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柏拉圖與城邦》的作者普拉多，是國際柏拉圖學界公認的優秀的青年學者之一。
2.當代柏拉圖研究名家吉爾為《柏拉圖與城邦》作序。
3.有別於對柏拉圖思想進行“前中後期”劃分的發展論研究範式，普拉多堅持了統一論立場。

在英語學界，以柏拉圖政治哲學為主題的著作早已汗牛充棟，為何普拉多此書會讓英語研究者感興趣？
在本書中，普拉多介入了柏拉圖研究中的一段公案：《理想國》之後的柏拉圖，是否發生了思想轉向而隻尋求“次好政體”？有別於對柏拉圖思想進行“前中後期”劃分的發展論研究範式，普拉多堅持了統一論立場，主張柏拉圖的晚期政治作品並不保守，相反，《政治家》、《蒂邁歐》、《克裡提阿》乃至《法義》，在哲學上的冒險精神並不遜於《理想國》。在普拉多看來，柏拉圖一如既往地思考城邦的完美秩序，而真理則是通向這一秩序的途徑——這也正是柏拉圖政治哲學的迷人之處。

作者 普拉多（Jean-François Pradeau），法蘭西大學學院院士，師從於著名柏拉圖研究專家呂克·布裡松（Luc Brisson），現任教於裡昂三大，被國際柏拉圖學界公認為優秀的青年研究者之一。他曾校訂、翻譯了包括《阿爾喀比亞德》、《克裡提阿》、《希琵阿斯》等在內的7部柏拉圖對話錄。著有《柏拉圖與城邦》（Platon et la cité）、《政治的世界》（Le Monde de la Politique）、《柏拉圖：哲學的模仿》（Platon, L'imitation de la philosophie）等。
譯者 陳寧馨，四川大學哲學繫碩士研究生，本科為法語專業，2012年加入成都望江柏拉圖學園，譯有《古希臘羅馬哲學》等多部作品，現為四川大學學術型社團“江安柏拉圖學社”社長。
校者 梁中和，中國人民大學哲學博士，四川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哲學繫副教授，清華大學道德與宗教研究院“古希臘羅馬哲學與宗教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主要從事古希臘哲學、文藝復興哲學、倫理學和經學等方面的研究。 社會兼職與榮譽：國際柏拉圖協會（IPS）會員，四川省哲學學會副秘書長，全國百篇優秀博士論文稱號獲得者，成都“望江柏拉圖學園”創辦人。

本書是一部對柏拉圖政治哲學概觀的簡短而振奮人心的作品，他將柏拉圖政治哲學當作一個融貫的整體加以研究，初學者、高年級專業學生乃至這方面的專家都可以從中獲益良多。
——Richard Kraut（著名古希臘哲學專家）

