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走近西方教育
這是一本談西方教育的書，確切地說是我出訪西方國家的學校，且行且思，聯繫中國教育所記錄的文字。編輯囑我寫一篇序言，於是，關於西方人，關於西方文化，關於西方教育，關於學習西方教育……許多東西陸陸續續跳到我的眼前。
我是“文化大革命”期間進入小學讀書的，對西方人形像的認識最早是從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畫像中獲得的，這四位偉人的畫像常常和偉大領袖毛澤東主席的畫像並列在一起，那個時候隻知道他們是革命領袖，其形像特征與我們族類差異很大，而且這四位偉人除了列寧之外都是大胡子，稜角是分明的，眼神是深邃的，表情是嚴肅的，整體看來有一種居高臨下的神聖威嚴。兒時的記憶對青年時期也會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記得二十多歲初任教師的我，曾經有意無意地蓄胡子，不知是想因此增加教師的威嚴，還是想學習領袖的氣質，總之是經常性地、間斷性地蓄著胡子，持續時間長達十年。印像很深的是，1993年，承蒙《中學語文教學參考》雜志主編的厚愛，我被列為該刊的封面人物，要發照片給他們。第一次寄過去的照片編輯不滿意，第二次寄去的照片還是不滿意，第三次仍然不滿意，最後編輯嚴肅地電話告知我：“一定要把胡子刮了！”現在想想人家在理，封面人物一般都是宣傳特級教師的，我當時隻是一級教師，人家破格宣傳，就是要突出優秀青年教師，怎麼能把自己扮成中老年人呢！
除了來自畫像的了解，還有電影。那個時候我們看的外國電影，基本上就是《列寧在十月》《列寧在一九一八》之類，革命是主旋律，主要角色都在其中顯示出超乎尋常的能量，堅定的革命意志，超凡的政治、軍事智慧，發表演說指揮民眾時洋溢的激情，這些都給兒時的我留下了很深的印像。對列寧的崇拜一直延續下來，後來，當書店裡出售列寧妻子克魯普斯卡婭的教育著作時，我毫不猶豫就買了，這完全是由對列寧的敬仰所致。
親眼見到活生生的西方人，是在1970年前後。那個時候我在廈門，廈門島和鼓浪嶼之間的鷺江海峽停泊著外國人的貨船，外國船員們下船後，立刻引起了廈門市民極大的好奇。市民們像看待珍稀動物一般，爭先恐後地圍觀，裡三層外三層，把外國船員團團圍住，中山路上幾乎是水洩不通。今天人們可能想像不出，在廈門這個被荷蘭人占據了許久的城市，這個自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後就開埠的城市，怎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實在是因為封閉了太久的緣故，許多人沒有見過西方人，像我這樣的，以及許多比我年長的人都沒有見過。據說，就因為出現群體圍觀，廈門市的領導還被中央批評了。事件嚴重程度，應該不亞於今天的群體上訪事件。
改革開放以後，一切回歸正常，西方人在我們眼中既不神聖，也不怪異，都是人，隻是種族不同而已。但是在許多問題上，我們還是仰視他們，而不是平視。
打開國門之後，人們發現以解放全人類自居的中國，其實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與歐美國家相比相差太遠，學習西方，“拿來主義”，幾乎在任何一個領域都是這樣。出國成了一種潮流，有的人出國留學，有的人出國定居，有的人出國經商，有的人出國訪問。新世紀以來，出國開始延伸到教育繫統，我有幸多次出國訪學。
