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蔣慶是當今中國最具爭議的儒家學者。
2．《再論政治儒學》是當年風靡學界的《政治儒學》之續篇，蔣慶傾心之七年力作。
3．《再論政治儒學》以儒學義理勾畫中國憲政制度：虛君共和制，太學監國制，儒教三院制

《再論政治儒學》依儒家今文義理，深入闡發儒家憲政之根基、方向、形式，和儒學在當代中國政治建構中之地位。本書歷經七年砥礪，因應時勢變遷加以開拓損益。
概觀本書，所增益者有二：
（1）仿宋人太極圖說推衍王道圖說，以天地人三纔之立體統攝說最終確立王道政治的形上基礎；（2）發“太學監國制”及“虛君共和制”新說，最終確立其儒教憲政制度平衡結構。
所充實者有四：
（1）區分“強勢議會”與“弱勢議會”，完善儒教議會三院制的運作結構；（2）加強闡述王道政治與共和政體的理論聯繫，因應時勢；（3）加強闡述王道政治與歷史合法性的理論聯繫，開示道統；（4）“以中國解釋中國”，從根本上強調中國文化的絕對主體性地位。

蔣慶：1953生，字勿恤，號盤山叟，江蘇徐州人。1982年畢業於西南政法大學法律繫，先後任教於西南政法大學、深圳行政學院。2001年申請提前退休，在貴陽龍場建陽明精舍，任山長。主要著作有《公羊學引論》、《政治儒學－－當代儒學的轉向、特質與發展》、《以善致善：蔣慶與盛洪對話》、《生命信仰與王道政治——儒家文化的現代價值》等，翻譯有《基督的人生觀》、《自由與傳統》、《當代政治神學文選》、《政治的罪惡》、《道德的人與不道德的社會》等，主編《中華文化經典基礎教育誦本》。

這是儒家烏托邦的最精致作品，因此值得保留並加以仔細考察。最為重要的是，這種烏托邦主義的思維，如何在中華文化中源遠流長，而其政治實踐又如何塑造著中國的政治文化。此書並不包含答案，但包含一些解答這一問題的蛛絲馬跡。
——讀者guxin31

“政治儒學”之提出，截斷現代中國精英以西方王官學作為中國王官學之迷信，呼吁中國優良政治秩序之構建事業當回到中國自身，回到儒家智慧。可以說，這是百年來，中國政治思想的一次根本轉向。
——秋風

蔣慶……確信“王道政治是個好東西”。蔣慶的理論自成一家，衝擊性很強，迫使人們思考一繫列理論與實踐的問題、歷史與現實的問題。
——王紹光

序
上篇：王道政治與議會三院制：儒教憲政的義理基礎與儒教憲政的議會形式
一、“歷史終結”背景下“中國政治”的重建
二、王道政治是當今中國政治的發展方向
三、王道政治與共和政體
四、王道圖說
五、儒教憲政與歷史合法性
六、政治合法性問題與議會三院制

中篇：太學監國制與虛君共和制：儒教憲政的監督形式與儒教憲政的國體形式
一、關於“太學監國制”的思考——儒教憲政的監督形式
二、“虛君共和制”的憲政功能與時代意義——儒教憲政的國體形式

下篇：“政治儒學”對當今時代問題的響應
一、儒學在當今中國有什麼用
二、關於重建中國儒教的構想
三、論“以中國解釋中國”
四、再論“以中國解釋中國”
五、王官學、政治保守與合法性重建
六、政治的孔子與孔子的政治

