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傳播學·文論繫列之一，不同作者從不同角度回答一個共同問題，即“為什麼馬克思主義沒有過時”

1. 《傳播新視野：危機與轉機》分為上下兩編，收錄國內外研究性論文20篇，試圖重拾馬克思主義對於資本主義發展邏輯及其危機的深刻洞見與遠見。
2. 《傳播新視野：危機與轉機》不走“西方理論、本土實踐”的西方中心主義學術老套路，而是“跨文化傳播政治經濟學”視野下的創新。
3. 《傳播新視野：危機與轉機》超過簡單的“市場與國家”、“國家與社會”、“民主與專制”、“公共性與階級性”、“新聞與娛樂”對立邏輯，把公共性問題放置於歷史的脈絡中進行研究。

2008年以來，全球資本主義陷入了曠日持久的危機，這場危機不僅僅存在於經濟領域，而是影響與蔓延至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正是在這一危機背景下，我們迫切需要在世界範圍內彙聚馬克思主義傳播研究的各種力量、視角和方法，在對當代社會的危機與問題作出恰當的回應的同時，為以馬克思主義為基礎的傳播理論的發展開拓新的道路。
《傳播新視野：危機與轉機》分為上、下兩編，收錄國內外研究性論文20篇。上編展示了當代馬克思主義視野下的新傳播理論和研究路徑的發展，涉及馬克思主義理論在分析消費資本主義文化和數字資本主義危機中的新運用、中西方不同馬克思主義流派在新聞自由和文化領導權理論方面的比較、“自主馬克思主義”的傳播理論和實踐前沿，以及批判視野下的中國傳播研究新問題意識、風險傳播和生態傳播等內容。下編首先從批判傳播的角度聚焦傳播和學術的公共性問題，進而對中外傳播中的不平等、不同社會主體的抗爭性傳播，以及階級、性別和城鄉分野等問題進行具體分析，從而拓展馬克思主義批判傳播研究的視域。最後，通過學者對參與式傳播研究或行動傳播研究的經驗總結和方法論反思，我們突出和強化了批判研究的實踐指向和學者的能動性。

主編 趙月枝，加拿大皇家學會院士，加拿大西門菲莎大學傳播學院教授，全球傳播政治經濟學加拿大國家特聘教授，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卓越訪問教授，浙江省縉雲縣河陽鄉村研究院執行院長。本科畢業於北京廣播學院，獲加拿大西門菲莎大學傳播學博士學位。出版《中國傳播政治經濟學》（2019）、《傳播與社會：政治經濟與文化分析》（2011）、Communication In China（2008）、Media，Market and Democracy in China (1998)等多部中英文（編）著作。她於2013年和2014年先後獲得達拉斯·斯邁思獎（Dallas Smythe Award）和埃德溫·貝克獎（The C. Edwin Baker Award），成為國際傳播學界第二位擁有此兩項終身學術成就獎的學者和首位女性學者。2019年入選加拿大皇家學會院士，是加拿大皇家學會自1882年成立以來首位從該國大學的傳播院繫入選的皇家院士。
主編 呂新雨，文學博士，現為華東師範大學傳播學院院長、博士生導師，華東師範大學-康奈爾比較人文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新紀錄運動、影視理論、文化研究、傳播政治經濟學、三農問題等，著有《鄉村與革命》《書寫與遮蔽：影像、傳媒與文化論集》《紀錄中國—當代中國的新紀錄運動》《神話·悲劇·〈詩學〉——對古希臘詩學傳統的重新認識》《鄉村與國家》《學術、傳媒與公共性》等。發表學術論文多篇，其中許多論文被翻譯為英文、法文、德文、日文、韓文等。其參與主編和撰寫的（與Chris Berry和Lisa Rofel）The New Chinese Documentary film Movement: For the Public Record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10)是英語學術界第一本討論當代中國新紀錄運動的著作。