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中國全面反法西斯戰爭80周年，1937-2017

《錯位：後冷戰時代的中國敘述與視覺政治》屬於“批判傳播學”叢書“文論繫列”之一，該繫列主要以專著、講義、論文集、工作坊報告等形式展示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批判傳播學研究的前沿。本書則主要輯錄了作者的三篇長文，分上、中、下三部分，圍繞藝術、政治和視覺三個主題，探討後冷戰時代的中國認同問題。

《錯位：後冷戰時代的中國敘述與視覺政治》主要輯錄了作者的三篇長文，分上、中、下三部分，圍繞藝術、政治和視覺三個主題，探討後冷戰時代的中國認同問題。
上篇以“‘美術’作為中國的世界史”為主題，回顧了作為“救亡”與“保守”雙重奏的蘇州30年代文獻展，同時聚焦1937年世界博覽會與中國“民族主義”的關繫，詳細描述了“中國”在世界博覽會與美術館中的“世界史”過程，並重新闡述了“賽會”與“美術”興起之間的互動。
中篇主要通過《“臺獨”的歷史根源：從“白團”到“臺灣幫”——作為中國敘述的“臺灣問題”》一文，對兩岸關繫問題的理解進行了釐清和推進。作者認為，今日臺灣的政治圖景固化在了“臺獨”或“獨臺”的困境或危機中，隻有打破藍綠共享的冷戰意識形態，重建反帝之民主革命的臺灣紅色血脈，纔有可能重建作為中國敘述的“臺灣問題”。
下篇則借助《新中國少數民族影像書寫：歷史與政治——兼對“重寫中國電影史”的回應》一文，探討了“新中國少數民族影像：歷史與政治”這一主題。作者從中國的語境出發，對西方主義認同理論進行必要的回應，通過對少數民族影像概念建構的批評性回顧，指出從“華語語繫”到“華語電影”等海外中國電影研究範式所存在的問題：遮蔽和否定了新中國基於民族平等的政治理念而進行的豐富與復雜的影像實踐。

呂新雨，華東師範大學傳播學院博士生導師，任華東師範大學傳播學院院長、博士生導師，華東師範大學-康奈爾比較人文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新紀錄運動、影視理論、文化研究、傳播政治經濟學、三農問題等，著有《鄉村與革命》《書寫與遮蔽：影像、傳媒與文化論集》《紀錄中國—當代中國的新紀錄運動》《神話?悲劇?〈詩學〉——對古希臘詩學傳統的重新認識》《鄉村與國家》《學術、傳媒與公共性》（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等；主編“紀錄影像:海外與中國”叢書，2013年起由復旦大學出版社陸續推出；並且聯合主編“批判傳播學”繫列叢書，2014年起由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陸續推出。此外，目前還擔任：《新聞大學》欄目主編，《電影藝術》編委，Trans Asia: Screen Cultures叢書國際編委；Studies in Documentary Film 期刊國際編委；Glob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期刊國際評委等學術職務。

上篇 “美術”作為中國的世界史
1937年：“文獻展”中的中國與世界——兼論中國“美術”觀念的歷史嬗變
引言
（一） 30年代文獻展：“救亡”與“保守”的雙重奏
