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的風格主義
閱讀是行動的問題，是長期的審美經驗，也是個體化的實踐。閱讀活動隻出現在某種方法中，也隻能依靠某種方法纔能發生，或許這是真正需要我們注意的，但也是最困難和最具決定性的一點：跟所有其他實踐一樣，閱讀有自己的風格主義。我們面對的不隻是行動，而是行動的方式；不隻是閱讀，而是閱讀的風格。然而，在審美的契機下，實踐的方式就是實踐的內容；閱讀的風格，即“怎樣讀”，就是閱讀經驗的內容——最終被個體化了的內容。個體化不隻是意味著虛幻地選擇自己可能區別於他人的微小不同或特性，不是要通過閱讀顯得與眾不同，而是說每個人都在閱讀中投入生命的曲線，嵌入可供分享的形像，在自身內部的可能性中融入導向和歧化的能力。
在人類所有的實踐中，我們所經歷的不是赤裸的生命本身，而是生命的形式，我們的行動不是像塗了一層釉一樣被穿戴上一種風格，我們的個性也不是被“分配”了一種方式，不是這樣，風格就是我們的“行為”，我們實踐的能力和我們的道德，而方式就是我們的存在。“不能與其形式分割開來的生命是這樣的生命，在它的存在方式中，流經著生命本身；在它的存在過程中，穿行著它的模式。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它定義了生命——人的生命。在生命中，所有模式、行為和生存進程從來都不能被簡單地歸為事實，它們總是而且首先是生命的可能性，它們總是而且首先是生命的能量”。每個人的所作所為不僅展示和探索他所是的存在體，而且開發存在的方式，甚至解放人類的某種可能：生命體的形像和嵌入事物的形式，在外部世界進取的方法和維持它的努力，表達的模式和行為的方法，從定義上來講都是可分享和可普及的，蒙田將之稱為“形式-主人”（forme-maîtresse）：內部的主人，它不一定試圖“表達”我們，卻無可救藥地附著於我們；它不一定“識別”我們，將我們與他人區別開，卻賦予我們生機，在所有事物中激活和展現我們。
這個“形式-主人”就是我們冒險向世界探出的形式的思想，我們在自身內部和外部都能發現它，而文學則直接參與這種自我風格化模式的進程。有人將生命當作井然有序的敘事去穿越——利科和薩特都是這樣，對他們來說生存的形式一定是敘事的形式，他們將生活看成一部小說；有人則更願意將生命的曲線視為（解釋為、促成為）一段循著一定節奏，和諧或混亂的樂曲：當尼采用音樂來哲思，當巴特坐在鋼琴前，當薩特也以略有不同的另一種方式坐在鋼琴前，他們都在尋找一種節奏（“永遠不會有人，”普魯斯特寫道，“甚至包括我們自己，懂得追隨我們那不可捉摸又神秘的節奏”）；又有一些人，他們認為生命既不是一個故事，也不是一首樂曲，生命是意志或能力積極創造“存在感”的英勇實踐——這樣的人有之前提到的尼采、波德萊爾、波朗、德勒茲，還有夏爾呂斯(Charlus)；還有一些人，他們的生命是內心的戰役，其中各種力量此消彼長，存在的多種可能互相對抗——米修和貝克特是這樣，普盧姆(Plume)和阿爾貝蒂娜(Albertine)也是如此……我有意舉出思想家、詩人和小說人物而不加區分，是因為所有主體性的類型在這裡都同等重要。他們中每個人都代表一種風格，在面對同樣事情的時候，他們有著自己理解人與事的方式，自成一體又不停地變幻著原有的樣子。所有行為，簽名也好，散步也罷，都涉及存在的方式，主動顯露它，從而確定或改變它，並借此重審我們感知和顯現的方式，以及我們被事物觸動和我們賦予這些事物意義的方式。海德格爾認為存在有著完全調式的秩序，他將“理解”定義為倫理關繫中的“存在方式”：與世界、自我和其他風格的關繫。這裡沒有審美的例外，閱讀也隻是個例，是眾多自我調式化練習中的一種，是我們所有行動鑄造最終風格的一種行為——感知的實踐、工匠的態度、語言的使用……
