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文學史中的辯證法
本導言的目的是為隨後各章提供一個寬廣的理論基矗我首先描述與時下闡釋“小說的興起”有關的最重要問題；我對某些理論家為闡明這些問題所做的學術貢獻進行評價；我將在最後部分提前概述嘗試提出解決方案時用的術語。這場討論的一個持續主題是下述觀點：文類理論不能與各文類歷史及歷史中各文類理解過程割裂。此觀點的另一個說法就是文類理論必須是文類的辯證法理論。盡管如此一來，辯證法是全書論證過程的重要方法，我想，讀者在閱讀隨後各章時會感到辯證法相對而言是一種潛意識存在。希望迅速進入本研究的歷史與批評核心的讀者將在導言第一部分與最後部分得到關於本研究理論目標的足夠指引。那些對更透徹闡述這些問題及其預計解決方案感興趣的讀者則也應該閱讀第一部分與最後部分之間的內容。
一
多年來，對英國小說起源所做的最成功闡述莫過於伊恩·瓦特（IanWatt）的研究。任何拓展此研究的努力，即解讀《小說的興起》（TheRiseoftheNovel）中未能解決的，或通過該書出色闡述而昭彰顯著的難題都將讓人首先想起瓦特學術成就所奠定的基礎。小說與眾不同的特點在於“形式現實主義”（formalrealism），“一整套在小說中如此尋常可見，而在其他文類中難以尋覓的敘事方法；這些手法可能被視為形式自身的典型……整體而言，小說文類的最小公分母就是形式現實主義”（32，34），所有這些構成該書的核心論點。瓦特巧妙且精準地指明小說的獨特“敘事方法”：對傳統情節、比喻修辭的舍棄及故事人物與背景、命名、時效、因果關繫、自然環境（13-30）的具體化。然而，瓦特在將這些形式特點隔離成這個新文類嚴格限定詞的同時，他論證它們與其他近代早期發展狀態存在密切、近似的關繫，並延展到文學形式領域之外。
瓦特在多個層面詳述該論點的“語境”維度。他即刻提出在形式現實主義的認識論前提與“哲學現實主義”，即笛卡爾（Descartes）、洛克（Locke）開創的現實主義近代傳統（11-12與第1章）的認識論前提之間存在一種近似。瓦特屬意論證小說的興起與18世紀早期英國社會語境轉型之間的聯繫，他並沒有直接如是說，但其觀點始終散見整本書中。在此時期，哲學、小說及社會經濟聯合起來對某類或另類“個人主義”的個人經驗予以確認，在社會領域中通過一繫列不可分割的現像得以昭示：資本主義的發展、經濟活動的專業化、世俗化的新教教義傳播、“工商業階層”日益占據主導地位以及閱讀民眾的增長（61）。瓦特將這些現像與“中產階級”（例如48，59，61）結合起來，借此鼓勵我們把他的觀點理解為對一個令人敬畏的主題的獨特且有說服力的處理：中產階級的興起與小說的興起之間存在著歷史的共時。
所有讀者明了瓦特此番論證的力度。自《小說的興起》發表以來的25年間，它的哪些觀點最站不住腳？盡管已有大量相關評論，但皆可概括在兩個相關標目之下。很多評論家已指出盡管笛福（Defoe）、理查遜（Richardson）、菲爾丁（Fielding）明確顛覆了傳奇（Romance）的理念與氣韻，然而他們汲取了諸多傳奇慣用的情景與常規。所有三位小說家涉及傳奇的普遍問題與靈性（spirituality）的特殊問題有關，在笛福那裡則與形式現實主義的世俗化前提同樣對立。瓦特審慎地闡述笛福加爾文派來世論的矛盾之處，但最終笛福出於自己觀點之故而將遮蔽、滲入魯濱孫·克魯索大多歷險（81）的靈性化存在處理為機械、僅為“編輯策略”的功能。然而，該時期本身繼續充斥著“傳奇”，對如此事實的評論並沒有與瓦特的論點構成極大矛盾，也沒有使他的論點更復雜。復闢時期及18世紀早期大量的虛構故事面世，按瓦特及大多數其他學者的標準，這些虛構故事必然與反個人主義者及將傳奇傳統理想化的過程相聯繫。最終就有這麼個推論問題：甚至可以通過那些界定我們何為“傳奇”的理念之古代與中世紀形式反映“形式現實主義”的某些主要特征，評論家們已有如是宣稱。