主編“紀錄影像:海外與中國”叢書，2013年起由復旦大學出版社陸續推出；聯合主編“批判傳播學”繫列叢書，2014年起由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陸續推出。此外，目前還擔任：《新聞大學》欄目主編，《電影藝術》編委，Trans Asia: Screen Cultures叢書國際編委；Studies in Documentary Film期刊國際編委；Glob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期刊國際評委等學術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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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傳播、危機與轉機

上編：當代馬克思主義、危機與傳播

一、消費的生產：商品、誘惑、矛盾
二、重壓之下的權力：危機中的數字資本主義
三、“新聞自由”的表述與踐行：傳統馬克思主義與非傳統馬克思主義兩種視角的比較
四、葛蘭西與毛澤東“文化領導權”思想比較
五、傳播與中國的批判研究：機遇與挑戰
六、自主論馬克思主義視角下的西方另類媒體傳播理念與實踐
七、風險社會語境下的新聞自由與政府責任
八、媒介、傳播與環境危機：限制、挑戰與機遇
九、政治經濟學，生態學和新圈地運動：交叉、挑戰及批判傳播學

下編：公共性、抗爭與主體

十、傳播學的雙重公共性問題與公共傳播學的“誕生”
十一、試論以參與式傳播重構我國大眾傳媒的公共性：從我國電視公共頻道的架構設置說起
十二、利益導向與價值重置：中國“三網融合”政策制定中的“資本化”邏輯及反思
十三、批判傳播政治經濟學視角下的中國互聯網
十四、媒介、現代性與不平等：企業化印度中的平民
十五、在鄉村與都市之間：現代中國空間政治變遷中的知識分子與文化傳播
十六、後社會主義語境中性別地位的表述
十七、階級與視覺文化：農民工、攝影和視覺政治
十八、行動傳播研究：概念、方法論、研究策略與挑戰
十九、“南方兩周末”:工民新聞實踐與傳播賦權
二十、采礦業、勞工和抗爭性傳播

後社會主義中國的新性別話語

中國社會主義被提到最多的成就之一，就是在一個崇尚女性對男性和權威服從的東亞社會，實現了男女平等。由於社會主義現代性對集體主義的強調，它認為女性應該和男性一樣，擁有參與公共空間、接受教育、進行生產的權利。至於有關性和家庭兩性關繫的私人領域，社會主義話語的介入並不充分，它隻提供一些關於相互尊重、寬容和分享之類膚淺的道德聲明，並且在很大程度上認可和延續了傳統文化對家庭責任的規定。因此，中國政府一方面反對包辦婚姻，積極為青年提供婚介服務，希望其通過自由戀愛、培養感情，以此為基礎組建家庭，而另一方面又強調家庭穩定和為了家庭犧牲個人利益的重要性，因為家庭的主要功能是使公民更積極有力地投入到社會主義建設中去。在這種反對物質主義和個人主義的文化環境中，性需求、身體的吸引力和經濟地位等因素都被淡化。在這個意義上說，社會主義的性別政治是自上而下的、不平衡的，是以對國家的服從和自我犧牲為文化規範的，隻要其能夠很好地配合國家建設，它就很少被討論和質疑。家庭觀念和與之相關的兩性關繫並未得到附屬於社會主義事業的女性研究的充分關注和討論，它們隻是從傳統文化中被簡單地借用出來，為新的社會秩序服務。