序
2003年，餘《政治儒學》出，不意暢銷士林。至今，儒家之有“政治儒學”，已廣為知曉。在《政治儒學》刊出後七年之中，餘對“政治儒學”之思考，從王道政治之理念到儒教憲政之理念，從儒教憲政之理念到儒教憲政之制度安排，已形成基本理路。此外，七年中餘亦偶應世之所邀，隨緣講學論學，廣陳“政治儒學”義理，已積而成帙矣。是故，餘今將七年中對“政治儒學”所思之文稿，都為一冊，分類潤色，名曰《再論政治儒學》，刊行於世。私心所望，世人對“政治儒學”有更廣泛更深入之了解也。
在我看來，未來中國政治發展之問題是“福山問題”，即未來中國的政治發展能否突破福山所說的“人類離開自由民主政治沒有另外的路，未來人類所有的政治問題都是自由民主政治自身的完善問題”。如果我們認同這一“福山問題”，那麼，未來中國的政治發展就很簡單很容易：在中國照搬西方的憲政制度。如果我們不認同這一“福山問題”，那麼，未來中國的政治發展就很復雜很艱巨：我們要在中國建立獨特的中國式憲政制度。如果我們選擇了後者，接下來的問題就是：什麼樣的憲政制度纔是獨特的中國式憲政制度？正是為了響應這一“福山問題”，我遵循“政治儒學”的理路，按照“王道政治”的理念，提出了“儒教憲政”的構想。
所謂“儒教憲政”，就是“中國式憲政”，說具體點，就是具有中國歷史文化特色的中國憲政，也就是人類離開自由民主政治之外的另一條政治發展之路。也即是說，我提出“儒教憲政”的構想還有另外一個目的，就是希望為中國未來的政治發展提供一個理論上可能的選擇維度，使中國未來的政治發展不能隻有一種可能，即不能隻有“再西化”的可能。但是，我所提出的“儒教憲政”是否就是“中國式憲政”？是否就是具有中國歷史文化特色的中國憲政？是否就是人類自由民主政治之外的另一條政治發展之路？這不是我自己能判定的問題，需要關懷家國天下的知識分子共同來參與思考和判定。因為這是一個公共領域的問題，而不是私人信仰的問題。如果我提出的“儒教憲政”通過中國嚴肅學者們的判定不是“中國式憲政”，或雖是“中國式憲政”但並不可欲，即不是人類自由民主政治之外的另一條可欲的中國政治發展之路，那麼，我則非常樂意看到當今中國有文化意識與學養深度的有創造力的學者提出真正可欲的“中國式憲政”，為人類開出另外一條自由民主政治之外的可欲的政治發展之路，以真正解決“福山問題”。當然，對“福山問題”認為不是問題者，上述所有問題則均不成為問題，吾人也就無話可說了。
如果學者們同意我對“儒教憲政”的基本構想，但不同意我對“儒教憲政”的一些具體制度安排或者說方案細節的看法，而提出批評指正，或提出替代方案，則正是我之所求。因為建構“中國式憲政”是當今中國知識分子的共同事業，決非本人私事，而且隻有當今中國知識分子廣泛參與“中國式憲政”的思考、討論與建構，“中國式憲政”纔有在中國建成的可能。況且，本人關於“儒教憲政”的一些重要思想都是在聽取學界嚴肅批評後做出的修正性思想，這些修正後的思想使“儒教憲政”的構想更趨成熟完善，故我非常希望學者們對我提出的“儒教憲政”構想提出廣泛而深刻的批評。
我很清楚，提出的“儒教憲政”，按中國學術術語屬“理”的範疇，不屬“勢”的範疇，即屬“可欲性”範疇，不屬“可行性”範疇。但對任何政治發展來說，“理”非常重要，居於政治及其制度思考的優先地位，當然也居於政治改革與憲政建設的優先地位。“理”不明，有“勢”也不能建立好制度。而“勢”未至，則可“明理待勢”，最終可以“以理轉勢”。歷史教訓告訴我們，士大夫之降志辱身以至國家終無善制者，往往是“屈理就勢”，最後是“以勢滅理”。對此吾人須深以為戒。是故，我認為，在當今中國，當以“明理”為中國未來憲政建設的第一要務。