瓦特非常明白菲爾丁特別規避形式現實主義的明細標準的方式。他已有暗示，為《小說的興起》所設的原創、及更綜合的理論框架如何通過將形式現實主義視為非主導的形式標準而給菲爾丁更多的公允評價。然而，這讓我們陷於進退兩難之中，因為瓦特的論點在大多數情況下具有吸引力，他準確地將形式現實主義與“小說”聯繫在一起，並貌似合理地將小說的興起與構成形式現實主義清楚類比的語境發展聯繫。如果我們需要菲爾丁，我們必須通過使之容納“素及其暗示的反個人主義傾向的方式消解、弱化這個闡釋框架。如果我們需要這個闡釋框架，我們必須準備將菲爾丁大多數作品從小說興起過程中排除出去。換言之，瓦特不尋常的，具有說服力的論證有助於揭示的中心問題就是小說自身之中及與小說興起共時的傳奇持續存在的問題。然而，在此背後潛藏著更重要的問題，即“小說”與“傳奇”之間理論區分不充分。
就此而言，我的研究主題就是瓦特在界定小說形式特點時出現的訛誤。其論點的第二個主要特點事關論證的語境層面，即中產階級的興起，但仍然存在可疑之處。評論家們已經發問，18世紀早期中產階級占據主導地位的證據在哪？中產階級如何被同時代的人及在現實中與貴族、紳士這樣的傳統社會類別區分？特別是與新“個人主義”有明確關繫的文化態度、物質活動改變了近代早期英國貴族自身的時候。在這樣的語境下，中產階級的身份隻是出於自我否定的動因而被界定，而且他們願意同化為貴族，我們的確該如何解讀中產階級新貴這種熟悉類型？另一方面，我們該如何理解中產階級的個人主義為何源自13世紀而不是18世紀的英國這一未有定論的觀點？就所涉及的小說理論而言，最令人棘手的人物似乎還是菲爾丁。如果他的小說形式特征依托傳奇傳統、形式與內容，菲爾丁的自傳可能似乎意味著對貴族，更確切地說“沒落貴族”，而不是新興中產階級的社會視角的同情。瓦特已經多少承認小說這個新文學形式不僅顛覆了在18世紀早期仍為傳統的社會規範，而且還對此予以闡述。但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對中產階級與小說的看法就會有嚴重的偏差。當然這種偏差是相互的。就我們的目的而言，真正因此而起的失誤就是這麼一個極具誘惑力的關於小說興起的理論，它將兩種類別聯繫起來，沒有一個可以闡釋定義上的穩定性。
但傳奇與貴族持續存在的問題就像小說與中產階級先在的問題一樣，可能僅僅通過重新構建過程來使之更有規可循。因為它開始看似我們正在應對相同困難的兩種不同闡釋，所需要的就不隻是一個小說興起的理論，而且是無論“文學”或“社會”的類別如何在歷史中存在的理論：從目前已用來界定可能性領域的其他形式，即轉型形式層面來理解它們如何進行首次融合。文類理論為尋求如是理解提供了怎樣的指導？
二
近年來，最有影響力的學術貢獻當屬可被稱為“原型理論”的文類理論。原型理論由一些並不完全兼容的，有關神話與古代思想本質的現代思考組成。該術語自身就極密切地與把神話視為神聖範式或“原型”的模仿及重復結合起來。如米爾扦伊利亞德（MirceaEliade）所言，原型的再生使時間、時段及歷史懸置或廢止，因為“他重復了示範態度……發現本人已被帶入神啟揭示的神話時代。”通過周期性的時間廢止，原始人類使其此番經歷具有太初時的超驗、神聖價值，在重新演繹之舉中使之復現。古人因此從貶值的時效、歷史發展中“逃避”出來，“定居在永恆的當下之中”，與偉大的宇宙創世、人類起源的當下性共存。