2000年，我作為上海市建平中學常務副校長，被浦東新區社會發展局選派到澳大利亞麥誇裡大學進修學習，和我一同前往的共有十位校長。這是我第一次走出國門，雖然是到被稱為“西方農村”的澳大利亞，但也足以令我震撼。那裡的藍天白雲，那裡的人與自然，那裡的學校教育、社區教育，那裡的校長、教師，那裡的學生、家長，那裡的教堂婚禮，那裡的碧海帆船，那裡的考拉、袋鼠，那裡的水果、花草，都實實在在地打動了我。我睜大眼睛熱情地搜尋當地的一切；我開動大腦，一方面比較它和國內的不同，一方面思考著現像背後的原因；我把每一天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想記錄下來，與朋友們分享。澳洲之行開啟了我的出國訪學、閱讀他者之旅。
2002年，建平中學被上海市教育委員會、上海市環境保護局命名為綠色學校，作為分管校長，我參加了上海市環保局組織的赴歐洲考察環保教育的團隊。這次德國之行讓我看到了發達國家在環境保護方面的作為。在飛機上我們就看到被大片森林覆蓋的德國，所到學校廢物利用，用老房子拆下的舊磚蓋新房，物理老師帶領學生開發太陽能、用沼氣發電，等等。這些無不衝擊著我們的眼球和內心。
2006年1月，我被浦東新區社會發展局派到倫敦大學教育學院培訓。一方面，我聽取了倫敦大學教育學院教授的理論授課，接受了英國皇家督學、英國資深校長關於學校辦學的實踐經驗分享；另一方面，我幾乎走遍了倫敦主要的文化場所，充分感受了英國的文化氛圍，那種皇家文化，那種博物館文化，那種滲透在每個角落的讀書文化，令我感慨萬分。正如英國前首相丘吉爾所說：“我寧願失去一個印度，也不肯失去一個莎士比亞。”在成為大國的過程中，思想家、戲劇家莎士比亞的作品提升了英國的人文精神，科學家牛頓的力學定律開啟了英國工業革命的大門，經濟學家亞當?斯密的《國富論》為英國提供了新的經濟秩序。英國人珍惜這種文化。
2007年4月，我第一次到美國，參觀了和建平中學結對的紐約威郡的幾個學校。2008年，我受上海市教委派遣到美國加州參加“影子校長”培訓，在蒙特瑞、洛杉磯參觀考察了許多學校，近距離了解了美國公立學校、私立學校的共同屬性和個性特征，以及他們的教育理念、課程設置和教師教學。這兩次訪問，讓我見識了美國學校，也見識了美國作為世界頭號強國所呈現出的文化樣貌。
2009年5月，我赴美參加女兒碩士研究生畢業典禮，順便參觀了塔夫茨大學、西點軍校、耶魯大學。雖然是走馬觀花，但還是看出了一點美國的大學精神所在。在西點軍校，我聽到了西點軍校前校長戴夫?帕爾默將軍說過的一句話：“隨便給我找個人，隻要不是精神分裂癥，我就可以把他培養成一流、優秀的領導者。”這是被西點軍校所有教官奉為真理的一句話，也是被西點軍校領導力大師伊德?魯傑羅奉若神明的一句話。西點軍校能夠讓這些未來的領導者最終獲取成功的一個秘訣是——允許失敗。進入西點軍校的學生雖然都是經過嚴格挑選的優秀學生，但在學校教育中毫無例外地要經受各種考驗、各種鍛煉、各種失敗。漫步耶魯大學，許多保存完好的漂亮、古老的建築，向人昭示著自己厚重的歷史積澱，吸引人們細細品味它如陳年老窖一樣的味道。
2010年8月，我考察芬蘭的一所中學，學校的一位哲學教師告訴我們：在PISA（ProgrammeforInternationalStudent
Assessment）考試中，芬蘭連續三次在閱讀、數學、科學三個方面都獲得世界第一，很多國家的教育同行都來考察他們的教育，都想了解他們為什麼考第一。他分析了幾個原因，最主要的是“少就是多”的辯證法：一是芬蘭政府教育投入少，但收效大；二是學生在學習時間上投入少，但考試結果好。他認為芬蘭講究教育公平、均衡，注重學生的內在動機，不搞外在的獎勵，學生真正出自興趣愛好而學習，而不是迫於家長、教師的壓力，因此收效大。這一多與少的教育哲學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思考。