引言 /1

第一章 “吾非政治家”（蘇格拉底） /8
蘇格拉底對抗母邦 /8
雅典海上帝國的沉沒：《墨涅克塞努斯》 /12
政治能力 /31

第二章 《理想國》中的政治心理學（靈魂論） /38
更大的靈魂是城邦 /38
服務城邦 /46
政治科學（與政治） /56

第三章 制作城邦：《政治家》 /61
政治技藝的必要條件 /61
政治的對像 /68
政治造物主 /76
法律與生活的方式 /84

第四章 城邦生命：《蒂邁歐》與《克裡提阿》 /96
城邦的宇宙 /96
政治生命體 /100

第五章 城邦，政治的宇宙：《法義》 /112
政制形式的法律 /113
城邦的體制 /117
宇宙的秩序 /131

結語 /140
參考文獻 /142
附錄英譯本序言 /151

譯後記 /156

英譯本序言
克裡斯托弗·吉爾（Christopher Gill） 撰

本書是普拉多《柏拉圖與城邦》（Platon et la cité）修訂增補版的英譯，原書於1997年在法國首次刊行。那麼，這本書會給英語讀者們帶來什麼呢？
首先，如同書名所表明的，本書既是對柏拉圖一個特定主題的研究——城邦或政治共同體——也是對柏拉圖政治思想整體的一個導論。其行文清新而非學究氣；它囊括了與該主題相關的對話的總結，也摘取了關鍵段落進行翻譯；所有古希臘術語也得到翻譯。因此，它對古希臘哲學與政治理論中的一個重大主題，給出了平易近人的研究，無論對於廣大學生、研究者或者普通讀者而言都是如此。
但是，此書在處理該主題也有獨到之處。普拉多任教於巴黎十大，被公認為最有天賦和原創性的青年柏拉圖學者之一。他有一本關於亞特蘭蒂斯神話的大部頭專著，同時也編輯整理了四部柏拉圖對話（翻譯和箋釋）。此書提供了一個有利的視角，讓我們得以進入對柏拉圖的一種整體而繫統性的詮釋，而這種解讀方法在當代法國的同儕中也十分流行。
或許更充分地挑明普拉多的進路如何有別於英語柏拉圖研究者，會更有幫助。自二戰以來，英語學界的柏拉圖研究有兩個關注點。第一個問題是柏拉圖對民主政治的態度，第二個問題是柏拉圖的思想是如何發展，特別是在《理想國》以後的晚期著作中。
反對法西斯和極權主義的卡爾·波普爾，曾引人矚目地將柏拉圖形容為“開放社會的敵人”。對柏拉圖是否為民主制之敵的論辯，滲透在戰後的柏拉圖研究，特別是《理想國》研究中。對法西斯在20世紀30年代興起的另一種回應，突出地表現在列奧·施特勞斯的作品中。這位德國流亡者的作品有著巨大的，盡管是爭議性的影響——尤其在美國。施特勞斯主張，柏拉圖在《理想國》中想要傳達的是，哲學家們並不能在政治生活中有什麼實質性影響，他們應該更專注於純粹地探究真理。這一層信息（據施特勞斯說）是以一種隱晦的、自我隱藏的書寫風格進行傳達的，隻有經過特別訓練的學者纔能夠破解。美國右派知識分子挪用對柏拉圖的這種施特勞斯式解讀，以此來為他們拒斥美國社會改進的政治規劃背書。
在過去的50年間，英語世界的柏拉圖研究者的另一個關注點，是所謂的柏拉圖晚期思想發展。《理想國》已經被視為柏拉圖烏托邦理想主義的經典文本。其中所勾勒的政治結構（以哲人王為中心），被看成是柏拉圖想在現實生活中實現的政制藍圖。而他晚期作品，比如《政治家》、《蒂邁歐》—《克裡提阿》和《法義》，柏拉圖則被認為是已經逐漸地相信，這份藍圖永遠得不到實現。因此他轉向一種更加憲制性的模式（法律約束的城邦），盡管他也承認，相對於《理想國》的理想城邦而言，這僅僅是“次好的”。
普拉多的著作與這兩種學術傾向都形成了令人欣喜的對照。在他的書中，一個關鍵議題——與這兩種傾向都相關——就是，柏拉圖的政治哲學並非首要地集中於政體思想上（包括對民主政體的思考）。柏拉圖所試圖去界定的是一些核心觀點，它們適用於全部政體下的政治生活，並且，它們對非政治的生活也意義重大。這些觀點中最重要的是，政治是——或者說應當是——一種技藝或工藝，一種知識形式，它奠基於客觀原則之上。這種技藝的中心任務是，創造一個真正統一的共同體；相反，若沒有這種技藝，任何共同體都不能達致一個真正的整體。