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ClaudeLévi-Strauss）把結構人類學家的興趣，而不是比較宗教學學者的興趣帶入神話研究之中。但如果他的研究因此在很多方面與伊利亞德的研究有所不同，那麼他繼續對歷史可分性、神話原型，或“結構”（他更願用的術語）保持密切關注。在列維-斯特勞斯看來，結構與歷史的二分法大致近似形式與內容之分。“內容”以多種方式與“歷史”、“經驗主義多樣性”、“人口變化”聯繫在一起。古代與結構主義程序通過“忽略”、“歸類”或“簡化”內容的方式發揮作用，以此把形式主義，即結構主義內容有所不同但仍繼續存在的延續性隔離開來。結構主義神話分析程序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列維-斯特勞斯對俄狄浦斯（Oedipus）神話的解讀。結構主義方法不考慮該神話諸多闡釋中的可變內容，借此為創造這個神話的原始思想而揭示神話不變結構的真實意義。這個意義反映了結構主義程序，因為這需要從雲譎波詭的歷史變革中抽離出一個穩定形式關繫，通過展示經驗與信仰在結構主義類似方法中具有內在矛盾性而想像性地“戰勝”一個兩者之間已被感知的矛盾。
因此神話通過使自身脫離歷史，即提供某種“逃離”能力而被界定。但神話處於一種永恆的轉型狀態中，那些偏離自身起源古代條件的神話不再發揮這種確定功能，因此也就不再成為神話。在這一點上，原型主義思想無法逃離歷史，而與某個理論及文類歷史的必然性相遇。在列維-斯特勞斯的闡述中，文類的起源是一個退化的過程：“神話本質允許其內在組織原則潛在滲透”；“結構退化成連續性”。神話結構的最初退化不在於形式的“終止”，而在於其對外在侵略者的毫無抵抗地屈服，其問題是“插曲式神話”，一個通過插曲將短暫時期填滿的繫列敘事，或是從外在來源中將現在不受“任何內在邏輯”束縛的插曲同化。這個過程的遙遠終點就是小說的起源：
當機遇或某些其他必然性與曾經促使它們在現實真實秩序中產生的必然性相矛盾，並在它們身上保留或重新發現了神話輪廓時，往昔、生命、夢幻一路攜裹著錯位的意像與形式，這一切縈繞在作者的心頭。然而小說家在這些可以說是因歷史的溫暖而從冰山上脫落的浮冰中隨意沉福他把這些散落的浮冰收集起來，並在一路漂流中重新進行使用，同時大概意識到它們源自其他某個結構，當自己被一個不同於承載他們的浪頭席卷而去時，這些浮冰就越發珍貴。小說不僅因神話枯竭而生，而且也隻是不遺餘力的結構追求，總是滯後於一個最為密切關注某個已被遺忘的清新秘密的發展過程，未能從內或外將其重新發現。
對文類誕生所做的這番挽歌式描述直率地用標準術語把文學史構想成“歷史”演變與“文學”退化的協調。列維-斯特勞斯的語言在別處有更嚴謹的中立，他關注把文類的出現區分為兩種不同的文學敘事類型，即“傳奇-小說型”與“傳說-歷史型”。神話的“原範式”，他說，“退化或進化（如果你願意的話）到一個超越神話獨特特點，但仍可被辨別的階段。”這番如外交語言般含糊的話並不旨在否認這些具有決定性的轉型需要神話退化，甚至“死亡”的事實。它“最終自行衰竭，而不是完全消失。兩條道路仍然保持敞開，一個是虛構的詳述，另一個是旨在使歷史合法化的再現。”這兩條道路都遵循“用神話隱喻的對等詞”或“臨近關繫”來替代“字面表述”的一般規則。