（二） 1937：世界博覽會與中國的“民族主義”
（三） 文獻展與美術館中的“世界史”
（四） “賽會”與“美術”的興起
（五） “多美術而少實用”：文化保守主義與“美術”的嬗變
（六）魯迅對“美術”的雙重批判：“為人生”的“美術”觀
（七）推陳出新：“美術革命”與30年代新興木刻藝術
結語：從“送去主義”到“拿來主義”：“美術”作為中國的世界史
國事、家事、天下事——《良友》畫刊與現代啟蒙主義
把影像敞開成為“戰場”——“《艱巨歷程》全國攝影公開賽30周年學術展”感言

中篇 作為中國敘述的“臺灣問題”
“臺獨”的歷史根源：從“白團”到“臺灣幫”——作為中國敘述的“臺灣問題”
引言：今天的臺灣問題
（一）解開歷史敘述的糾結：“二·二八”和白色恐怖的真相
（二）從“白團”到“臺灣幫”：臺獨的歷史根源
（三）紅色血脈：作為反抗帝國主義的民主/民族革命的臺灣歷史
（四）作為臺灣問題的“新民主主義論”與“轉型正義”
結語：作為“臺灣問題”的中國敘述
互為鏡像 血肉相連——郭力昕教授《紀錄片的政治》序

下篇 新中國少數民族影像：歷史與政治
新中國少數民族影像書寫：歷史與政治——兼對“重寫中國電影史”的回應
引言
(一)焦點：少數民族影像概念的建構
(二)統一戰線與階級鬥爭：國家與民族話語的變奏
(三)不僅是見證：社會發展與傳播
(四)“科學紀錄片”與黨對“真實性”的要求
結語：沒有過去的歷史
華語語繫、華語電影與學術主體性：問題究竟在哪裡？
——在“‘華語電影’研究與‘重寫電影史’工作坊”的發言

附錄
青春斷代史——從《人生》到《小時代》
《朗讀者》與中國綜藝節目的未來

跋
本書稿是以三篇長文作為三輯的主題。它們集中寫作於2015、2016與2017年，是在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工作21年，調動到華東師範大學傳播學院之後3年時間的一份筆耕紀錄，也是給關心和支持的師友們的一份交代。在2015年出版的同屬於本書繫的《學術、傳媒與公共性》書稿中，我用了2013年9月在復旦大學新聞學院開學典禮作為教師代表的講話作為代後記——這一年，正值自己在復旦從教20周年，這部書稿也因此成為一個紀念，逝去的青春與漫長的成長之紀念。記得當時，站在新聞學院蔡冠深報告廳的講臺上，面對全場年輕的面龐，他們起起伏伏的眼神如星空閃爍一片，我的眼睛忽然有些濕潤——不經意，它也成為我告別復旦的最後演講。旦復旦兮，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本書稿既是結束，也是新的開啟。
2015年以來，全球恐怖主義襲擊開始上升為世界新聞的主要議題。由於歐洲恐襲不斷爆發，也把西方的主義理論推向爭議的焦點。寫於這一年的《新中國少數民族影像書寫：歷史與政治——兼對“重寫中國電影史”的回應》，本是應我的學生王華之邀，為其博士論文書稿出版所撰寫的序言。鋻於議題的重要性，我把它寫成了一篇過長的“非典型”序言，在某種意義上也是為了從中國的語境出發，對西方主義認同理論進行必要的回應。文章通過對少數民族影像概念建構的批評性回顧，指出從“華語語繫”到“華語電影”等海外中國電影研究範式所存在的問題，在於遮蔽和否定新中國基於民族平等的政治理念而進行的豐富與復雜的影像實踐。