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陽學術發微》繫民國間著名教育家、學者唐文治所著，“紫陽”是南宋大思想家朱熹的別稱。
全書分“朱子為學次第發微”、“朱子己丑悟道發微”、“朱子心性學發微”、“朱子論仁善國發微”、“朱子經學發微”、“朱子政治學發微”、“朱子論道釋二家學發微”、“朱子辨金溪學發微”、“朱子辨浙東學發微”、“《朱子晚年定論》發微”、“九賢朱學通論上”、“九賢朱學通論下”十二卷，全面收錄反映朱熹儒學思想體繫的文章，包括朱熹本人本人的論文、後世學者的評述，並加有唐文治自己的按語，類似一部“朱子學案”，是民國間重要的朱子學研究專著,有很高的學術價值。

《紫陽學術發微》繫民國間著名教育家、學者唐文治編著，是當時重要的朱子學研究專著,全書凡“朱子為學次第發微”、“朱子己丑悟道發微”、“朱子心性學發微”、“朱子論仁善國發微”、“朱子經學發微”、“朱子政治學發微”、“朱子論道釋二家學發微”、“朱子辨金溪學發微”、“朱子辨浙東學發微”、“《朱子晚年定論》發微”、“九賢朱學通論上”、“九賢朱學通論下”十二卷。

唐文治（1865——1954），字穎侯，號蔚芝，江蘇太倉人。光緒十八年 (1892 年) 進士，授戶部主事。創辦無錫國學專修學校。著有《茹經堂文集》、《十三經提綱》等。
樂愛國，1955年生，浙江寧波人。廈門大學哲學繫教授。著有《朱子格物致知論研究》（嶽麓書社2010年）、《宋代的儒學與科學》（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2007年）、《儒家文化與中國古代科技》（中華書局2002年）等。

卷一
朱子爲學次第發微
卷二
朱子己丑悟道發微
卷三
朱子心性學發微
卷四
朱子論仁善國發微
卷五
朱子經學發微


卷六
朱子政治學發微
卷七
朱子論道釋二家學發微
卷八
朱子辨金谿學發微
卷九
朱子辨浙東學發微
卷十
《朱子晚年定論》發微
卷十一
九賢朱學通論上
卷十二
九賢朱學通論下
附録 唐文治 朱子學術精神論

點校説明
——唐文治《紫陽學術發微》的撰著及其緣由
樂愛國

唐文治（一八六五—一九五四），字穎侯，號蔚芝，晚號茹經，江蘇太倉人。十八歲中舉人。二十一歲入江陰南菁書院，受業於經師黃以周。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中進士。官至商部左侍郎、農工商部署理尚書。四十二歲後，他退出官場，從事教育事業。光緒三十三年（一九七），就任郵傳部上海高等實業學堂（原名南洋公學）監督。一九一一年該校改名南洋大學，一九一三年又改稱交通部上海工業專門學校（即上海交通大學前身），繼任校長。直至一九二年，因目疾日深而辭去該校職務。同年，應聘爲無錫國學專修館（後改爲無錫國學專修學校）校長，達三十年，是民國時期著名的教育家。唐文治一生，筆耕不輟，著述頗豐，在朱子學研究方面尤爲用功，自稱‘治朱子學五十餘年’，研究著作主要有：《性理學大義》、《紫陽學術發微》、《陽明學術發微》、《性理救世書》等；此外還有《茹經堂文集》、《茹經堂奏疏》、《十三經提綱》、《國文經緯貫通大義》、《茹經先生自訂年譜》等著述。