換言之，神話的“衰竭”也可以被理解為出於不同目的而對其“原範式”展開的戰略重新部署。這個關注的改變很重要，因為它觸及某個文類轉變模式。這個模式使歷史關繫中的文學與神話並置，而不是把文學屈從於某個標準的神話模式，即某個原型主義觀點：文學形式因其對歷史的抗拒或“逃避”而被界定。如果“歷史”是“形式”所遭遇到的，使之退化成“文類”之物，那麼文學史不隻是從矛盾過程，而且是從術語中的矛盾涉及社會地位。在列維-斯特勞斯對神話如何轉變成文類這個重新闡述中，至少有這麼一處暗示，即不是歷史降臨形式，而是形式在歷史中產生。“文類”是一個主要類別，借此，我們認同形式自身無可逃避的歷史真實性。
列維-斯特勞斯的畢生研究隻是非常膚淺地涉及文類理論與各文類歷史。諾思洛普·弗萊（NorthropFrye）是關於原型主義思想成為使文學史為人所知的方式方面最有影響力的支持者。他針對“原型”與“歷史”之間基本區分所做的多個闡述表達了對這層關繫的二分法觀點，而他的觀點比至少在列維-斯特勞斯最新重述中出現的觀點更嚴謹。“想像”，弗萊說道，“是思想的構建力量，一種從各組成部分中構建整體的力量……想像自身所產生的就是被嚴格習俗化的慣例。”弗萊唯恐我們會認為他並不打算具體化，就像古代思想從歷史中“逃避”一樣，想像的確與其他經驗分離，他明確指出，自己的確認為：“想像在與其不同的世界抗爭過程中不得不使自己公式化的組成部分適應這個世界的需要，以得出被亞裡士多德稱為可能的不可能（probableimpossibility）的觀點。所用的重要技巧就是我所稱的移位（displacement），調整公式化結構以適應某個大致的可信語境。”
這種二分法的意義就是：處於自主孤立狀態，不受強力環境或語境整飭的人類思想決定了恆定的文學特點。這些被稱之為文學形式或結構原則的特點並沒有改變。當我們談及文學變革時，我們回應的是可變與外在“語境”將它們的偶然性記載為我們稱為“內容”的方式。內容是“世界”的相對偶然產物，經歷了無盡的變化，形式保留本質，未曾變化：
我是出於多種原因而稱其為移位，但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對可信之物的忠實是隻可影響內容的文學特點之一……文學形式的需要與看似合理的內容總是彼此相鬥……文學形態不能來自生活，它隻是源自文學傳統，因此最終源自神話。
在神話中，我們看到文學的結構原則被孤立了；在現實主義中，我們看到同樣的（而不是類似的）結構原則與看似合理的語境相契合。
在每一個（虛構）模式中，（詩人）將神話形式的相同類型強加在內容之上，但對此做了不同的改編。
關於神祇的神話融入英雄傳說之中；英雄傳說融入悲劇、喜劇情節之中；悲劇、喜劇情節或多或少地融入現實主義小說情節之中。但這些是社會語境的變化，而不是文學形式的變化，故事講述的構建原則始終貫穿其中，盡管它們當然也隨之進行調整。
文學形式與看似合理的內容，文學形式與社會語境，如上述引用段落提及的那樣，說弗萊的“文學”概念既包括“形式”（盡管它們可能有所不同），又包括“內容-語境”，或單獨由形式組成與否並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在這兩個說法中，這兩個術語之間的關繫明顯就是決然的二分法關繫。同樣地，弗萊顯然不隻是讓自己關注靜態的文學結構，而且也關注文學史。然而，奇怪的是，我們甚至僅通過關注文學非常不重要之處便能使文學變革概念化。一旦我們回到“文學自身”，即形式，文學史與列維-斯特勞斯分析中的俄狄浦斯神話不同闡釋單一不變結構的“歷史”一樣皆有可能。這種自相矛盾並不能阻止弗萊將歷史分為“西方文學的五個時期”，每一個時期都由其中一個偉大的文學“模式”所主導，他也能觀察到“歐洲小說在過去1500年間已經穩步將重力核心沿名單推進。”“在閱讀歷史的演繹時，”他說，“我們可以把我們浪漫的、精確與大致模仿的模式想像成一個被移位的神話或情節-範式，它們朝近似的對立面一路推進，隨後頗具諷刺地又開始回到原處。”（35，34，45）