在學習他人的過程之中，我們也和歐美國家的校長進行交流，我曾經多次十分自豪地介紹自己學校的辦學經驗。
2005年4月，在上海中學召開的國際名校長論壇上，聽了許多專家、校長反思我們國家的教育問題，過分貶抑自己，貶抑自己的校長、自己的老師之後，我心裡很不是滋味。輪到我發言，我毫不謙虛地高調介紹建平中學的辦學成績，引起了與會中外校長強烈的興趣。這一次現場為我做翻譯的恰恰是我的女兒。
2006年4月，我應邀參加歐盟教育基金會在英國倫敦舉辦的校長論壇。在倫敦南部的德威士學院（Dulwich
College），我向中英雙方的校長報告了建平中學實施課程改革的經驗和學校文化建設的經驗，贏得一致好評，很多校長興趣十足地向我提問，我一一予以解答。伊頓公學校長托尼?裡特對我的發言非常欣賞和肯定。
2008年10月，我出席“2008年亞太國際教育會議”（Asia-PacificConferenceonInternational
Education），在會上作了題為“建平學校課程構建”的報告，一位美國教授在我發言之後提了一個問題：“假設20年之後我們的社會出現了災難性的危機，比如環境嚴重惡化、金融嚴重危機，面對這樣的問題，你如何思考你的學校教育？你的教育將如何改變？”我當時不假思索地回答：“教育就是要面向未來的，我們今天的教育就是為未來的社會服務的，剛纔我提到了‘領袖氣質’的培養目標，其重要的指向就是培養學生面對社會勇於擔當的責任情懷，心繫天下蒼生。我們的學生課題有研究身邊的河流——荻柴浜水環境問題，我們還組織學生到長江的源頭去考察，這就是一種基於未來的責任意識；我們組織學生到重慶奉節建平希望小學去義務支教，讓我們的孩子了解什麼叫中國，明確自身的責任。”當時主持會議的上海市教育委員會基礎教育處的處長也提了一個問題：“我的女兒沒有做一個偉人的宏大理想，我覺得也未嘗不可，像她這樣的學生在建平中學是找不到自己位置的吧？”我也是即興回答：“我剛纔提到建平中學的培養目標‘領袖氣質’，起碼包括三層含義：自我犧牲、責任意識、組織協調管理能力。大家知道，當下和未來社會需要團隊精神，而團隊精神的營造需要有一個核心人物，他把團隊成員團結起來，圍繞一個目標去奮鬥，這個人物就是領袖，領袖不是天生的，我們必須培養。在建平中學，我們尊重所有學生的合理意願，你的孩子在建平中學也能夠找到自己的位置。我們尊重每個孩子的夢想，我們尊重每個孩子的興趣愛好，尊重每個孩子設想的未來生活、人生規劃，但這並不排除我們對學生提出更高的要求。這就是教育的辯證法。”場內即刻響起熱烈的掌聲。
2013年10月，我應邀參加了在美國耶魯大學舉辦的“2013年世界名中學聯盟年度大會”（WLSAAnnualConference
2013），會議主題是“發展21世紀學生：分享東西方最佳實踐經驗”。會議由聯盟主席、伊頓公學校長托尼?裡特主持，我作了題為“創建有文化含量的智慧課堂”的發言，之後托尼?裡特校長專門請了一個翻譯對我說：“你的發言很精彩，幾個案例及其分析很有啟發性。”現場的同聲傳譯跑到我的面前說：“你的發言太精彩了，我越譯越有勁。”還有一位與會者對我說：“聽了你的發言之後非常振奮，你一下子就把我抓住了。”
我認為國際化的重要特征就是可理解性、可交流性、可對話性，就是與其他國家的人能夠正常交流、對話，國際化不是所謂的“取長補短”後的千篇一律，不是失去個性的一體化，而是在保持個性的前提下發展國際間的相互理解、相互交流和對話，以實現各自充分發化。就像生物種類的多樣纔能贏得生物的健康發展，文化種類的多樣纔能贏得文化的健康發展。