據唐文治《性理救世書》所説：‘文治十五歲時，先大夫授以《御纂性理精義》，命先讀朱子《讀書法》與《總論爲學之方》，其時已微有會悟。逮年十七歲，受業於先師王文貞公（王紫翔）之門，命專治性理學。’（唐文治：《性理救世書》卷三）王紫翔告之曰：‘爲文先從立品始，然後涵濡於四子、六經之書，研求於史漢諸子百家之言，不患不爲天下第一等人，不患不爲天下第一等文。’又曰：‘士君子讀書貴在明理，不能明理，讀書奚爲？’因此，‘命讀汪武曹《四書大全》、陸清獻《三魚堂集》，曰：“此理學入門之始。”’（唐文治：《王紫翔先生文評手跡跋》，《茹經堂文集》第三編卷五）於是，唐文治‘日夜淬厲於性理文學’，初知入門之徑。（唐文治：《茹經先生自訂年譜》）
在這一時期，唐文治讀朱子《小學》、《近思録》等，‘沉潛反復，頗有心得’（唐文治：《南菁書院日記》附録‘論日記’，《唐文治文選》，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二五年，第七頁），‘理學乃日進’。十九歲時，‘讀《二程遺書》、《朱子文集》，並先儒語録等書’。（唐文治：《茹經先生自訂年譜》）
二十一歲時，攷入江陰南菁書院，受業於院長黃以周之門。先是抄讀朱子門人陳淳的《北溪字義》，後來又作《宋明諸儒説主一辨》，對程朱以及其他宋明儒家的‘主一’思想作了論述。二十三歲時作《陳同甫與朱子辨論漢唐治法論》。
一九一三至一九一七年間，唐文治在任交通部上海工業專門學校校長的同時，先後編《論語大義》、《孟子大義》、《大學大義》和《中庸大義》；其中《論語大義》和《孟子大義》採用朱子注；《大學大義》和《中庸大義》以鄭玄注、朱子注以及其他人的注相互參照。
一九二二年，唐文治在主持無錫國學專修館的同時，不顧目疾日深之困擾，編成《性理學大義》，分爲：《周子大義》二卷，《二程子大義》二卷，《張子大義》一卷，《洛學傳授大義》一卷，《朱子大義》八卷；‘每卷各冠以敘文及傳狀，發明大義，篇中精要處，各加評語、圈點。學者得此講本，可窺性理學之門徑’（唐文治：《茹經先生自訂年譜》）。唐文治《朱子大義序》指出：‘癸亥歲，爲國學館生講《朱子大義》，乃詳加選録，擇其尤精者著於篇。’又説：‘朱子之書，猶夫子之宮牆也。其義理之精博而純粹，猶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也。百世而下，儒林之士，講求道學，誦習師法，莫之能違也。……蓋其畢生精力，窮極乎天人性命之原，博綜乎《詩》、《書》、《易》像之奧，聖功王道，物理人情，靡不兼賅而洞矚焉。’（唐文治：《朱子大義序》，《茹經堂文集》第一編卷四）《朱子大義》選録朱子的重要奏稿、書劄、論文以及各種序、記，此外還有黃榦的《朱文公行狀》。次年，唐文治組織王蘧常、唐蘭、吳其昌等人編輯《朱子全集校釋》，
並命王蘧常編纂，
得十餘萬言，同時還撰《朱文公文集校釋序》。一九二四年，唐文治爲重刻《朱止泉先生朱子聖學攷略》作序。
據《茹經年譜》記載，一九二七年鼕，六十三歲的唐文治在全面研究清代朱子學的基礎上編成《紫陽學術發微》。唐文治的學生馮振稱該書‘於紫陽畢生學術，，洪纖畢備。自李榕村（李光地）、王白田（王懋竑）兩先生後，未有能道此者，可謂體大而思精矣’。
一九三年，正值朱子誕辰八百周年之際，唐文治爲所編《紫陽學術發微》作‘序’，並付印。
同年，唐文治還輯《陽明學術發微》，書成後，即付印。該書主要闡述陽明之學，同時也討論陽明學與朱子學的關係：卷一‘陽明講學事跡攷’，卷二‘陽明聖學宗傳’，卷三‘陽明學四大題’，卷四‘陽明學貫通經學變化神明’，卷五‘陽明學通於朱子學一’，卷六‘陽明學通於朱子學二’，卷七‘王龍溪述陽明學髓’。
