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中國一流史學、文獻學專家之力，歷時36載編撰，學術界首次以編年形式對中國通代學術發展史進行繫統梳理，是一部兼具研究與檢索雙重功能的大型工具書。
《編年》舉中國一流史學、文獻學專家之力，凡二十八載，全面、詳實、繫統、深入地對原有的學術史進行歷史還原和重建，由此而在中國學術、中國學術史、中國學術史研究三個具有內在邏輯關聯的關鍵環節上作出新的探索，取得新的突破。

《中國學術編年：兩漢卷》是迄今為止學術界以編年的形式首次對中國歷代學術發展史進行綜合性的繫統梳理、還原和重建，是一部力圖站在21世紀新的學術制高點上全面綜合與總結以往學術成果的集成性之作，同時也是一部兼具研究與檢索雙重功能的大型工具書。《編年》的出版不僅是新世紀以來中國學術界的文化積累，它的編撰代表著一代學人的學術思考與總結，而且對21世紀國學的研究與復興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中國學術編年》的出版，中國學術史的敘述，不再局限於中原文化的中心論、不再局限主流階層的官方學，不再局限於單純的思想史的眼界，不再局限於近代以來幾成範型的哲學史的學術史模式。《編年》吸收了的史學方法論的成果，明確提出，華夏文化孕育於中國文化之母體，民族與區域文化的滋養而走向獨立與興盛，並在不同時期呈現為不同的主流形態與演變軌跡。而中國學術之所以生生不息，與時俱進，也就在於其同時兼具自我更新與吸納異質學術文化資源的雙重能力，在縱橫交彙、融合中吐故納新，衰而復盛。因此，《編年》開闢了從文化-學術、傳統-現代、本土-世界這樣三個維度，重新審視中國學術史的歷史進程與演變規律，大致重新劃分為華夏之融合、東方之融合與世界之融合三個歷史時段，並在這個背景下，梳理了中國學術史在這三個歷史時段中的主導形態及其與世界的關繫發生的依次變化，即分別從華夏之中國到東方之中國，再到世界之中國。這完全不同於其他所有的學術史的寫作方式，是一種全新的歷史敘述語言。以如此之眼界，《編年》終得以開拓出中國學術通史的新境界。

梅新林，浙江工業大學校教授，博士生導師，文學博士。兼任教育部文化素質教育指導委員會委員，中國紅樓夢學會副會長，《中國社會科學文摘》、《文學遺產》、浙江省社聯副主席等職。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浙東學派編年史及相關文獻整理與研究》等國家、省部級項目10餘項，著有《中國文學地理形態與演變》、《紅樓夢哲學精神》、《辛亥日志》等8部學術著作，主編《江南文化世家研究叢書》，在《中國社會科學》（中英文版）、《文學評論》、《文學遺產》、《新華文摘》等重要刊物發表論文100餘篇。獲教育部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二等獎與三等獎、國家新聞出版署第二屆“三個一百”原創出版工程圖書獎各1項，浙江省人民政府社科成果獎一等獎1項、二等獎4項。被授予“全國優秀教師”、“浙江省有突出貢獻中青年專家”榮譽稱號。

俞樟華，浙江師範大學學術期刊社社長、教授，中國史記研究會副會長。著有《史記研究資料索引和論文專著提要》、《中國文獻學》、《王學編年》、《辛亥日志》，主編《中國學術編年》，主持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桐城派編年》，承擔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浙東學派編年史及相關文獻整理研究》中的《浙東學派編年史》。在《文學評論》、《新華文摘》等重要刊物上發表論文80餘篇，獲第二屆全國古籍優秀圖書三等獎以及浙江省人民政府教學成果一等獎、社科成果二等獎等多項獎項，被授予“全國優秀教師”、“全國模範教師”榮譽稱號。其成果在美國、日本、韓國等有一定影響和好評。