多次的出國訪學，多次的中外交流，使我對西方教育有了一定的認識。歸納起來大概有以下幾點：
第一，西方教育是自由教育，是不均衡教育。西方教育重視自由，鼓勵選擇，突出個性化發展，但同時也存在擴大學生差異、學生隨心所欲、教師聽其自然的現像。西方教育十分重視學生的自主性，充分尊重學生的個性需求，在學校的課程設置上為學生創造選擇的空間，開設多種類型、多種內容、多種樣式、多種層次的課程，出發點無疑是好的，以學生為本，體現對學生個性的尊重，為學生提供差異化的服務，對那些熱愛學習、自覺主動、智商很高的學生而言，無疑會有積極的促進作用。這部分學生因對學習本身很感興趣，眼光是向內的，目標是明確的，學習是自控的，完全實現自主學習，發展下去成為創新人纔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對那些對學習本無興趣，缺乏來自家庭、社會的必要外在壓力的學生，學校的分類教學、分層教學，說得好聽是尊重學生，其實是降低要求，遷就學生，讓學生隨心所欲，這樣做的結果就是學習標準一降再降，學生的基本能力、素質一低再低。順其自然的結果必然是這樣：學生行則行矣，不行則不行矣；最後的結果是行則很行，不行的很不行。因為不行的太多，所以美國提出“不讓一個孩子掉隊”。中國的教育大多是統一強迫型的，行則要行，不行的也要行。結果行的則不是很行，因為耗費了許多無用功；不行的有些可行，但總體仍然不行。
新加坡教育部在給校長的委任狀上稱：“你的手中是許許多多正在成長中的生命，每一個都如此不同，每一個都如此重要，全都對未來充滿著憧憬和夢想。他們依賴你的指引、塑造及培育，纔能成為最好的人和有用的公民。”作為校長，想必知道這樣的道理，但到底如何來實現這種指引，就是一個問題。不能說西方的學校沒有對學生進行指導，比如教師對學生學習規劃的指導是有所體現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這種指導是一般意義上的指導。一個學校設置兩三個或三五個這樣的專職指導教師，說起來好聽，是專業指導，但其實最大的問題是無法深入了解整個學校所有學生的實際情況，指導更多地停留在泛泛而談的層面，無法有效地實現完全個性化的指導。學生的學習需求度最終決定了學習的實際水平，也就是說學生基本停留在其原有層面上。說句極端的話，美國前總統小布什提出的“不讓一個孩子掉隊”完全是政治口號，是糊弄選民、騙取選票的政客行為。在西方，教育均衡幾乎是天方夜譚。
這樣分析並無褒貶之意，隻是出於客觀理性。亨廷頓說：“批評者們說美國是一個謊言，因為它的現實與它的理想相差如此懸殊。他們錯了，美國不是一個謊言，而是一個失望。但之所以是一個失望，正因為它同時是一個希望。”實事求是地說，西方教育的這種做法有其合理因素，人本身千差萬別，為什麼要所有的人都一樣地熱愛學習？為什麼要所有的學生都學習一樣的課程？每個人的個性差異是明顯的，每個人的學習基礎不同是明顯的，每個人的興趣愛好不同也是明顯的。既然承認差異，就要尊重差異，並提供差異化的教育服務。這樣做是否會於社會不利？其實也無關大礙，原因在於社會需要各種類型的人、各種層次的人：既需要高層次的創新人纔，也需要普通勞動者；既需要領袖人纔，也需要一般員工。刻意追求均衡，一方面不可能達到，另一方面也必然帶來某種人纔相對過剩，或某種勞動人員相對不足的現像，今天的中國已經出現了這種狀況，大學生就業難，博士畢業去賣肉，正好說明了這個道理。