後社會主義的話語場域開始強調“個體”這個話題，並關注“個人權利”的張揚在家庭關繫中的體現，這一方面是在文化上與全球資本主義接軌，另一方面設置了對傳統社會主義文化進行批判和改造的議程。吉爾（Rosalind Gill）在《後女性主義媒介文化：一種情感模式素》這篇文章中提出，後女性主義的文化情緒具有以下一些特征：認為女性氣質是一種身體和生理特點，強調女性主體的自我認同，對自我監控、自律和自我完善的推崇，對個人主義、選擇和授權的關注，化妝美容與自我實現的聯合，以及自然性別差異觀念的復蘇等等。她還探討了美國這種後女性主義的文化情感與新自由主義之間的關聯。雖然中國本身並沒有獨立的女權主義運動，但社會主義一般被視為包含了階級、性別和種族解放的總體社會運動，其不僅使階級平等制度化，也使性別和民族的平等制度化。因此，後社會主義的情感結構與後女性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在個人自由和責任感方面的表述具有結構和主題上的相似性，它們都反對這樣一種觀念，即社會、文化、性別的權力結構塑造和影響著個人發展的可能性，都堅持個人可以通過自我奮鬥和自我改造來獲得幸福的生活。差異與不平等被認為是個體的機遇和努力所導致的，而非社會決定的。此外，後社會主義不僅大力宣揚個人主義作為對過去壓抑的集體主義的反撥，而且還為教育、醫療、住房等公共服務的減少提供了合法性論述。公共服務的削減和市場化的策略通常是在“經濟改革”的口號下進行的，集體主義時代的低效和對個體創造性的壓抑成為改革最重要的理由。但是這樣的市場化改革對於女性而言有著更大的影響，因為撫育孩子、照料家庭的日常工作通常被認為是女性的職責，社會主義文化並沒有在家庭勞動分工方面帶來重大的變革，傳統的“男主外，女主內”的模式仍然是中國家庭性別分工的主導觀念。當國家以改革為由回避了補償或解決家務勞動的職責，女性隻能依靠自己來緩解家庭受到的影響，女性需要對家庭負責任和做出犧牲的觀念因此得到加強。
同樣，性別壓迫的觀念就像階級和民族壓迫的觀念那樣，被認為是一種使人們相互敵對的舊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而受到抨擊。此時，“人性”被重新發現。人們認為，性別差異是與生俱來的，而非社會主義者和女性主義者所說是社會建構的結果，因此在公共空間為女性提供平等工作機會的政策是違反自然的，將會對社會帶來負面的影響，如家庭關繫緊張，孩子被照料不周，更大的雇傭壓力等等。事實上，我國一些民意代表多次在人大政協會議期間提出女性應當接受“回家”做家庭主婦的觀點，以降低失業率。在任何一方面，特別是學界或者政治方面具有影響力的女性，都被看作是不正常的，甚至是具有威脅性的。在媒體上，總是不斷重演著有關歷史上那些篡奪政治權力從而禍及整個國家的女人的電視劇；而在日常生活的大眾話語中，女博士被稱作男性、女性之外的“第三種性別”。這一類有關女性氣質與女性社會角色是天然的、與身體相關的，如果違背就會造成人倫和社會的混亂的後社會主義思潮與西方後女性主義的話語體繫有著內在一致的邏輯和表述方式。
但是，關於後社會主義性別話語，有一點十分重要，我們不能簡單地把它們看作是社會主義思想的對立面。就像吉爾認為的那樣，後女性主義、後社會主義是各種性別政治踫撞融合的舞臺，其中既包括社會主義的，也包括傳統的或在全球資本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影響下的被商業化的主體性。同時，有關性別地位和性別認同的各種思想既相互協調又對抗。例如，時尚產業的迅速發展，化妝品銷售和通過各種方式改變女性身體的美容項目，都指向了女性氣質是一種身體特點，女性應該通過不斷地觀察和規訓她們的身體來保持性別安全和社會地位這一普遍的觀點。但是另一方面，所有這些行為都被媒體視作女性增強個性和自豪感的方式而大加推崇。他們假設女性是為自己而非他人做出這些行為，似乎是為了更具女人味自願付諸行動，而非出於為達到與男性虛幻的平等這一外部壓力。因此，有關女性主體性、個性、個人自由和自決的話語使那些塑造女性生活、限制女性選擇的社會文化力量具有了實際的效力。同樣，女性傳統價值觀和分享、自我犧牲、照料他人的社會主義精神遺產實際上融合在了一起，成了一項重建家庭是愛和關懷的安全港，以對抗充滿惡意、危險的市場和競爭等社會領域的觀念的意識形態工程。社會主義過去詆毀家庭這種組織形式，認為它是男權統治、壓迫女性和孩童的工具，所以社會主義國家總是稱自己為新的、包括所有人的、平等的大家庭。現在，隨著大家庭的解體，小家庭重新獲得當代文化的青睞。