正如普拉多指出的，這意味著，說柏拉圖是個親民主或反民主派，跟說他是個親斯巴達派（他經常被這麼認為）、親貴族派乃至親君主派，其實差別不大。這並不是要否認柏拉圖對話中確實蘊含著一些對雅典民主的看法或回應。普拉多頗有啟發地向我們展示了，柏拉圖的《墨涅克塞努斯》，這部對雅典陣亡戰士葬禮的刻意模仿之作，是如何描前五世紀雅典之頹敗，這也隱含著對雅典民主政治文化的批評。同樣，在《法義》中，柏拉圖設想了一種政治—經濟生活形式，在其中雅典民主的平等理想也得到了實現——雖然這是一種與雅典截然不同的政制模式。但是，在這兩個例子中，柏拉圖對（雅典式的）民主政治的回應是受其更宏觀的概念進路所引導的，而這一取徑從根本上無關於任何政體類型。
普拉多與大部分以發展論解讀柏拉圖的學者也形成了鮮明對比。他在柏拉圖的全部作品中——從早期的所謂“蘇格拉底”對話，到《法義》這部柏拉圖的最後著作——看到了一條連貫的思路，即聚焦於作為一種技藝的知識的作用上，而這種技藝能統一城邦。對話間的差異並不意味著核心觀點的改變。反而，不同對話有著不同的概念目的，它們一一檢驗著核心觀點的不同側面。普拉多向我們展示，柏拉圖是如何在一繫列對話中——既有《歐緒德謨》又有《理想國》——得出如下觀點：對善的知識既是一種特定類型的技藝，同時，它也能指導人們對其他功用的管理。《理想國》裡一個中心議題就是，這樣的知識既可以在個體靈魂，也可以在社會—政治層面發揮作用，它是唯一能為個體與城邦之功用帶來統一的力量。失去了這種知識的指導，所有政體與靈魂狀況都或多或少地變得支離破碎。
雖然《理想國》被公認為柏拉圖最核心的政治作品，但事實上它明確地取消了心理學（靈魂論）與政治學的界限，因此，如普拉多所強調，並沒有真正地定義一種政治的技藝。隻有在《政治家》中，他纔特別關心這種政治技藝，其特征是對善的客觀知識的聯合，以及一種整合城邦的能力（它通過教化而將城邦中的不同要素進行“編織”）。《政治家》同樣探究了諸如此類的重要的政治問題，比如政府於法律的關繫、直接行政治理與借助政體的形式治理之間的關繫。
《政治家》有時被看作是柏拉圖放棄實現哲人王理想，轉而安於一種由憲制法律來治理的“次優政體”的起點。普拉多爭辯說，這不是我們理解柏拉圖晚期對話的方式，柏拉圖依舊堅信，對善的知識應該控制政治的走向；但是在《理想國》以後的對話中，他開始探索這樣的觀點，即如此這般的知識既能夠在直接的政治指導中，也能在政體結構和成文法典中落實。比起將後期對話視作哲學上的妥協標志，普拉多反而認為它們是一次思想歷險，柏拉圖從不同的方向來推進這樣一種想法——政治構造奠基於知識。
在《蒂邁歐》—《克裡提阿》中，柏拉圖把對政治技藝與秩序的鑽研同自然宇宙的研究關聯起來。借助亞特蘭蒂斯神話，柏拉圖探究了政治生活的物理維度，並且從土地使用和物質文化的角度出發，來描繪基於理性的、統一的城邦與其對立面之間的對比。在《法義》，這部柏拉圖最後也是最長的作品中，他終於以最全面和繫統的方式得出了結論——政治技藝，或者說知識，能滲透和統一整個共同體生活。在此，政治技藝以結合體的形態呈現——它綜合了直接的行政、政體形式、法律的公共表達、教化還有習俗——並且，它也被看作是在完全物質的、社會的與文化的共同體生活中運作。
《法義》常被當作柏拉圖最無趣而缺乏哲學連貫性的作品。普拉多卻將其呈現為一部政治傑作，是他這一見解的頂峰——政治技藝提供了共同體的統一。
雖然普拉多此書與早先英語學界的許多研究形成對比，但他的觀點與近來一些學者還是很一致。一些英美學者也在質疑柏拉圖政治哲學（以及更普遍的柏拉圖整體思想）標準的發展圖景，這更增加了普拉多對柏拉圖政治思想進行有說服力的整體論處理的趣味。總之，就此書本身而言，是新穎而有啟發性的學術研究，但也是一部有價值的導論，它向我們展示了柏拉圖哲學永遠迷人的一面。