閱讀隻是個例，但卻是較為特殊的一個，因為它極其關繫化：力量的、依附的、媒介的或互相支撐的關繫。在閱讀中我們實際上是通過面對他人的風格來實踐自己的風格，通過與其他形式的直接接觸來感知自己的形式。閱讀就這樣接替和展示我們對形式的個人想像，以及我們對主體之為主體的不可替換的先入之見。我們的詞句懸靠在文學的詞句上，文學的詞句是我們的榜樣，它們是幫助又是威脅。個體就是這樣通過閱讀，在閱讀中賦予自身實踐以形式，文學的經驗就是這樣成為自我風格化的源泉。
在關於文學的思考中，多樣性，確切來說，文學作品和生命形式之間多種鏈接模式的競爭常常被忽略。當人們對虛構進行總體性頌揚的時候,當人們相信審美經驗獨立於穿越它的個體，自動地帶有解放功能的時候，其實也是這種精致的風格主義體無完膚（甚至被那些淨信書的人摧毀）的時候。從普魯斯特式的遁世到洛根丁式（Roquentin）的身份“標榜”（“二選一：活著或是敘述”）再到利科（“敘事時間”成為“人的時間”），從加布裡爾?塔爾德(Gabriel Tarde)對模仿的贊揚到勒內?基拉爾(René Gérard)對模仿的焦慮描述……生命中形式攜帶的情感和呈現的活力開闢著完全不同的道路，然而這種多樣和差異的力量正是文學本身。我們今天不能避而不去思考使用審美材料的方法造成的細膩差別，我們需要對生命中所有形式的微弱差別投以專注的目光，我們要對抗偽造的身份和虛假的持續，對抗經驗的摧毀和無足輕重、無關痛癢、互無聯繫的多樣性，這些都是當代文化的特征，是實踐風格主義、細微差異、調式與獨特性的未來。當帕索裡尼看到當今的鄉野再也沒有了螢火蟲的微光，就停止了對當代文化的信仰，因為思想、姿態、注意力和集體生活形式中也一樣沒有了亮光。現在要捍衛的正是這種微弱光芒的力量，我們要去創造了它的地方尋找，十萬火急地，就像米歇爾?德吉(Michel Deguy)所說，將“書本變成靈魂，讓所有形像都登上方舟。翻譯，不停地將寓言譯成詩歌，譯成我們現下需要的語錄，譯成對話，譯成日常的生活”。
假定具體的閱讀場就是多種存在方式的相互作用場，這種相互作用驅動了存在的文體學。這裡要探尋的不是不可分享的“不知什麼”，而是要將閱讀視作某種生命模式輝耀的時刻——生命形式在其中穿流或喪失，文學經驗正是以此描繪並傳播著存在的可能性。我們要貼緊閱讀的風格，也即個體化的風格，因為閱讀的風格，就是存在的方式。
對我來說，閱讀的所有風格，存在的所有方式都來自單個的讀者，來自某些特性、某些個體和他們對閱讀的投入。實際上每個人都向書本提出了不可替代的問題，該問題不僅是閱讀的界限，也是閱讀的運作。普魯斯特向我提示了生命與形式的某種鏈接，薩特、布爾迪阨、朗西埃和米修提示了另一種。我在這些作家和思想家身上找到了觀察的立場，我無區別地對待他們的見聞、小說、重要抉擇、回憶和困惑……我將他們視為讀者，有點“無論什麼人”的意思。為什麼選擇作家？當然不是要將閱讀轉向寫作，讓所有讀者都成為未來的作者，這反而會否認閱讀活動風格化的真正目的。選擇作家其實是為了方便使用他們寫就的閱讀實踐，在此基礎上獲得詳細、多樣和不存理論偏見的論據。這些作家都嘗試過直接通過閱讀達到自我認識，這樣一來，他們也就將自己當作了某種作品。我不會將他們的描述當作客觀經驗的清晰重組，我會將它們視為重塑形、個人采集和風格化。作家們的描述可以不透明、不穩定甚至前後矛盾，但這恰恰是存在方式的表露和運作。我要收集的文本會將風格的經驗風格化，會表現作品怎樣進入具體的生命，它們不僅描述審美化的時刻，還特別將個體化的實踐拋回到與形式有效的相遇當中。
如果觀察足夠長的時間，我們會發現：如果個體是一扇窗，它總是會向具有類似行為和風格，卻處在完全不同塑形中的其他個體開放。對待文學作品的方式可以將讀者團結成仿佛一家人，但每個讀者又必須獨自體會個體性那獨特與細微的差別。閱讀同樣的書，分享同樣的編碼，交流喜好或互相模仿，讀者帶進閱讀的卻並不是同樣的問題，他們投入閱讀的也並非純然類似自己的部分（也不以同樣的方式自我對抗）。沒有一項細微差別是次要的，它們都是存在文體學的動力和關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