後社會主義性別話語是多聲部的，充滿矛盾的：關於女性解放、獨立和自尊的敘述，與為了趕上時代不斷自我提升的新自由主義情感共存；女性氣質是天然的，與女性應該遵循有關如何重塑身體、改變外表來變得更具女性魅力的觀念吸引著同一批受眾，滿足了相同的市場需求；為了在社會劇烈變化的時代，達到心靈的寧靜和幸福，家庭觀念和個人主義被大力宣揚。後文將對《非誠勿擾》進行更為具體的分析，以闡明當代中國復雜、旋繞、糾纏的性別話語。

《非誠勿擾》與性別表演的狂歡

2010年初，約會真人秀開始出現在中國的電視熒屏上。《非誠勿擾》並非第一個，但在2010年1月15日首播之後，它迅速成為中國最成功、最具影響力的約會真人秀節目。節目規則非常簡單，24位女性參與者同時在舞臺上評價和選擇一位男性。女性參與者經過三個回合作出決定：愛之初體驗，愛之再判斷，愛之終決選。回合中她們可以在任何時候熄滅面前的燈來否決男性參與者。男性可以通過視頻短片進行自我介紹，其中包括個性、職業、性情、愛情和婚姻觀念以及其他相關的話題。男性參與者的朋友也會受邀在視頻中說一些有關他的事情。整個過程中，主持人、兩名坐在臺上的評論者和24位女性參與者都可以對舞臺中心的男性進行提問或反駁。終決選之後，女性不能再改變主意，輪到男性進行選擇。如果所有的女性都熄滅了燈，男性則配對失敗並離開舞臺；如果有一位女性亮燈，男性則可以決定是否與之約會；如果超過一位女性亮燈，那麼男性可以選擇其中兩位問一些問題，作出最終決定。每一部分的最後，失敗的男性參與者或者成功配對的情侶，都可以在舞臺下的鏡頭前發表自己的想法。
與西方類似的節目所不同的是，《非誠勿擾》並不監視和偷拍情侶實際約會的場景。沒有關於身體和性生動的畫面，本土化的約會真人秀更多關注的是舞臺上參與者的言語交鋒。通過1個男對24個女，以及主持人和評論者不斷插入並評論男女雙方的節目形態，對話輕易地被引向更具普遍意義的、有大眾吸引力的話題——性別認同、價值觀衝突、生活方式的選擇和性格測試等。節目毀譽參半，引起了巨大的轟動效應。這種轟動效應並不是來自於通常約會真人秀節目裡性方面的異常或猥褻，而是來自對關於愛情、婚姻、家庭的政治不正確的觀念的直言不諱。每當有人發表出位言論，觀眾們都感到震驚，並迫切期望參與者、通常是男性，做出戲劇化的反應。為約束和規範約會真人秀節目出格的意識形態，廣電總局的新規定要求參與者必須是真心希望尋找約會的對像，認為那些不真誠地發表出位言論的參與者隻是為了吸引眼球而非尋找真愛。
這種思路並不理解真人秀這種節目類型，或者約會真人秀作為其獨特的子類，背後所蘊含的文化意義。所謂“真”指的是通過真人而非演員在既定規則和戲劇情境下進行即興反應，以展現真實的生活，這與紀錄片中真理電影的模式有家族相似性。這樣的電視節目形式創新具有雙重效應，一方面使具有社會學興趣的人了解到人們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則娛樂了喜好窺陰的消費者。事實上，雖然真人秀與最具公共導向性的電視節目類型——紀錄片有技術上的相似之處，但其政治經濟學卻告訴我們這種節目類型是電視節目譜繫中最具娛樂性、商業化程度最高的，它們在電視節目類型的光譜中恰恰處在力圖揭示或探討社會現實的紀錄片的對立面。大部分當代真人秀節目中，參與者常常在極端做作、在現實生活中幾乎不可能出現的場景中演出。通過對主體進行一定的刺激來觀察其真實反應確實是當代紀錄片實踐中的一種策略，但真人秀對場景的人為設置已經遠遠超出了紀實和觀察社會的需要和倫理底線。表演性被深深地植入到這一節目類型的規則中，這越來越被大多數參與者和有經驗的觀眾所了解和認可。真人秀的看點在於參與者如何發揮好他所分配到的角色，這通常被認為是他在現實生活中所掩藏的本性。像專業的演員那樣，參與者也是按照劇本進行演出，但與之不同的是，他們並沒有一個需要遵循的權威文本，所以可以通過自身的文化記憶激活他們自己的劇本。比起由專業演員演出的戲劇，真人秀的表演活動背後所隱含的多樣化、直率的文化文本有時更具魅力、更尖銳。從這個意義上說，約會真人秀是性別表演和集體劇本創作的平臺。《非誠勿擾》在這些約會真人秀節目中脫穎而出，是因為其對不可避免的表演性敏感的自覺，並有意識地利用這一點將一個有些粗糙、樸實的真人秀發展出了獨特的式樣。