因此，需要重新回到統一戰線與階級鬥爭作為國家與民族話語變奏的歷史脈絡中去討論，無論少數民族地區的愛國統一戰線還是對第三世界不結盟運動的支持與國際主義援助，體現的都是在一個世界格局中進行階級分析的政治視野，這一視野如何在今天的民族政策和國際關繫中獲得新的體認？中國電影研究，特別是少數民族電影研究，能否外在於這些歷史的脈絡與現實的挑戰？這是今天少數民族電影歷史研究的關鍵。本文還從社會發展與傳播的視角檢討了少數民族紀錄電影史的社會政治意義，重新回顧了“科學紀錄片”與黨對“真實性”的要求之間復雜而豐富的實踐。在此基礎上，纔能重新討論影像民主和電影史的主體性問題。
文章完成之後，我策劃主持了一場“‘華語電影’”研究與‘重寫電影史’工作坊”活動。工作坊邀請也吸引了一些對此話題有興趣的海內外學者的參加，後根據錄音整理的文字稿，發表在《當代電影》2015年10期，題目為《“華語電影”再商榷：重寫電影史、主體性、 少數民族電影及海外中國電影研究》。因為篇幅所限，每人的發言內容都做了削減和限制。在此文之後，相關爭鳴仍在繼續，其中不乏有意無意對我觀點的“誤讀”。為此，這裡收錄本人在工作坊發言整理的完整稿，以為備忘，也希望有所糾正。
《“臺獨”的歷史根源：從“白團”到“臺灣幫”——作為中國敘述的“臺灣問題”》一文來源於2016年4月25日藍博洲先生應邀在華東師範大學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做的《尋找被湮滅的臺灣理想主義》的講座，我在現場的主持評議。在此基礎上，用了3個月的時間陸續完成此稿。今天臺灣的政治圖景固化在“臺獨”或“獨臺”的困境或危機中，而來自臺灣內部的“社會主義統一派”（統左派）的聲音開始突破重圍。統左派致力於修正 “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的歷史敘述，強調“二?二八事件”實質是國民黨腐敗導致官民衝突，由此促使臺灣一代年輕精英轉向紅色中國。我們需要由此出發，檢討從“白團”到“臺灣幫”之臺獨的歷史根源。隻有打破藍綠共享的冷戰意識形態，重建反帝之民主/民族革命的臺灣紅色血脈，纔有可能重建作為中國敘述的“臺灣問題”，即臺灣作為中國問題，是中國未完成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最後階段。借助此文，也是把自己對臺灣與中國的關繫問題的理解做一個清理和推進。自1997年以臺灣聯合報繫文化基金會訪問學者的身份第一次去臺灣進行一個月的訪問，之後數次訪臺，目睹了臺灣從經濟高昂到衰退的過程，也和臺灣的學者、朋友就兩岸關繫不斷進行探討乃至爭論。但是真正寫就成文，首先要感謝藍博洲先生的激發和幫助，也感謝臺灣呂正惠、瞿宛文和鄭鴻生諸位師長給予的意見和建議。感謝吳重慶先生的推薦，以及《開放時代》雜志社給予的發表版面。《開放時代》雜志兼容並蓄和嚴謹敏銳的專業態度，已經使之成為當代中國最重要的學術期刊，拙文忝列於此，與有榮焉。
《1937年：“文獻展”中的中國與世界——兼論中國“美術”觀念的歷史嬗變》一文，同樣刊發於《開放時代》（2017年第5期），既是對自己文藝美學專業的一次回歸，也是一種跨學科的嘗試。它緣起於2016年8月，蘇州美術館主辦的首屆蘇州文獻展：“多重時間——蘇州與另一種世界史”，感謝張晴先生的邀請，使我有機會從策劃開始，到參觀展覽和參與討論，見證了整個過程，也觸發了諸多感想。蘇州30年代文獻展成為一個正在被重新發掘的歷史記憶，1937年是它成為中國文化保守主義與民族主義相互建構的關鍵。