第二，西方教育是開放教育，是生活教育。西方教育由於其自身的文化自信，表現在課程內容上是非常開放的。哈佛大學通過了課程改革計劃，新課程表中包括“世界中的美國”“各國社會”“理性與信仰”“生命科學”“自然科學”等課程，與現有的核心課程相比，新課程給學生們提供了更廣泛的知識領域，並協助學生把目光放得更廣更遠，使他們加深對外部世界的認識，而不是把目光集中在主修學科上。這次變革，源自一個設問：在21世紀，怎樣纔算是一個受過教育的人？這種開放的眼光直接引領著美國的教育。美國的中小學課程教材種類很多，教師在教學過程中自己編寫的教材就更多，基本上是各校自行其是，教師自行其是，沒有中國那種一統化的教材，沒有那種必考的“聖經式”的教材，這樣一來，教學內容的開放性可想而知，教學資源的開放性可想而知。我在美國看到，許多老師上課根本不用什麼教材，更看不到像我們國內那種統一的練習冊，老師用的最多的就是自己制作的教學課件，就是一排排放在教室裡的書籍，就是相關的實物。我曾親眼見到生物老師養了大蟒蛇在學校，養了巨大的蜥蜴在教室裡。西方的教育很重視博物館的教育作用，重視大自然的教育作用。我所到訪的英國、法國、美國、澳洲的學校，許多老師都愛把學生帶到博物館去學習，帶到自然中去學習，充分利用社會資源、自然資源進行教育教學。當然，這樣開放也必然會帶來新的問題，很有可能讓一些教師過於自行其是，導致教學任務根本沒有完成，課程標準的基本教學要求沒有實現。教師隨心所欲地進行教學，基本上沒有人去干涉，沒有人管，知識點沒有逐個落實，能力點（或者解題點）沒有逐個訓練，導致學生似懂非懂，因此PISA考試美國人考分不高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了。但是站在更高層面去看，這也沒有什麼不好。知識點固然重要，考試分數固然重要，但打開孩子的視野更加重要，讓孩子了解自然、理解社會更加重要，讓我們的學生對自然和社會保持適度的敏感力更加重要。
西方國家非常重視學生的實際生活能力的培養，希拉裡說：“給孩子的最好工具是一把鐵鍬。”說的就是這個意思。我所到的高中幾乎都有電工、木工、鉗工、修理工之類的課程設置，一個學生高中畢業之後，除了基本的文化知識學習，自食其力的生活能力也遠遠高出中國學生，自己的事情自己干。家電維修、汽車維修、家庭木工、烹飪技術這些事，在中國，除了職業高中的學生之外，絕大多數學生都不會做。相反，美國學校沒有職高、普高之分，幾乎所有的學生都會幾樣基本生活技能，今後的生活質量也會因此提高許多。按照中國人的思維習慣，要集中精力辦好一件大事，家長們幾乎把孩子的生活全部包辦了，學生隻有讀書考試一件事可做。事實上，有不少學生既沒有提高多少分數，又沒有學會做人做事的基本技能。一個歐洲人說：“清朝中國在微不足道的小事情上偉大，在舉足輕重的大事上渺小。”今天中國的教育是不是也在重蹈清朝人的覆轍？今日教育到底是育分還是育人？是人本主義還是分本主義？
第三，西方教育是底線教育，是守底德育。和我們中國的教育相比，西方的教育真的定位很低，他們更多的是上不封頂，下有底線。知識學習的要求，沒有高限，大學先修可以，學習碩士課程也未嘗不可，但底線的確很低，一個高中畢業生，隻要具備相當於國內的初二數學知識水平就可以了。