但此處在運行的是什麼？從語法上來講是“歐洲小說模式”，但這也暗示著它們更多的是處於一個靜態神話結構“繫列”之中，而不是一個轉型過程之中。不同模式之間的差異產生了動態幻覺，這也是原始神話模式移位程度的不同。我們可以把它們依次排成行，並可以說某個現在已經“成為”了另一個，但我們不能看到它們經歷的這個過程。這個方案中的唯一要素具備足夠穩定到可以讓我們談及其經歷變化的完整性，並且是如此穩定，以至於完全排除變化的文學形式或神話結構本質。另一方面，促使神話得以移位的要素是並不明確的隨機內容，其真正本質由必須禁止所有此過程假設的中斷來界定。簡言之，弗萊的文學模式並不在歷史中真實存在，反而是由嚴格的自主要素組成。這些要素要麼彼此替代，要麼永遠保持距離，要麼與其變化保持距離，要麼以某種方式與之無從區分。因此弗萊的模式周期化（modalperiodization）遠非催生文學史理論，而是把歷史凍結成一個靜止的“文學結構”。任何文學史都必須把自己的研究對像從身份與差異的層面進行思考，以此對必然觀念妥善評價，即此處存在足夠完整到仍然如此清晰可辨，然而又在變遷中能夠足夠多變的事物。但是，除非人們把這兩個條件視為彼此構建，是同一主體不可分割，盡管清晰可變的特點，那麼它們會將自身分解為對立的極端，一個與“文學”相聯繫，另一個與“歷史”有關繫，文學史自身的進程在這兩者之間消失。
弗萊對形式與內容之間無條件可分性的確信使其將所有文學結構原則與其在古代神話中發現的孤立的，“定位”的“文學原型”等同起來。但在其他模式中，原型結構的日漸移位並沒有顛覆他所說的前提，即形式與內容可以分開，因為文學評論家的力量就是與這些已移位的模式“保持距離”（如列維-斯特勞斯對附帶現像事件與俄狄浦斯故事不同闡釋細節保持距離那樣），以此理解將所有文學與神話原型相等同的“組織設計”。然而，“傳奇”，而不是“神話”的確是弗萊原型理論的重要術語，因為他明確把它的含義擴展，不僅把傳奇“模式”而且也把受“神話”與“自然主義”（140，136-137）兩個極端所限，或多或少已移位的文學整體範圍納入其中。因此，狹義來說，18世紀小說“是傳奇的現實主義移位，幾乎沒有自己獨有的結構特點。”但從更廣泛的意義來說，傳奇表現了一種基本“傾向……朝著人性的方向使神話移位，然而與‘現實主義’相對比的是朝著一個理想化的方向使內容習俗化。”（137）
弗萊借助比喻措辭的等級闡釋了這種傾向。他在從神話公式采用的兩個“途徑”（神話自身曾得以全面探究）回憶列維-斯特勞斯時，這個等級也透露了如是闡述中顯然缺失的規範責任：“移位的核心原則就是，某個神話中可被隱喻化等同之物隻能通過某種明喻形式與傳奇連接起來……在神話中，我們可以有太陽神或樹神；在傳奇中，我們可擁有一個與太陽或樹有著重要聯繫的人物。在更現實的模式中，這種聯繫的重要性降低了，更多的是作為一個偶然，甚至是巧合的意像事宜”（137）。較之於列維-斯特勞斯更明顯的，具有評斷意思的“退化”，弗萊更喜歡“移位”這個世俗化術語。但顯然在此引用段落中，其內在意義的確沒有多少規範性質，因為神話及其原型在此處被理解為文學本質與意義的核心“領域”。因此，原型人物的直接認同與對其他模式而言更普通的，相對間接聯繫之間的不同不僅是自身的語域，即寓意的不同修辭轉義之間的技術區別，而且也是與意義自身場域的不平等臨近。