唐文治晚年所撰《朱子學術精神論》指出：‘餘治朱子學五十餘年。初輯《朱子大義》八卷，繼撰《紫陽學術發微》十二卷。覺其精神之高遠，識見之廣大，思慮之閎深，條理之精密，一時莫測其津涯。’可見，唐文治推崇、研究朱子學，並撰《紫陽學術發微》，首先是爲朱子之學術所折服，同時又爲其‘精神之高遠’所震撼。在《朱子學術精神論》中，唐文治把朱子的講學精神歸結爲‘孝’、‘仁’，而且還説：‘朱子一生出處精神，惟以氣節爲重。讀壬午、庚子、戊申、己酉封事諸篇，浩然正大之氣，溢於楮墨之表。嗚呼！盛矣！厥後文文山先生廷對策問，謂政治之本，在於帝王不息之心。其説實本於朱子《戊申封事》。而謝疊山、陸秀夫諸賢接踵而起，豈非講學之精神有以致此！然則宋末氣節之盛，實皆朱子提倡之功，有以激厲之也。而餘向所深佩者，尤在攘夷狄、復疆土兩事。特節録於左，以興起吾人愛國之精神。’顯然，唐文治推崇、研究朱子學，並撰《紫陽學術發微》，也是爲朱子之氣節所感動。該文最後還説：‘餘嘗謂：居今之世，欲復吾國重心，欲闡吾國文化，欲振吾國固有道德，必自尊孔讀經始。而尊孔讀經，必自崇尚朱學始。’所以，唐文治
推崇、研究朱子學，並撰
《紫陽學術發微》，既有學術上的攷量，也希望通過提倡朱子理學而達到‘善國性、救人心’之目的。
其實，早在一九二年，唐文治在所制定的《無錫國學專修館學規》中就列入‘理學’一項，並指出：‘二程、張子皆理學正宗。朱子集諸儒之大成，旁搜遠紹，所謂“爲往聖繼絶學，爲萬世開太平”者也。……綜覽歷史，理學盛則世道昌，理學衰則世道晦，毫髮不爽。吾輩今日惟有以提倡理學、尊崇人範爲救世之標準。’（唐文治：《無錫國學專修館學規》，《茹經堂文集》第一編卷二）在後來的《紫陽學術發微》中，唐文治又指出：‘國家之興替，係乎理學之盛衰，理學盛則國運昌，理學衰而國祚滅。人心世道恆與之爲轉移。’（唐文治：《紫陽學術發微》卷十二）晚年，除了《朱子學術精神論》，唐文治還在《性理救世書》所收録《朱子學爲今時救世之本論》中對朱子學之救世作了論證，並且説：‘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朱子則祖述孔、孟，師法周、程，一脈相承，爲人心、民命之所依賴。欲救今日之世界，當自尊孔讀經始；而尊孔讀經，當自學朱子之學始。’（唐文治：《性理救世書》卷二）在《送周予同先生赴臺灣序》中，他還指出：‘吾常謂：欲淑人心，必明心［性］理，而欲明性理，非昌明閩學不爲功。理學明，則人心善而國運以盛；理學晦，則人心昧而國運亦衰。徵諸史書，毫髮不爽，非虛言也。’（唐文治：《送周予同先生赴臺灣序》，《茹經堂文集》第六編卷三）這裏所謂‘閩學’，即朱子學。顯然，唐文治始終認爲，朱子理學關乎人心之善惡、國家之興衰。由此可見，唐文治推崇、研究朱子學，並撰《紫陽學術發微》，更多的是出於當時的世道人心。
唐文治的《紫陽學術發微》，以朱熹著述爲依據，精選其中重要的書劄、奏稿、論文、著作篇章和各種序、跋、記等，並在清代朱子學研究的基礎上，分朱子爲學次第、心性學、仁學、經學、政治學以及朱子與道釋、陸子學、浙東學的關係等諸多專題，分別予以評述，並附若干專題研究論文，既反映了朱熹的主要學術思想，又展現清代朱子學研究的基本要點，同時表明了作者對於朱熹學術思想以及清代朱子學的基本觀點，是民國時期重要的朱子學研究專著，且資料選取之精審、理論分析之深入，實爲民國時期朱子學研究的傳世精品。更爲重要的是，作爲一名教育家，唐文治把朱子學研究當作其安身立命的根本，旨在通過教育實現其朱子學救世之理想，實乃弘揚朱子學精華之典範。
本書據民國時期排印本點校。個別錯字、漏字另加方括號。書後另附唐文治所撰《朱子學術精神論》，可供參攷。