至於德育，也是如此。走進許多公立學校的校園，經常可以看到荷槍實彈的警察在校園裡轉悠，這是專門用來對付有暴力傾向的學生。學生不能吸毒，不能有暴力傾向，絕對不允許違法，這是德育底線。至於未婚先孕帶著小孩來上學，學校不會鼓勵，但也是允許的，並且為其提供相應的條件，比如給哺乳期的媽媽學生提供喂奶的方便。他們沒有非常高調的德育目標，沒有培養接班人的宏大願望，他們有的是非常具體的甚至有些瑣碎的德育內容，比如遇到歹徒強暴應該如何從容應對。當歹徒把你雙手控制住帶進電梯，你可以用腳把所有的樓層刷亮，讓歹徒無下手的時間機會。英國學校有這樣的小學生守則：“背心、褲衩覆蓋的地方不許別人摸。生命第一，財產第二。小秘密要告訴媽媽。不喝陌生人的飲料，不喫陌生人的糖果。不與陌生人說話。遇到危險可以打破玻璃、破壞家具。遇到危險可以自己先跑。不保守壞人的秘密。壞人可以騙。”這些“德育”看似瑣碎，但卻非常實用，守住底線是學校教育的基本任務。而我們的德育更多的是“高大上”的宏偉目標，例如：“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熱愛中國共產黨。遵守法律法規，增強法律意識。遵守校規校紀，遵守社會公德。”這樣的學生守則，定位是高的，但一不小心就會流於空洞、務虛，最終說了跟沒說一樣，無法真正轉化成學生的實際行為。
對學校教師的要求也是這樣。我到訪過西方國家的許多學校，從來沒有聽他們說過一次“教育家辦學”，從來沒有聽說過他們的政府官員要把校長培養成教育家，從來沒有聽說過他們的校長要把教師培養成教育家型的教師，而聽到的是每個教師每周的工作量是上滿23、24節課，或25、26節課，聽到的是教師隻要不違法、不性侵學生、不體罰學生，學校就不能把教師除名。他們更多的是守住底線。不能說他們不夠高尚，他們也不是不希望教師個個都成為“雷夫”式的教師，否則美國人就不會年年評選美國年度教師，而且一年隻評一個。關鍵是他們懂得優秀教師不是學校培養得出來的，傑出的校長不是政府培養得出來的，成為優秀的教師、傑出的校長更多的是依靠來自他們內心的強烈動力、對教育的無比熱愛，以及傾盡一生的精力去做好教育工作的信念。
不能說我們的出發點不好，我們的願望就是讓每個教師、每個校長都成為教育家，各級政府傾盡人力物力財力去追求，不能說沒有作用，但是我們看到的結果是不但沒有造就教育家，反而造就了許多隻會呼喊口號、不去深入實踐的口頭教育家，或者就是偽教育家。上有所好，下必效之，現在有許多校長的教育生態就是喫飯、喝酒、搞關繫、呼喊口號（最近一年喫飯喝酒的少了，隱蔽了，但喊口號依然非常普遍），升學率由副校長具體落實。所謂“一手抓分數，一口說套話”，就足以對付上級。美好的願望如果脫離現實，就會一事無成，甚至會演化成“怪胎”。我們更應該關注的是學校教育的基本功能：學校教育到底能夠做什麼，能夠做好什麼；什麼是學校教育的基本底線，如何努力守住它。同時，鼓勵和促進有能力的校長、教師進一步發展。
第四，西方的教師培訓主要是職前培訓，職後培訓主要是自學。走進西方許多國家的學校，大都是擁有碩士學位的人當教師，職前這一關把得好，稱職的纔能到學校當教師。一旦進入教師隊伍之後，他們的培訓遠遠達不到我們的時間量。西方教師職後培訓的時間少之又少，每個學年一般不會超過3～5天，客觀原因是他們的教師都承擔滿負荷的教學工作，每周高達25、26節課時，沒有時間接受培訓，基本上隻能各自獨立教學，教研活動幾乎沒有可能，像我們這樣的理論培訓，或者是聽課、評課基本無法進行，因此職後的教師培訓更多的是教師個體行為，是獨立的反思。這種方式當然會帶來教師成長的相關問題，但是至少有減少投入的作用，與中國的學校相比，人員的投入、資本的投入、時間的投入都大幅度地降低，他們是把有限的教育經費用在必要的教師收入上。