引 言

離開“一”去想“多”是不可能的。
——《巴門尼德》166b12

柏拉圖來自雅典最有權勢的家族之一，貴族出身替他在反對民主制的貴族團體中保留了一席之地。他卻對此棄之如履，就像他摒棄城邦中的任何一個利益集團一樣。他本人從不曾為了實現改良或為民主制尋找替代品，而去考察權力行使的條件和城邦法規的施行狀況。前387年，在向雅典人民開放的柏拉圖學園中，這項觀察和調查的工作無疑曾開展過——就學園培養它的學員們參與城邦事務而言，它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政治性目的。 但這種以改良為目的的對政體的檢驗，並不符合柏拉圖對話的研究方式（反而，我們可以在他的弟子，亞裡士多德的作品中找到這種形式的檢驗）。比起批判各個時期的統治者和政府的無能，比起批判公民法及公共審議制的形式，哲學所發展出的是一種前所未有的批判——批判的目的在於對城邦進行反思，並以從中得來的理論上的完美形式，代替一切已知的政治組織形式。
柏拉圖式設定之所以作為“政治哲學” 的基奠，是因為它是一種與政治相關的理論探索：政治需要反思，反思的對像不是任何現時的或以往的政權，而是公共生活的性質以及進行公共生活的方式。沒有建立在這種探索分析上的政治，都將是徒勞。如果人們不知道什麼是公共生活，對其根源、條件以及目的也一無所知，那麼城邦生活將隻剩下衝突和權力爭鬥；而政治也不過是一個為此目的服務的噱頭，它將淪為統治的手段。這正是柏拉圖對話在談及雅典和希臘世界時所非難的。出於思考，出於對城邦性質的定義，及對城邦真正利益的探索，柏拉圖的哲學批判不但對雅典以及其他城邦的存在形式提出了質疑。而且還質疑了一個僅以法律和語言為紐帶的城邦憑借什麼，得以讓柏拉圖的同胞們從屬於它，並成為一個共同體。柏拉圖稱，雅典的民主制甚至不如她寡頭制或者君主制的鄰居們更配稱為一個城邦。但所有這些政體都隻是建立在偶然的好的習俗，或者建立在尚且合乎情理的法律上的松散集合，並且它們隻能停留在這種腐朽的集合狀態，卻無力得償所有政體都共有的夙願：一種公共的生活。這裡所談的甚至不是幸福美好的公共生活，而僅僅指一種所有公民都結合在同一個城邦統一體中的生活模式。
衰竭這個詞特別用來定義生命體的頹敗過程——這正是柏拉圖的同時代人發現自身所處的狀態。柏拉圖簡潔有力地評價道：這些人糟糕地生活在一些被糟糕地建立又被糟糕地治理的“城邦”裡。並不像那些擁護寡頭政治的民主反對派所說的，這種錯誤絕不是歷史進程帶來的後果，責任不能被推卸給自波斯戰前5世紀初）以來，雅典道德的衰弱。對所有人類群體而言，真正的威脅是衝突和爭執；而雅典民主制正為此提供了觸目驚心的例子，她還將不斷重復那個古老謊言：每個公民都有能力做每件事，每個人都可以插手管理城邦。但民主制的自我宣傳和它變化多端的詭辯隻能產生和傳播假像，它無非是替亂黨、公民的爭執以及意見上的迷惑，分別披上城邦、真正的國家以及對真理的探索的外衣罷了。而柏拉圖的政治批判正致力於指出，一個人群的松散集合必然不是城邦，爭執並非公共生活的正常模式，意見也絕不是真理。因此，這種批判必然要澄清城邦的概念，澄清真理之知識的概念，並找到城邦團結的條件以及一種能夠避免爭鬥和腐敗的公共生活。我們可以辨認出，這正是《理想國》的綱領，這篇對話將關於真理的探索與關於完美政治的探尋相結合；這也是《政治家》、《克裡提阿》以及《法義》的綱領，稍後的研究會對此進行展開論述。總之，本書的首要目的在於強調柏拉圖研究的創新性，以及政治在其中的優先地位；其次，本書也力圖展現柏拉圖是如何一以貫之地來組織自己的理論。
柏拉圖的所有對話都對“政治應來源於思想”這一命題信心十足。我們可以從這個設定出發，去復原和理解柏拉圖政治學說中四個要點：

1.政治學說首先要擁有一個情境，或者說背景：雅典民主制度對於個人乃是一個墮落的環境（雅典的公民是不幸的，是患病的生靈，他要麼掌握著一點不夠充分的知識，要麼就全然無知）。這種背景激發了：
2.這樣的決定：使得人類族群的政制形式讓步於人類真正的利益，也即知識（有智慧的靈魂）。柏拉圖因此認為，對城邦的統治應該建立在對真理的知識之上。
3.這項決定受到以下的支持：古希臘的信仰認為知識的命運與公共生活的命運是相連的，不存在脫離了政治組織形式的思想，更不會有哪種好的政治會是脫離了真實的思想的。最後，預設、決定和信仰共同推演出了：
4.一個關於城邦性質以及“政治”這一術語之意義的結論:我們將發現，這並不是一個太受柏拉圖對話青睞的術語，它們時常故意將這項特別的活動含混為“王的技藝”、“政治技藝”或“政治科學”，對它的評價時而是“活躍的”，時而是“豐富的”，時而又是“理論性的”。當讀者想要探尋政治在柏拉圖那裡究竟占有怎樣的地位時，常常一無所獲。但它卻真實存在：存在一種政治（技藝），和其他所有技藝一樣，也是一種知識。唯一值得注意的問題是，這項技藝的對像以及這種知識的性質。政治的對像是城邦的統一；而與這對像相諧的知識正是哲學。