通過回顧作為“救亡”與“保守”雙重奏的30年代文獻展，聚焦1937年世界博覽會與中國“民族主義”的關繫，我試圖描述“中國”在世界博覽會與美術館中的“世界史”過程，並重新闡述了“賽會”與“美術”興起之間的互動。“多美術而少實用”的工商主義美術觀及其失敗，是文化保守主義鵲起的淵源，並導致受日本明治美術觀而影響的“美術”在中國的嬗變。最後，通過對“美術”現代功能主義與文化保守主義的雙重批判，確立“為人生”的“美術”主體性，魯迅展開了“美術”新視野。今天，我們需要在分析“美術革命”與30年代新興木刻藝術的道路中，理解魯迅從“送去主義”到“拿來主義”所呈現的正是“美術”作為中國世界史的意義。
無論電影、藝術還是政治，貫穿上述三個主題的核心其實是後冷戰時代的中國認同。今天的中國敘述，依然裹挾在從冷戰到後冷戰意識形態的重重迷霧中，這其中，視覺政治扮演著重要角色。隻有從世界史的時間維度與地緣政治的空間視野出發，重新界定和探討中國的主體性問題，纔有可能衝雲破霧，不畏浮雲。宏觀的世界大勢與中觀/微觀的在地政治從來都是互為表裡，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此之謂也。而邁邁時運，即意味著“有風自南，翼彼新苗”，也昭示著“黃唐莫逮，慨獨在餘”（陶淵明《時運》）。
延目中流，寤寐交揮，斯晨斯夕，言息其廬——集陶淵明詩句以自勉，不是慕古追遠，而是試圖在今天這樣一個瞬息萬變的時代中，追問學術的位置是否還有可能；不是逃逸於現實，而是為了能夠在一個犬牙交錯的時代斷層與錯位中，做一個舉起鎬頭沿著歷史礦脈探挖的田野工作者。
寫作於此的部分書稿，也陪伴了我在父親病榻前的日子。父親自2015年不斷進出醫院，我則不斷奔波於上海與合肥的往返高鐵上。結束“‘華語電影’”研究與‘重寫電影史’工作坊”的第二天早晨，我就瘸著扭傷的腳踝登上北去的列車。出生於清貧的知識分子家庭，家徒四壁，唯有充滿各個空間的書籍是成長的記憶。父母的書房既是自小陪伴的精神慰藉，也在很大程度上預注了今後的命運。父親已經於2016年2月24日溘然去世，這本書稿獻給他，權作微薄的祭奠。他們的書房已經是我永遠回不去的故鄉。雙親俱往，方知人間隻是暫居之地，血肉之情是橫渡人生的舟楫。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以及使命。
是為跋。
2017年8月23日，酷暑中的上海

1937年：“文獻展”中的中國與世界
——兼論中國“美術”觀念的歷史嬗變
引言
2016年8月，以“多重時間——蘇州與另一種世界史”為標題，蘇州美術館主辦的“首屆蘇州文獻展”在蘇州美術館、蘇州絲綢博物館、顏文樑紀念館、吳作人藝術館、樸園、雙塔等地同時開幕，試圖展開一種以蘇州為視點的世界歷史敘述。對筆者來說，印像最深的是向1937年“吳中文獻展”致敬，這既是此次“文獻展”名稱的來源，也使得1937年的歷史底片在今天得以顯影。
從1937年的“吳中文獻展”到2016的“蘇州文獻展”，多重時間的曝光——時間的斷裂、重疊和接續，光影搖曳，在歷史文本中投下或明或暗的重重斑點。包括“吳中文獻展”在內的30年代繫列文獻展，已經成為一個正在被重新發掘的歷史記憶。某種意義上說，1937年的“吳中文獻展”是對地方物質遺產與非物質遺產的一次大規模重新整理，這樣一個總結性的姿態在20世紀戰火威脅下出現，是一個極有意味的事件。作為一個“向後看”的舉動，卻是對時代的峻急回應。歷史的火車在隆隆前行，車廂裡看到的風景卻不斷後移，這就是文化保守主義在中國出場的景觀——一個前行與後退的視覺錯位。