紫陽學術發微自序
文治既編《朱子大義》八卷，比年以來，教授學者，復博蒐舊藏，及見在所得紫陽學各書，繁細不捐，顯微畢燭，略得要刪之法，爰輯《紫陽學術發微》十有二卷。序曰：自黃氏勉齋臚述《朱子行狀》，朱子文孫在編《晦庵集》一百卷，《續集》五卷，《別集》七卷。厥後研朱子學者，代有傳人。然爲之者鮮得要領，何哉？蓋編書之法，不外兩端，曰編年，曰分類。朱子集既無編年，朱子偶有自注年歲，亦不過十數篇。而又僅以文體分類，不以事隸屬，矧所著過多，爲古來所未嘗有。故綴學之士，但覺其茫無津涯，或轉病其亂雜而無章，是豈爲朱學者之咎哉！風氣未開，而董理之方未得也。
於是有裁割鱗爪，獨守偏隅者，如張氏伯大、齊氏充甫所訂《朱子讀書法》是也。其書於入門適道之序，燦然秩然，且間有爲《文集》所未載者，可貴已。有攷訂事實，鑽研成編者，如王氏白田《朱子年譜》、童氏龍儔《朱子爲學次第攷》是也。王氏兼詳出處學術，童氏則注重於論學，各竭其畢生之精力，俱有專長。而王氏《朱子論學切要語》與《白田草堂雜著》提要鉤深，與《年譜》並行，江河不廢矣。有抉擇精義別樹一幟者，如張氏孝先所選之《朱子文集》、朱氏止泉之《朱子分類文選》是也。二選皆純粹，而不宜於初學。有以古文義法作選目標準者，如朱氏竹垞之《朱文公文鈔》、周氏大璋之《朱子古文讀本》、杜氏庭珠之《朱子文鈔》是也。朱氏選本，獨取有關時事感奮激烈之作。周、杜二書，則皆以南豐爲先河，紫陽爲後海者也。有自出己意以區類者，如邱氏瓊山之《朱子學的》、龍氏曉崖之《朱子講學輯要》是也。邱氏稍優於龍氏，而妄擬《論語》，皆蕪雜而無用。有輯拾朱子語以疏釋經義者，如陳氏鏦《朱子文集纂》是也。其書類《四書大全》，義理亦泛而雜，有精心評
騭，而不免門戶之見者，如陳氏清瀾之《學蔀通辨》、程啓暾《閑闢録》、陸氏稼書之《讀朱隨筆》、《三魚堂集》是也。陸氏畢生治朱學，精密無倫，於三家中尤爲傑出。然微病其專闢異己，盡有餘之言。夫孟子之道，本於性善，知言、養氣，其功豈僅距楊、墨、告子而已乎？又有集大成挈要旨以成書者，如陸氏桴亭之《儒宗理要》、孫氏夏峯之《理學宗傳》、劉氏蕺山之《聖學宗要》、黃氏梨洲之《晦翁學案》、李氏榕村之《朱子全書》、朱氏止泉之《宗朱要法》是也。李氏書最繁，劉、朱二家極簡，陸、孫、黃三家得其中；然皆注重躬行，不貴徒騰口説，胡可幾也。又有殫精私淑，口誦心維，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者，其惟朱氏止泉之《聖學攷略》、秦氏定叟之《紫陽大指》、夏氏弢甫之《述朱質疑》乎！秦氏書較遜於朱、夏。顧文治編輯此書，雖綱絡羣言，然實本此三家，以爲準則也。此外廣論朱學而降，有若吳草廬、薛敬軒、羅整庵、胡敬齋、高景逸諸人。近代有若顧亭林、呂晚村、江愼修、章實齋、唐鏡海、倭艮峯、劉虞卿、曾滌生、羅羅山、吳竹如諸人，雖所見偏全不同，要皆粹然壹出於正。而陳［蘭甫］《東塾讀書記》之論朱子，不獨用攷據法述義理，兼採近世新學，傅翼而闡揚之，聖賢之道，恢恢乎無所不包，豈非然哉！《禮記·中庸》篇贊仲尼之大，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禮運》篇贊大順之治，曰：‘深而通，茂而又間，連而不相及，順而不相害。’造化之行，一陰一陽，宇宙之合，一虛一實。教也者，民之寒暑也。事也者，民之風雨也。在提倡宗風者，斡維之而已矣。