按照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觀點，性別表演是性別主體化和客體化的社會進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非誠勿擾》一次次對給定的性別角色劇本進行開發、檢驗和重塑。這個節目真正的樂趣並非來自於它的婚介功能，而是來自於個體在性別表演的過程中所體現出來的過度的做作、偽裝和自我矛盾。因此，審查者嘗試著刪節這個節目關鍵的部分，同時還希望保持它在文化市場上的成功，這種做法隻會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與之前的真人秀節目相比，《非誠勿擾》的場面調度經過了過分的設計和安排。24位女性參與者在節目開始一起走到舞臺上，站成半圓形，等待男性參與者在喧鬧的音樂和華麗的燈光中被電梯帶到舞臺上。特寫鏡頭、水平搖射和面部表情鏡頭的快速剪輯是節目為了增強懸疑感和戲劇性通常采用的方法。無論是舞臺上還是電視機前，氣氛都是高度緊張、戲劇化的，與人們能夠平靜交流的愜意的日常環境不同。女性參與者盛裝出席，男性參與者卻盡量保持著本來面目。視覺上講，女性的外表是高度標準化的：極具女性氣質，穿著公主裙，畫著精致的妝容。短裙、絲綢、絲帶、長卷發、蝴蝶結和煙熏妝是非常常見的，通常隻有一到兩位女性參與者穿著褲子、西裝、短袖或者短發，顯得非常不同。
實際上，對許多女性參與者而言，走上節目的舞臺似乎成了一個身著盛裝，打扮得像電影明星的有趣機會。當她們開始談話時，卻表現得與她們灰姑娘或白雪公主的裝扮截然不同。一個接一個的男性參與者發現，參加這檔節目事實上如同經歷了一繫列痛苦的考驗，而非獲得了一個擁有美麗女人的好機會。他們的外表和言語不斷受到美女們的審視和苛刻評價。他們的身體、時尚品味、愛好、個性、社會價值觀等等所有的一切都面臨著被質疑、審問甚至有時是奚落的危險。當他們想要反擊的時候，也會很快意識到自己正處在一個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的尷尬境遇。如果他們選擇投降，可能會從主持人那裡獲得像征性的支持卻有丟臉、變成觀眾笑柄的危險；如果他們決定反擊，他們會激起所有女性參與者的姐妹情誼，成為一群聰明女人集體攻擊的對像。無論如何，以上兩種情況對男性參與者來說都不是很好的體驗，但對觀眾而言卻非常有意思。盡管網絡討論表明，觀眾對於那些大膽、挑釁、坦率的女人充滿了極端情緒。觀眾對那些在男人面前表現得太過自信、居高臨下的女性大都表達了反感、不安甚至憎惡的感情。

序言：傳播、危機與轉機（節選）

限於篇幅，我們在序言中不對各篇文章的基本觀點進行概述。但是，如果要用一句話來概括本書上編的主要內容，那就是：“不同作者從不同的角度回答了一個共同的問題，即‘為什麼馬克思主義沒有過時’。”與上文所引麥克?布洛維的觀點相呼應，哈特（Hanno Hardt）也曾說：“當代馬克思主義之所以有力量，那是因為它能夠自我批評，它似乎有無窮無盡的創造活力，思想上能夠在不同的歷史時刻重構馬克思主義。”
因而今天，當本書試圖以“馬克思主義”作為探討全球傳播實踐的理論視野時，我們有必要重新清理對這一理論視野的認識。更為重要的是，我們不僅需要認識到馬克思主義在今天並未過時，更需要真實地建立起它與當代全球語境之間的具體關繫，而這裡面應該既包括我們對它的再理解、再闡釋，也應該包括我們對它的更新與反思。
首先，在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再理解與再闡釋的問題上，本書的作者們都並未簡單地從文本到文本，而是有著明確的現實背景與實踐指向。比如，默多克、童兵、黃衛星和李彬等作者對於經典文本或者觀點的再闡釋實際上是共享一個前文已多次強調的大時代背景的，即2008年以後資本主義世界的危機以及與此關聯的中國與信息傳播業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他們的研究從不同的角度去回應了這種變化，共同構成了批判傳播研究的新視野。這些文章並不簡單是中西方地理意義上的拼接，而是從不同角度共同佐證了馬克思主義理論視野的國際性與跨文化性。