站在2017的門檻回望1937，新與舊疊印其中。歷史的顯影液下，浮現出近代文化保守主義與現代民族主義互相建構的時代底色。
（一）30年代文獻展： “救亡”與“保守”的雙重奏
“睹喬木而思故家，考文獻而愛舊邦濟《印行四部叢刊啟》之篇首語錄，被征引為“吳中文獻展”的宗旨。1937年，全面抗戰在濟等整理國故的巨制《四部叢刊》（1919—1936）在1937年日軍攻占上海的“八?一三事變”後終止。稍早，1932年的“一二?八”事濟耗盡心血開創的“亞洲第一圖書館”之東方圖書館，包、明、清版本珍本善本在內的46萬冊圖書盡毀於日本戰火。一起葬身火海的，還有魯迅翻譯的附有蘇聯木刻版畫的《鐵流》梓版。這一無法彌補的文化浩劫，成為一代文人的精神創傷。從“一二?八”到“八?一三”，是30年代文獻展無可回避的歷史背景。商務印書館和東方圖書館的焚毀，警醒與論證了文化與國運的關繫。國破之際，重整家當，收拾舊文化、共赴國難，自江南文化重鎮開始，勢所必然。
江蘇省立蘇州圖書館館長、吳中文獻展主持人蔣吟秋在《吳中文獻展覽會特刊》引言中疾呼：“蓋金石器物，動思古之幽情；圖像史傳，興齊賢之景想。舉凡會中所陳，莫非先賢往哲精神之所寄托，俱足令人奮勉淬礪，發揚光大，以扶持正氣，挽救民族。”以文獻展的方式救亡圖存，現代意義上的國立圖書館、博物館開始扮演重要角色。
吳中文獻展並非孤立。之前有1936年的嘉興文獻展覽會、浙江文獻展覽會，1937年的上海文獻展覽會、淮海文獻展覽會、漳州文獻展覽會、建甌文獻展覽會以及察哈爾文獻展覽會，1940年在香港舉辦的廣東文物展覽會等。另據馮天瑜回憶，其父歷史學家馮永軒1942—1945年在安徽學院任教期間，在極其困難的環境下還籌劃舉辦文物展，以激勵師生及民眾愛國熱情。均可列為此一波潮流之餘脈。
文獻展體現國家意旨。浙江省教育廳下令省內各縣舉辦文獻展覽會，並給予一定的資助，1936年11月1日—18日的浙江文獻展與吳中文獻展聯袂舉辦，與此相關。前者的主導者是時任浙江省立圖書館館長的歷史學家陳訓慈（陳布雷之弟），他在《浙江文獻展覽之旨趣》中申明“秉承浙江省教育廳之意旨”，並闡述了四大要點，分別是征集鄉賢之著作、發揚浙江之學風、整理地方之文獻、推進愛鄉愛國之精神，最後一點是旨歸：
愛鄉愛國，其源一揆，表裡相維，誼無偏廢。浙人士素篤梓桑，亦唯吾浙人文之最有繫於民族之安危存亡。……清季革命之役，克奏膚功，亦多兩浙英雋之舍身成仁，咸以文字鼓其成焉。此次展覽，周爰咨詢，間關征訪，於此類有關表章往哲，道揚民氣之文獻，尤三致意，舉凡革命先烈暨功在邦國之時賢，尤盡力蒐求其遺傳遺書遺物，區區微尚，豈第在表揚一省之人物，要期張此偉大磅礡之氣，使浙人以至舉國志士咸聞風而起耳。良以值茲國運方艱，外侮孔棘，此愛鄉衛國之精神，自尤應發揚以廣大之於全國，願覽者細察深省，以期知往策來之效，毋徒以朱墨紛披，存迷戀往古之感，蹈玩物喪志之譏也。
內憂外患之際，救文化於即墜，把地方認同、文化傳承與民族安危建構成一個統一的敘述，以文化學術承前啟後、救亡圖存。陳訓慈這一夫子自道，也預示了他在抗戰之後，變賣家產、顛沛流離中舍身救護杭州文淵閣《四庫全書》、寧波天一閣珍本善本古籍的後事。作為現代圖書館學的奠基人，陳訓慈把現代公共圖書館作為開啟民智之“教育文化的原動力”、“挽回民族劫運的主力軍”。其主導下的“浙江文獻展”正是這一理念的實踐。浙江文獻展展品6000餘種，2萬多件，觀眾近8萬人，盛況空前，也奠定了之後30年代“文獻展”的基本格局。