對話中所極力闡述的統一城邦，事實上存在且僅存在於柏拉圖的對話中：這種統一是一種反省，一種沉思，也是一種論辯（logos）。柏拉圖也隻會將建設管理城邦的任務交付予沉思。如同他在早期對話中所說，城邦政府不能是群居動物所產生的自然結果，不能是某種意見的流露和結果——哪怕這意見屬於多數人，也不能受某種特殊技巧的干擾（統治的專業技藝）。並且，恰與雅典的情況相反，城邦不是集市，不是軍隊也不是法庭：因此統治者不可像一個商人那樣行事（滿足各種利益），也不可像軍人那樣行事（無力教化麾下的人們），更不用說像律師那樣行事了（阿諛客人以及撒謊）。統治者隻應該帶著對城邦這一概念的反思，以思想的方式行事：他會是一名哲學家，因為隻有那些能夠將自己最好的部分（靈魂）奉獻給對公共生活沉思的人，那些時刻思及城邦真正團結的人，能被冠以哲學家的稱號。柏拉圖的對話總是賦予哲學家相同的職責（要對他進行專門的訓練以使其成為哲學家）：即，作為有知者，應擔當統治的職責。這項職責的目的便是賦予城邦以公共生活，具體說來，就是要使得公民們共同地生活，並協調他們的生活方式，使他們的知識和活動都和諧統一，並且互相兼容。因此亟待澄清的，是城邦的性質，以及為了賦予政治團體一種全新的生活模式，哲學應以何種方式對它進行認識。
聚焦城邦，使人們得以理解柏拉圖介入政治思想領域的獨特方式，並且得以將這些篇目串聯，從而釐清柏拉圖政治學說的幾個主要主題（他對最好的以及最理想的政治制度的描繪，他給公民劃分的“等級”，這些公民生活的方式，以及他們各自的知識和技藝，權力的性質和行使，各種機構和各項法律的地位）。我們將見證，城邦如何漸漸成為這項學說的主要對像——其變化最引人注目的對像。柏拉圖作品作為主題上相互融貫的整體，並沒太多我們想看見的戲劇性起伏，於是對話中的轉變，一群人在不同對話中的多次出現，新的探索路徑，或者新的研究對像，都會包含重大的意義。就如同“理念論”這個決定性問題，在早期對話中就已經有所提及，雖然比起《斐多》、《巴門尼德》、《蒂邁歐》這些更成熟的對話，早期對話隻把它當作一個疑難的、嘗試性的或未完成的問題；所以這個關於城邦的問題也是如此，它也是一個貫穿了柏拉圖所有著作的，不斷膨脹的疑慮的對像。
正如上文提到過的,本書旨在展現，直到“早期對話 ” 將城邦當作其主題，並對它進行批判性反思之前，柏拉圖的政治學說都尚未展開。正是柏拉圖自己，將“城邦”變成了哲學思辨之中心，跟智者和民主制空想主義者進行論戰的中心，以及批判現實中一切政體的中心。而柏拉圖的目的也一如既往：他之所以參與雅典的辯論，是為了以有知統治的政治藍圖，來對抗他同時代的精神與道德雙方面的腐朽，是為了揭露民主制無力轉變公共生活模式，也是為了將城邦定義為一種復合的生命體，人類在其中可以盡其所能地達致完善。因此他的城邦同時產生於一種思辨的探索上（我們必須去發現城邦的本質），一種歷史與意識形態的批判上（它是脆弱的，我們必須提防一切來自歷史的或來自同時代的腐蝕），以及一種規範性的探索上（我們必須依照確定的準則和目的來建立城邦，部署城邦以及管理城邦）。在本書中，我們將按照（假定的）對話寫作順序，來試著追隨上述的各種線索；並在此過程中，不斷強調，在最初柏拉圖僅通過對比（或說比喻）的方式，以及相對離題的方式來關注城邦。在《政治家》之前，對話對政治學說的探索都是間接的，並依賴於雙關的手法——即用來定義城邦的術語還要適用於城邦的喻體。比如《理想國》就同時提及到城邦和個人：政治話語在此時還是一種“心理學”。而《政治家》則涉及到了“組織”和城邦：在這裡，政治話語就變成了“技藝”。而在那之後，柏拉圖的學說將其首要且唯一的關懷——城邦的統一，與城邦生活以及政治話語結合了起來；而後又與宇宙論相結合，形成了一種“動物學”或者說“城邦起源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