不過，在新聞傳播領域強調與重拾“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視野並不僅僅因為2008年以來全球資本主義危機的現實激活了它的解釋力，也因為它能夠開拓並予以一些重要議題足夠的關注並且提供更為深刻獨到的解釋。例如，丹?席勒延續並推進的他本人自1990年代以來關於數字資本主義的思考、趙月枝在跨文化傳播政治經濟學視野下提出的中國傳播研究新思路、羅慧從自主馬克思主義角度對於西方另類媒體的考察、馬凌對風險社會語境下新聞自由與政府責任問題的探索、加拿大學者肖恩?岡斯特(Shane Gunster)從生態主義視野關注“媒介、傳播與環境危機”議題，以及阿根廷學者安德魯斯?迪米特裡阨(Andrés M. Dimitriu)所討論的拉丁美洲批判傳播政治經濟學前沿等等，或是在以往主流新聞傳播學研究中有所忽略，或是過去更多地存在於一些非馬克思主義的研究路數之中（生態環境與信息社會的相關議題最為典型）。然而，以上這些作者的分析卻有力地展示了：無論經歷了如何的修正與質疑，也無論吸收了其他什麼新理論，馬克思主義始終能夠保持其政治關懷以及考慮人的實踐觀念；隻有它纔能夠賦予這些議題最富有創造性和最高屋建瓴的分析與解釋。
不可否認，作為馬克思主義本土化的中國共產黨新聞理論與實踐同西方批判傳播學之間，尤其是批判傳播政治經濟學之間，有復雜的理論邏輯和歷史邏輯關繫。北美批判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奠基者之一達拉斯?斯邁思(Dallas Smythe)早在1970年代就以一位西方社會主義同情者的身份兩度訪問中國，並把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當作發展他的批判傳播政治經濟學理論的重要實踐資源。斯邁思的學術實踐“不僅展示了中國社會主義實踐與傳播政治經濟學兩者共有的國際性和跨文化性，更預示了這兩者之間從一開始就結下了不解之緣”。實際上，即使美國實證主義傳播學隨著施拉姆1980年代初的高調訪華而在中國新聞傳播學界登堂入室，西方批判傳播思想，包括批判傳播政治經濟學的思想，並沒有被冷戰意識形態和歷史虛無主義的無形帷幕完全隔離在中國之外。近些年來，中國的新聞傳播學界對批判傳播政治經濟學的了解和重視都在逐步增加。但是，它似乎依然處於國內學術研究的“非主流”位置。這固然與其讓人心情復雜的馬克思主義淵源有一定的關繫，更與部分學者對其始終執有“宏大抽像、鮮做微觀（個案）研究”的刻板印像有關。同時，也因為傳播政治經濟學來自“西方”，部分學者對它是否能夠、或者在多大程度上適用於國內研究表示懷疑，而既有的學術霸權和對實證研究的方法論迷思又使一些年輕學者確確實實感受到選擇傳播政治經濟學路徑所面臨的學術政治挑戰。當然，“隔行如隔山”的現像和學界一味注重“西方”最新進展的學術思維定勢，則可能又導致新聞傳播學圈內外學者對這個領域中有關中國的傳播研究不知情或視而不見的現像。所以，直到2015年，一篇題為“西方傳播政治經濟學最新進展”的文章依然認為，國內新聞傳播學界以少數人的“介紹工作為主，尚未形成穩定的研究範式，更少見本土化的拓展性研究”。
面對以上觀察和“如何運用政治經濟學的分析範式深入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傳播觀，為我所用，為今日中國媒體改革所用”的嚴峻挑戰，我們既沒有“輕舟已過萬重山”的輕松，也沒有“病樹前頭萬木春”的豪邁。不過，我們希望，本書下編所收錄的以中國學者為主的文章，不但能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中國批判傳播政治經濟學的最新研究成果，而且證明，作為一種研究思路和一套方法，傳播政治經濟學並不僅僅“宏大抽像”。