正如柳詒徵在《浙江文獻展覽開幕致詞》中的闡發：“時艱日棘，來軫方遒，僕願觀斯會者，持吾言以為劍臬，益恢先哲之志量，興我華夏，又我亞洲，則斯會之影響，豈徒域於一省一地已哉？”自此，這一模式迅疾在全國復制、延伸。順便說一句，今天對文獻展的重新發掘研究，大都定位在地方認同、市民認同的框架下，忽略的正是通過地方認同抵達民族認同的關鍵歷史動因。國家危亡之際，地方認同隻有在國家認同的基礎上纔有意義，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以文化保守抵擋亂世之劫，文獻展是文化保守主義和現代民族主義結合的一次重要突圍。陳訓慈界定的浙江文獻展“舉凡本省方志、鄉賢著作、舊刻書版，既為蓄意蒐訪，復以餘力從事考撰宣傳之役”，也正是1937年（1月20日—3月1日）吳中文獻展遵循的模式。
很快，柳詒徵在《吳中文獻展開幕詞》中再次道白：
世亂雖亟，自聖哲視之，猶飄風暴雨之不能終日，而文教之孕育漸溉，俾斯人相安於中和懿永之境者，實世宙之恆軌，非今日所宜視為緩圖者也。
接踵而至的是1937年“上海文獻展”（7月2日—11日），此時，距“八?一三”事變爆發隻有一個月時間。據《上海文獻展覽會概要》，陳列品目錄分為：典籍、書畫及藝術品、金石、圖像、鄉賢遺物、史料等六部分，其模式與宗旨一以貫之，隻是主事者由國立圖書館轉為由上海市博物館、上海市通志館聯合地方各界收藏家共同組織。上海文獻展主席、老“黨人”葉恭綽如此闡述：
此兩年來，本位文化、自力更生諸種意義頗印入吾人之腦中，復因時局關繫痛感史地研究之必要，而群眾對總理遺教所屢屢昭示保存固有道德文化之說，亦多具深切之認識，故各地文獻之展覽亦應運而興。浙江全省各區及江蘇蘇鎮各屬導其先路，成績燦然，殆幾有融洽各種意義以歸於一治之功，實為文化事業新闢之一園地，固非徒抱殘守缺，侈為觀美而已。
包括馮永軒在內的一批知識分子因“痛感時局”而獻身史地研究、特別是邊疆史研究，這在葉恭綽看來，與強調“本位文化”的文獻展，是一體兩面的存在——都是為了救亡。
吳中文獻展通過向吳中（吳縣、吳江、昆山、常熟）地區征集文獻的方式進行。征集的文 物包括吳中方志、史傳、鄉賢遺像、遺著、書法名畫，及有關吳中文獻之金石拓片、服御、器物，以及富有意味的革命先烈的遺物、檔案——明白地昭示了文獻展作為現代建國運動的底色。陳列的4159件展品，除少數為公立圖書館所藏，絕大多數為私人收藏品，不乏三代銅古明清各家書畫精品，也有明清以來 竹、木、牙、玉各式精雕擺件。
30年代文獻展在兩種意義上具有突破性：一方面，它突破了傳統圖書館的界限，是文獻與器物博覽的結合，因此從“浙江文獻展”、“吳中文獻展”的國立圖書館主導過渡到“上海文獻展”的國立博物館主導，並無暌違。另一方面，它以大規模征集私人收藏為源泉，翻轉了中國社會公與私的關繫。這兩點的形成，都有值得解讀的歷史意蘊，尤其需要放置在二戰前夜中去探討。
在救亡與啟敘述下，遮蔽的是保守主義作為救亡運動的強勁崛起，這一脈絡值得在今天重新檢閱。不是救亡壓倒了啟蒙，而是救亡作為啟蒙，以文化保守主義的方式出現，正是30年代的國家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