★《中國學術編年》是既有工具意義又有學術價值的大書。其優點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方面，它以編年的形式對傳統中國的歷代學術進行繫統梳理，具有全面、綜合與總結意義，同時是一部兼具研究與檢索雙重功能的大型工具書，這需要詳細全面地爬梳史料，全書資料豐富詳實，既注意采擇歷代正史、私史、實錄、會要、起居注、方志、檔案、文集、專著、類書、譜牒、筆記等文獻，同時又注意博采當代學者的研究成果，從本書內容看，編纂者確實做得相當細致，在資料方面超過了以往類似著作，不僅自身即具有資料價值，而且為研究者提供了按圖索驥的方便。另一方面，體例相當完備。本書綜合歷代史書、學案、論述之長加以融通，設計了一種完備的編纂體例，既包括學術背景、學術活動、學術成果、學者生卒四大欄目，又在各欄目必要處加按語，進一步提供線索與判斷，還每年重點記載外國重大學術實踐，以裨中外互相參照，合為六大板塊，這是對編年體學術史著作的創新。
——復旦大學 古代中國思想史教授 葛兆光

《中國學術編年：南北朝卷》：
梁武帝正月作《敕諸州月一訊獄詔》。
按：《敕諸州月一訊獄詔》載《梁書·武帝紀》中，日：“蓋所以明慎用刑，深戒疑枉，成功致治，罔不由茲。朕自藩部，常躬訊錄，求理得情，洪細必盡。……可申敕諸州，月一臨訊，博詢擇善，務在確實。”可見，初一立朝，蕭梁重濫施刑罰，務去冤獄。
蔡法度新修《梁律》20卷，《令》30卷，《科》40卷成，奏上（《梁書·武帝紀》）。
按：上年蔡法度奉敕新修律令，至此告成。《隋書·刑法志》載“科三十卷”，《資治通鋻·梁紀一》載“科四十卷”。今從《梁書》與《資治通鋻》。
瀋約作《授蔡法度廷尉制》、《論選舉疏》（林家驪《瀋約研究·瀋約事跡詩文繫年》）。
裴子野約是年據瀋約《宋書》刪成《宋略》。
按：裴子野據瀋約《宋書》刪成《宋略》，具體時間不確定，存有爭議。此據張豈之《中國學術思想編年》。參見507年“裴子野以所著《宋略》為蕭琛、傅昭、周舍等推重，吏部尚書薦之於梁武帝，為著作郎，掌國史及起居注”條、508年“範縝作《以國子博士讓裴子野表》，對《宋略》評價甚高”條。
張彝約是年作《上歷帝圖表》。
按：《魏書·張彝傳》日：“彝愛好知己，輕忽下流，非其意者，視之蔑爾。雖疹疾家庭，而志氣彌亮。上表日……”胡全銀《<全後魏文>編年補正》推斷作於是年左右。
王僧孺作《至南海郡求士教》。
按：其文載《藝文類聚》卷五三，日：“此境三閩奧壤，百越舊都，漢開吳別，分星畫部，風序泱泱，衣簪斯盛，其川嶽所產，豈直明珠大貝，桂蠹翠羽而已哉。孝實人經，則有羅威唐頌，學惟業木，士燮，至於高尚獨往，相望於山其岩，懷仁抱義，繼蹤於前史。”此文顯見，南海諸地人文已有相當程度的發達。
崔纂約於是年前不久作《無談子論》。
按：參見是年“崔纂約於是年前不久為北魏太學博士，轉員外散騎侍郎、襄威將軍”條。
到溉、周舍、虞闡編成《佛記》，凡30篇，瀋約為作《佛記序》。
按：其文載於《廣弘明集》卷一五，日：“乃詔中書侍郎虞闡、太子洗馬劉溉、後軍記室周舍，博尋經藏，搜采注說，條別流分，各以類附。日少功多，可用譬此。名日《佛記》，凡三十篇。其有感應之流，事類相似，止取其一，餘悉不書。或後死而更生，陳說經見，事涉杳冥，取驗無所，亦皆靡載，同之闕疑；或憑人以言，托想成夢，尤難信曉，一無所錄。”由此可見《佛記序》對民間死而更生等傳言迷信是持否定態度的。
釋道歡作《眾經要攬法偈》21首。
按：事見《出三藏記集》卷五注日：“右一部梁天監二年，比丘釋道歡撰。”
釋法雲受敕與諸名德著《成實義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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