這兩部分不但彙集了各式各樣具體的、讓人見微知著的個案研究，而且它們並非簡單移植國外學者既有的研究邏輯，而是以政治經濟學和批判文化研究作為自己的基本研究視野與分析路徑，其具體的邏輯演繹則是緊緊附著於各自研究對像的，也就是說，論證本身是充分情境化的。這正體現了最先把資本主義危機和傳播問題聯繫起來的批判政治經濟學先驅赫伯特?席勒(Herbert I. Schiller)對批判學術實踐的理解：“很多具體的變量在具體的個案中以不同的方式組合、影響著結果……政治經濟學就是在這樣的遠非清晰、事實上極其交錯復雜的社會領域中構建起來的。”相形之下，反倒是今天，國內新聞傳播學界對脫胎於美國實證主義傳播學的主流研究路徑尚缺乏足夠的歷史反思，這一路徑很大程度上被抹去了其背後的意識形態背景，而抽像成一套科學化、價值中立化的公式或者標準用以分析中國的傳播實踐。當然，實際上，美國主流實證主義傳播學“隱含的理論前提是美國自由主義的價值體繫。如霍爾所論，實證方法所假定（assume）的價值觀，即美國在戰後五六十年代的‘冷戰’意識形態，是不被討論的一種‘共識’”。
此外，傳播政治經濟學甚至更為廣義的批判傳播學研究還常常被批評為“隻解構不建構”，即無法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案。事實上，從達拉斯?思邁斯，赫伯特?席勒，阿芒?馬特拉（Armand Mattelart）、卡拉?諾頓思登（Kaarle Nordenstreng)和羅伯特?麥克切斯尼（Robert W. McChesney）等西方批判學者，到參加過2011年5月“當代馬克思主義視野下的傳播與社會變遷”國際學術會議的華人批判傳播學者馮建三以及馬來西亞批判傳播學者齊哈諾莫?奈吳（Zaharom Nain），東西方批判傳播學者們不但一直為改變不公正的傳播秩序提供反思和革新意見，而且積極介入國際和本土傳播政策制定和媒體改革運動的過程中。當然，從本書所收錄的文章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批判性的研究與其他對策研究（或者行政研究）的“建構觀”是不一樣的，前者拒絕停留於直接性的解決方案是因為它們認為真正的改變是結構性的，因而傳播政治經濟學“總是越過某種狀況的行為視野，去顯示特殊的微觀的語境是如何被它們所遭遇的經濟原動力和更為寬泛的結構所形塑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傳播政治經濟學非但不是不致力於建構，反而是旨在進行更為徹底的建構。具體而言，傳播的公共性以及在全球不平等秩序中主體性的實現問題等是本書所關注的核心命題，並且它們彼此聯繫。
首先，在本書中，作者們摒棄了直接套用西方式的公共性模型與邏輯，這是因為建立在“市民社會”基礎之上的公共性的想像與實踐既不足以解釋中國的情況，也不足以解釋西方世界以外其他區域的情況，更重要的是它無法在歷史的展開中對各種復雜變化作出足夠的解釋，所以對於傳播公共性的理解，我們需要以與歷史對話的方式充分情境化。換句話說，我們要超越簡單的“市場與國家”、“國家與社會”、“民主與專制”、“公共性與階級性”、“新聞與娛樂”對立邏輯，把公共性問題放置於歷史的脈絡中進行研究。
基於同樣的超越簡對立的考量，我們在收錄案例研究的過程中並不簡單地將中國與西方、中國與外國對立或者單純強調中國實踐的特殊性。今天的全球現實是，傳播領域商業主義極致化，媒體所有權的集中化不斷加劇，並且不但集中於少數寡頭的手裡，而且還呈現出跨國化集中的特點。所有這些，都極大程度地削弱了全球公共傳播的力量，為全球各個層面的治理帶來了新的挑戰。中國也包含在這樣的全球圖景之中，並不例外。因此，建立在理想模型基礎之上的“公共性”概念即便在今天的西方世界也遭到了來自現實的種種挑戰，這既應該成為我們對其反思的契機，也應該成為我們分析中國問題時的現實背景。張志華、姬德強和胡正榮以及洪宇等人的文章正是對此正面回應的議題。總之，對公共性的討論既有較為宏觀的結構分析，也有更為聚焦的個案研究，既有以上學者對傳播制度和傳播現像的分析，也有龔偉亮對傳播學術本身的公共性問題的考量，它們相得益彰，互相呼應，不僅呈現了傳播公共性的豐富內涵，也為媒體商業化時代的學術本身如何維護和建立其公共性提供了有益的思考。