朱子之於像山也，高明瀋潛，虛實相濟，舊學新知，相觀而善，琢磨同在一室，巧力各有千秋，所謂‘道並行而不相悖’，‘連而不相及’。而彼入主出奴者，呶呶於黨同伐異之私，顧不陋哉！明王氏陽明編《朱子晚年定論》，攷其年歲，大都在己丑悟道以後，故多涵養精微之論，而説者以爲顚倒早晚，並宇宙間虛實之理而不能辨，顧不隘哉！抑如張氏陽和《朱子摘編》採自然恬適之文，亦豈可厚非耶？若夫永嘉、永康學派之分支也，朱子對於士龍執後進之禮，無論矣。如呂子約之襄輯《士禮通解》，氣節屹然，亦未嘗不欽重其爲人，特以其徒喜攻乙籍，恐其心麤而氣浮，故常貽書誥誡之，而子約亦留心於存養、克己之方，是永嘉派固在朱子陶鎔之列者也。至於止齋、水心，講求經制，書札往還，各相師而不相非，和而不同，君子之道，固宜爾也。東萊既歿，永康之燄遂熾。龍川天資豪邁，朱子深加器重，力斥其‘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之説，引而進之於道。而龍川始終跅於歧途，且痛詆朱子以爲空談性命，學無實用；不知南宋時若無朱子，則秦檜之徒，將接跡於天下，而如文文山、謝疊山、陸秀夫、張世傑諸賢，又烏能聞風興起，造就其爭光日月之節哉！而朱子對於永康派教誨諄諄，苦言不懈，是永康派亦未嘗不在朱子達材之列者也。天之生聖賢豪傑也，必有以拂亂而挫折之，非特其生前爲然，即身後之名，亦往往時顯而時晦。孔孟且然，遑論餘子。朱子立朝之時，排擊之者林栗、韓侂冑、胡綋、瀋繼祖、餘嚞是也。不謂數百年後，好古如毛大可，精博如戴東原，閎通如焦禮堂，亦復挾其勝心，詆毀之不遺餘力，且必欲掃除理學而後快。夫‘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孔子之言也，心之所同然者，‘理也，義也’，孟子之言也。‘不能反躬，天理滅矣’，‘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古禮家之言也。天理外之人情，非人情也。若必徇情而滅埋，則古聖賢之辭，皆爲謬妄矣。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苟出其言不善，則人心世道皆因之偏激而失中，馴至於不可收拾。此章氏實齋、夏氏弢甫輩所爲欷歔而太息者也。
文治自弱冠以迄艾耆，竊嘗尚論先儒言行，以爲必平心而攷其世，實事而求其是，惟通其道而後能論其道，惟知其心而後能原其心。故凡論學之中正和平者，必其人之出於忠恕者也；凡論學之叫囂隳突者，必其人之工於忌克者也。和而不同，同而不和，心術之分，於是可見，而紫陽學術之本原，更有握要以述之者。昔先聖贊《易》曰：‘《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此朱子悟未發、已發之宗旨也。又曰：‘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是朱子體用本末、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本原也。聖門家法，道德學問，功業文章，務在一以貫之；漢、唐 後能實踐此詣者，蓋朱子一人而已爾。斯道至大，來者無窮，比聞遐方殊域，且有能爲朱子學者。東海，西海，南海，北海，心理固無不同。此書一出，儻有人引而伸之，斠而正之，迻而譯之，發揚而光大之，則紫陽氏之絶學，雖百世常新可也。時在紫陽八百歲周攬揆之辰私淑弟子唐文治謹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