不能說我們培訓教師、培訓校長的初衷不好，但是我們培訓的方式值得商榷。我們更多的是把培訓校長、培訓教師的任務交給了大學，交給了大學教授，大學教授擅長的就是理論，因此給未來教育家型的校長、教師做培訓，往往就是理論充電，就是課題研究。我們發現，美國校長沒有什麼理論，倒是中國校長喜歡講理論。現在很多人都在談論中小學的實踐如何上升到理論，有一種理論情結，這是中小學教師、校長不自信的一種表現。面對理論家，我們總是覺得自己缺乏理論素養，沒有學術性，因此希望將自己的經驗上升到理論，希望自己有所提升，有這個必要嗎？可能嗎？理論家有理論家的優勢專長，校長、教師有自身的實踐優勢，他們各自都有不可替代性，而且教育教學本身就是實踐性很強的工作，實踐者可以而且應該學習理論，但是沒有必要非得把自己的經驗上升到理論，沒有必要非得運用理論表達，同時這也是不可能的，因為經驗表達、實踐敘述纔是實踐者的本位表達。理論者與實踐者應該各就各位，到位而不越位，理論工作者做理論的事情，實踐工作者做實踐的事情。但現實是理論工作者以專家自居，喜歡對實踐工作者指手畫腳、評頭論足，其結果可想而知。實踐工作者往往有一種理論自卑，崇拜理論，特別是在表述自己的經驗之時，喜歡粘貼理論的表皮，寫出來的東西“四不像”，結果把最寶貴的東西遺棄了。正確的做法是：理論工作者應該走近實踐，學習和認識實踐，為實踐工作者提供最佳的服務；實踐工作者應該學習理論，激活思想，豐富思想，清晰地、原生態地敘述事情，本真地表述自己的實踐。一個名教師就是一部教育學，一個名校長就是一部學校管理學。
西方校長、教師在介紹辦學和教學的時候基本不談理論，他們談論的基本上就是自己做了什麼，怎麼做，有什麼效果雲雲，其中涉及的對教育的基本認識就是他們的教育哲學，不能不說這是一種值得學習的務實態度。還有一點需要指出，聽歐美名校的校長談話，會發現他們身上總有一種從容的氣度，一種平和的心態，一如西方的文化，不管你承認不承認，它都在那裡發光，好像是不證自明似的。孫子說：“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傅斯年提倡“平淡無奇的教育”，也是這種氣度。胡適評價說：“他（傅斯年）做臺大校長的時候，就說過‘一個理想的大學，應該辦平淡無奇的教育’。”相反，我們總是要證明什麼，即使取得了許多成績，還要反復地喧嚷，即使這樣，人家也未必承認你是名校。
在教育領域中，即使看上去隻是一個操作性的問題，如果不斷追問，最後都將成為一個哲學問題。美國當代教育哲學家喬治?F?奈勒說得好：個人的哲學信念是認清自己的生活方向的唯一有效的手段，如果我們是一個教師或教育領導人，而沒有繫統的教育哲學，並且沒有理念的話，那麼我們就會茫茫然無所適從。在西方，傑出的校長、優秀的教師比其他大多數校長、教師有更深刻的教育哲學思想和教育理念，這就使得他們能夠清楚地表達別人可能隻會模糊地意識到的各種問題和願望，把問題的根源揭露出來，促進教師們對教育問題的認識。因此他們是教育理念的守門人，是廣大教師的啟蒙者。美國著名社會學家劉易斯?科塞很形像地將知識分子看作是“土壤中的鹽分”。傑出的校長、傑出的教師就是教育土壤中的鹽分。菲律賓前教育部長說過：校長應該高舉旗幟走在老師的前面，而不是手舉鞭子走在老師的後面。這個旗幟標示的就是教育哲學、教育理念。
走近西方教育，你會有許多感知，你會有許多聯想，你會情不自禁地與中國教育對比，與自己所在的學校對照，我將這些用文字記了下來，多次積累，形成了今天這本書。我仍要強調一點，作為一個長期在一線學校任職的校長、教師，難免會不自覺地帶上自己的思維習慣，目光會更多地投向具體的事情，類似於瞎子摸像，難免會以偏概全。為了避免讀者誤解，干脆挑明，就以“瞎子摸像”作為本書的書名，讓讀者自己斟酌判斷。
是為序，稍顯長了些。
程紅兵
2014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