當然，這個術語的規範共振（normativeresonance）是其在弗洛伊德理論發展中不可或缺因素，弗萊的運用也是暗中取決於此。對弗洛伊德來說，移位“隻是夢的造作（dream-work）中的重要部分……移位的後果就是夢的內容不再類似夢的思考的核心，夢隻是扭曲了存在於無意識之中的夢的意願。”同樣地，對弗萊而言，移位是文學史的重要部分，其功能就是通過把“看似合理的內容”的事件與細節疊加在純粹想像或思想之上的方式扭曲文學原型本質。我必須強調的是，此類歷史變革觀點的核心問題並不是它具有明確的傾向。規範偏見（normativebias）隻是構成重要問題的外在符號：歷史進程自身已從關於文類如何成型的分析中清除。因為如果我們的變革模型是一種扭曲，那麼“新”文學形式隻是由一個舊的層級組成，現被附帶現像增添的多個層級所遮蔽。我們此處所見證的不是形式的轉型，而是其僵化的保持。
問題也沒有隨著偏見的倒轉而消失，盡管這個嘗試可能具有指導意義。“移位”這個術語扭轉了文學歷史進程退化傾向，當我們考慮其他弗萊可能已從弗洛伊德那裡借來的，具有同等看似合理的重要隱喻（例如“自由聯想”）時，這個必然傾向極為明顯。如果文學史不是被構想為夢的造作，而是夢的解析；不是作為曲解，而是作為啟蒙，那麼文學演變的隨後階段就變成一個從曲解的黑暗朝向語義光明的演變。古代思想不再是“已被遺忘的清新”的規範性純樸領域及集體無意識，而是成為一個比喻認同的混淆雜糅，其目的就是通過將真實人類關繫“移位”至想像的寓意方式使意識神秘化。文學史的進程相應地成為一個“定位”（emplacement），而不是移位的過程，成為對真實意義獨有場域及人類經驗細致與物化現實的想像形式的漸進特化（progressivespecification）。從這個角度來說，原型主義闡釋目的就是與這個特定移位保持距離，以此縮小它與被遮蔽意義場域之間的距離。這事實上等於將想像意義的比喻強加在真實意義之上。這種非神秘化有用且令人振奮。作為歷史進程的某種模型，它比原型主義模型更有前景，因為它似乎更加準備好鼓勵一種作為“形式”與“內容”真實互相滲透的文學變革觀點。它仍然太過容易，以至於反而不能把這些類別看作機械的，但主要是自主的功能，現在不是發揮曲解作用，而是通過他者的活動來揭示自身。
作為特化過程（processofspecification）或定位的文學史理念可在臨時運用中發揮作用，在隨後各章中，我將時不時地加以運用。在使用時稍有不慎就會使它遇上有時候是與埃裡希·奧爾巴赫（ErichAuerbach）的《模仿論》（Mimesis）（1946）相對立的某類批評，或是某類對“現代主義”模式的“進化”偏見，或是在《小說的興起》中有所針對的某種隱秘“堅持”與“先在”的反對類型。並不是從聲言小說優於早期文學形式的意義層面指出瓦特的研究具有進化性質。但正當原型主義理論傾向於過於強調延續與身份時，它的替代方式因此傾向於誇大相異性與不同。的確，每一個方法在對方鏡影之中發現自己的片面性。奧爾巴赫與瓦特奮而反對作為對立觀點表述者的列維-斯特勞斯與弗萊。這種對峙暗示著文類的“完整”理論可能看似為何。至少在米哈伊爾·巴赫金（MikhailBakhtin）研究中容納了如此理論的應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