我思考“儒教憲政”，經歷了很長時間。如果從思考“政治儒學”算起，有二十年。不過，從“政治儒學”到“王道政治”，從“王道政治”到“儒教憲政”，又再到“儒教憲政”的具體制度安排，是一個漫長的思考過程，思想一點一點自然順理而成。由於對我來說，思考的樂趣大於著述的樂趣，並且一向疏於著述，思考的結果往往要借助偶然的機緣纔能形成文字，如通過學友對話、學術會議與學生問學。從我現在的思考來看，“儒教憲政”涉及四個方面的具體內容，大致依前後形成的時間列舉如下：
(一)王道政治——儒教憲政的義理基礎
(二)儒教憲政的議會形式——議會三院制
(三)儒教憲政的監督形式——太學監國制
(四)儒教憲政的國體形式——虛君共和制
當然，對上述“儒教憲政”的思考並非意味著已經完全成熟定型，因為憲政涉及國家根本制度與政治根本秩序，體大而事微，需要長時間反復思考反復修正纔有可能逐漸成熟。現在之所以提出“儒教憲政”的構想，是希望引起中國學人的重視，共同思考這一時代的重大課題。就我而言，對已經形成文字的“儒教憲政”構想，仍在不斷反復思考中。正是因為這一原因，由於思考的時間跨度長，今次整理時對以前有些思想有所修正，特別是“三重合法性”之“等差分殊”思想與“議會三院制”之“立體制衡”思想，但為保持當時理路連貫，修正不大，特此說明。
由於本書文稿形成的時間不同，討論的對像不同，本人思想發展的前後不同，以及思想性作品與學術性作品不同，然本人思考的問題則同，解答的問題亦多同，故文稿中會出現兩種情況：一是有些地方文義重復或文字重復，這是因為不同文稿要回答同一問題，故有此現像。孔子曰：“書之重，辭之復，其中必有美者焉”。熊十力先生亦嘗謂早年初讀《大般若經》怪其多重復，晚歲始知重復者乃經義之最要者。故古今中外凡文稿中不自覺重復者，往往是作者下意識認為重要欲反復使人知曉者，望讀者對文稿中重復處耐心閱讀並善加留意。二是有少許地方前後表述不能意思一致，有一文前後或不同文稿中詞語與文義不相一致者，此是因為本書文稿屬思想性作品而非學術性作品，思想性作品因思想的跳躍性大，創發性強，故有此現像。盡管我已盡量對此做了處理，但仍然難免。對此問題，我希望讀者識其大體，棄其小節，即了解文稿的根本義理、精神方向與基本建構，其詞語與文義不一致的細節處可忽略不計，而待本人今後逐步修正完善。我作高深義理思考的體會是：確如古人所言，對於高深義理的思考，人類理性的形式邏輯思維方式往往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而不敷用，故有時要靠直覺的冥悟與超然的神解，而要表達這種直覺的冥悟與超然的神解則困難很大，隻能是明知形式邏輯有限，不得已權用之勉強言說，述其大致而已。對此，亦望讀者善會。
當今中國正作為一個強國崛起，強國的崛起靠什麼？一位西方政要曾嘲諷，中國不可能真正作為世界強國而崛起，因為中國輸出的電冰箱不會儲存價值，中國輸出的電視機不會輸出思想，當今世界的價值與思想都是靠西方儲存與輸出的。我完全同意這一看法，這也正是當今中國學界的可悲之處!故我認為當今中國學人應該敢於思想，特別是敢於獨立自主地思想，哪怕思想非常可怪，哪怕思想不合潮流，哪怕思想充滿矛盾，哪怕思想為世所棄，但畢竟是中國人的思想!思想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根本特性，無思想人即不成其為人，而況學者乎!當然，在今天的中國要敢於獨立自主地思想，就必須與科層學制、學術壟斷、金錢資本、大眾傳媒、世俗社會、虛擬網絡以及理性化鐵籠等相對抗，故要在今日中國獨立自主地思想，戛戛乎其難哉!然而正因其難，思想纔有價值，纔是知識分子的永恆天職。但願西方政要的上述看法不會成為永久的事實。

己丑2010年1月24日）蔣慶序於
深圳蓮花山畔之翻經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