其次，承接前面文章所彰顯的全球視野，本書下編的最後部分為我們提供了更為多樣的實踐樣本和“怎麼辦”問題的討論，它們也構成了對“隻解構不建構”批評最直接有力的回應。在這裡，學者們所關注的媒體形式、傳播實踐活動區域和自己參與的實踐場域非常豐。美國印裔學者葆拉?查克拉瓦蒂（Paula Chakravartty）就把雖是中國有力的競爭對手和有意義比較對像，卻較少為國內傳播學界所關注的印度社會中的“媒介、現代性和不平等”問題置於讀者的視野中。雖然印度後殖民現代性語境下的媒介和不平等問題有其特殊性，不可否認的是，如同本書不同文章中有深入討論的中國，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大潮下的商業和資本邏輯在推銷印度國家品牌、賦予這個國家“企業”的特質和帶來寶萊塢的繁榮以及無休止的24小時電視新聞廣播的同時，並沒有使這個與中國一樣快速“崛起”的亞洲國家的巨大平民階層擺脫貧困，甚至饑餓。因此，如同中國一樣，印度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轉型和商業媒體繁榮所帶來的社會效果，必然是不平衡的和充滿矛盾的。它既催生了“印度硅谷”班加羅爾的信息業中那些飽含欲望的中產階級以及印度的“跨國軟件專家”階層，也帶來了新的社會隔離和日常生活中尊嚴的缺失。總之，這篇文章中有關信息業、媒體與印度城鄉關繫和階級關繫的討論不但為中國學者了解印度的傳播政治經濟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視角，也為其後的一繫列有關中國傳播與社會問題的文章提供了難得的比較分析參照。
在接下來的有關中國傳播與社會問題的5篇文章中，王維佳從城鄉關繫的角度討論中國革命的歷史遺產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語境下的媒體與中國現代性問題，吳靖聚焦中國“後社會主義”語境中媒體真人秀節目對性別地位問題的表述，而孫皖寧、邱林川與王洪喆，以及卜衛的文章則在深入細致的田野調查或長期的行動研究實踐的基礎上，從不同的角度探討了憲法上依然是共和國的“領導階級”的中國工人作為改革開放過程中的“弱勢群體”所面臨的傳播政治問題。一方面，這些文章將發展主義傳播學研究中忽視或者遮蔽的對像以及研究方法和分析角度呈現了出來，例如農民與知識分子和國家間的政治關繫和代表性關繫的變遷、工人的主體性、尊嚴與傳播賦權、傳播學中行動傳播研究的方法論等。需要強調的是，正如卜衛在她特意為本書所撰寫的長文中所闡述的那樣，這些對像與角度並非是對發展主義主流傳播學研究的簡單補充，而是對其必要的修正和對傳播研究如何推動社會變革這一重要議題的積極探索；另一方面，正如前面所述，我們將不同區域和聚焦不同主體的研究集合在一起並非簡單的羅列或者拼湊，而是試圖提供一個整體性的視野，將全球資本主義發展中的政治經濟問題在城鄉、階級、性別、區域等具體的社會歷史和空間關繫中呈現出來，在資本、人口、信息和文化的全球性和區域性流動中加以審視。因此，不管是被“增長最快的自由市場民主”話語所遮蔽的印度貧困與不平等問題的媒體表達，還是作為世界工廠的中國巨大流動農民工群體的傳播和賦權問題，亦或是本編末尾文章中美國學者多羅希?姬德（Dorothy Kidd）所關注的被資本主義全球擴張所過度剝削的采礦業中的勞工傳播問題，事實上都是同一套邏輯的全球作用的表征。然而，這些事關全球多數人口群體的賦權和傳播正義問題通常既不被主流媒體所關注，也不為主流傳播學研究所關注，自然其中艱難的抗爭及其可能性就更不被探討。本書將對這些議題的關注和批判傳播學者們策略思考和現實鬥爭收錄其中，既明確表達了批判研究的價值取向，也充分表明了批判研究的實踐指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