下一個“問題”時討論正義本身。根據亞裡士多德的定義，正義是“使人做事公正”。鋻於“公正”被解釋為另一人在某種意義上的應得(due to)，阿奎那能夠輕松地把《尼各馬可倫理學》的定義同化進下述羅馬法定義，即“正義乃是一種永恆而持久的意志，使每個人獲得他的權利”。但是，他在調和自己的多個理論來源時回避了物主代詞“他的”所帶來的問題。在亞裡士多德的文本中，正確之事是一個正義之人做的正確之事。但是，羅馬法的法律定義表明，權利屬於行動的接受方。這是“他的權利”(suum ius)：實際上，這是同樣較為常見的定義方法，也是阿奎那討論這個“問題”時使用過的表述，僅僅說“他的”(suum)。通過充分利用“應得”(due，debere，debitum) 這個術語，阿奎那得以調和兩種權利語言。
……

譯後記
這是一份早已提上日程卻遲遲動筆的後記。寫作這份後記隻因有幾件必須交代之事，延宕數月則歸咎於疫情籠罩之下寫作熱情的減退和工作氛圍的喪失。現在終有機會接續年前的工作，完成先已定下的目標。
已記不清當初選譯這部著作的動機了，似乎與“語境中的觀念”(Ideas in Context)和“晚期經院主義思想”(Later Scholastic Thought)這些標簽有關。“語境中的觀念”是著名思想史家、“劍 橋學派”代表性人物斯金納(Quentin Skinner)教授擔任總主編的大型繫列叢書，其中包含眾多非常傑出的作品，有些甚至是特定思想領域研究的必讀書目。布蕾特的這部著作是這個繫列的第44本。譯者多年前曾譯過這個繫列的第58本，即霍赫斯特拉瑟(Hochstrasser T. J.)的《早期啟蒙的自然法理論》(Natural Law Theories in Early Enlightenment)，所以對這個繫列的風格有所了解。“晚期經院派”則是譯者一直以來都比較關注的思想流派，這個學派最為重要的貢獻與其說是對傳統經院哲學的傳承，毋寧說是對早期現代思想形成的奠基。閱讀他們的作品，翻譯研究他們的作品，有助於深入發掘那段時期的思想價值。
或許早就應該譯出布蕾特的這部著作了，至少在譯出《早期啟蒙的自然法理論》之後就應一鼓作氣。前者討論的是從阿奎那到霍布斯這段時期的一個主題，而後者探究的是從普芬道夫到康德這一階段的相近主題。把研究相互銜接時段思想傳統興起的這兩部著作聯繫起來，可以較好地看出從中世紀盛期到啟蒙這段時間歐洲思想界在關注和討論什麼。總體來看，這兩部著作都極為出色地完成了“討論思想傳統的興起”“形成觀念在其具體語境之中發展的新圖景”的目標。當然，又或許應該晚一點譯出，等到譯者更加勝任這份工作，或者干脆讓它等待更好的譯者。
翻譯過程充滿挑戰。作者有著出色的語言能力，這點是譯者無法匹配的。每每絞盡腦汁不得要領之時都隻好向作者求助，布蕾特教授總是非常及時地為譯者答疑解惑，甚至不惜修改、簡化原文以成全譯文。書名原為“Liberty, Right and Nature: Individual Rights in Later Scholastic Thought”(《自由、權利和自然——晚期經院主義思想中的個人權利》)，在向作者討教“right”和“rights”的譯法時，她提議把書名改為“Between Liberty and Nature: Individual Rights in Later Scholastic Thought”(《在自由與自然之間——晚期經院主義思想中的個人權利》)。這樣一方面可以避免書名翻譯當中的一些難題，另一方面也可以更好地表達晚期經院派那些思想家們理解“權利”的方式。另外，在翻譯書中所援引的眾多一手文獻方面，布蕾特教授同樣提供了切實的幫助，其中有些對於她們而言約定俗成的東西之於我們卻尚為陌
生。
除了感謝布蕾特教授的指點，還要感謝李慧女士、汪夢女士在古典和現代語言方面的幫助。王恆閱讀了譯稿，提出了內容方面的建議(當然，他表示在理解霍布斯上更贊成塔克的理論進路)；王濤校對了全文，更正了譯者的一些理解上的偏差。還有，這是與責編彭文曼女士的第二次合作，她的工作一如既往地出色。最後，特別感謝周尚君教授，他為譯者提供了極為稀缺的辦公環境。
2020年對於每個人來說都將是艱難的一年，祝願大家平安順遂！


楊天江
2020年4月6日於沐心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