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真實未必隻有一種，它也許還呈現給我們一些別的東西。而且，不同種類的真實未必不能並行不悖。
《神拳考》所涉及的發生於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而言，我更感興趣的也是當年那些人想干什麼，以及他們因此——而不是為了多年之後的我們——干了什麼。

《神拳考》的寫作，既不為介紹義和團這一歷史事件的始末，也不意圖對其作出評價；而旨在將這段歷史置諸文化批評項下，對當年的種種“假話、空話、大話和我們不能懂的話”予以剖析，從而揭示這一運動中國民的整體精神狀態，並觸及更深層次的文化本質問題。

止庵，隨筆、傳記作家，出版有《惜別》《周作人傳》《樗下讀莊》《老子演義》《插花地冊子》等二十餘種著作。做過醫生，當過出版社副總編輯，如今是自由恬淡的筆耕者、讀書人。
《莊子·德充符》中有雲“人莫鋻於流水而鋻於止水，惟止能止眾止”，止庵之名便源於此。“‘止’是時時告誡自己要清醒，不囂張，悠著點；‘庵’是我想像中讀書的所在之處——荒涼裡那麼一個小草棚子而已。”
止庵行文清淡如茶，無喧嘩矯飾，落實細節處見其幽微，情感留白處恰當自然，耐人尋味，卻不故作高深。止庵的書寫帶我們重觀文字的干淨面貌，它立意在尋常日子裡，但並不困囿於此，而是直擊人心深處的感喟和追問。

義和團有著代表本土宗教以對抗外來宗教的強烈色彩。不僅所奉神糅雜自佛道諸教，儀式裝束亦由那裡拼湊而來：“團以合掌為禮，佛教也；襆頭、腰劍，道術也；頭巾書佛字、刺神字，雜於僧道之間。”［注二一］這一點也得到社會上的認同，他們正是把義和團看做宗教鬥爭的產物：“我朝定鼎以來，即奉儒釋道三教。今人奉天主教，則三教不幾乎息矣。於是上帝震怒，飭下神兵附於眾民，焚毀其教堂，戕戮其教民。”［注二二］
但是更重要的還在另一方面。即如當時人所指出的，“其所依據，則《西遊記》、《封神傳》、《三國演義》、《綠牡丹》、《七俠五義》諸小說，北中所常演之劇也。”［注二三］其實非但前述小說戲曲角色如此，即如歷史真實人物亦多得自民眾聽書觀劇方面的經驗。涉及範圍之廣，幾乎達到其所能知道和所能想像的極限。義和團所奉神來源上的這一特色，是由當時底層民眾整體上的文化構成所決定的。義和團作為一門“神學”非常淺薄，無知可笑之處亦在所難免：“有黃飛虎附體者，問與黃三太是何族屬，輒悍然曰，吾兄弟也。一市哄然。”［注二四］
無論聽書，還是看戲，身臨其境都是普遍存在的受眾心理。在義和團神譜形成過程中，這一受眾心理可能起著相當重要的作用。所有偶像無疑都曾經受到崇拜，以致到了被神化的地步。通過降神，平時崇拜的偶像與崇拜者之間建立起特定聯繫。最終則是崇拜者自己變成了神，亦即變成了被崇拜的那個偶像。義和團所奉神總的來說是由當時底層民眾的文化構成所決定，但具體究竟哪一偶像成其為神，則滿足了崇拜者自己昔日的願望：“大約祀神無規定，意中所欲奉，則祀之耳。”［注二五］崇拜者變成所崇拜的對像，意味著他有可能成為被崇拜者；無論如何，義和團是給身處底層的民眾提供了一次使自己突然變得偉大的機會，這恐怕也是義和團如此具有號召力的原因。義和團運動正是一次大範圍的傳奇人間化，或人間傳奇化。也可以說，在那一特定時期，身臨其境的受眾心理是被集體性地和極端化地付諸現實了。
對某一被降神的團民來說，他的確是認同於小說、戲曲和傳說中某一角色，但是整體而言，義和團運動不可能簡單地重復任何一部小說，任何一出戲劇。義和團所奉神的各個成分，並不依從小說、戲曲及傳說的原有繫統而出現，而是相互混雜在一起，從而在人間實現一個新的組成：“庚子四五月間，津民傳習殆遍，有《關帝降壇文》、《觀音托夢詞》、《濟顛醉後示》，皆言滅洋人。忽傳玉帝敕命關帝為先鋒，灌口二郎神為合後，增財神督糧，趙子龍、馬孟起、黃漢升、尉遲敬德、秦叔寶、楊繼業、李存孝、常遇春、胡大海皆來會師。……京師從授法者，教師附其耳咒之，詞曰：‘請請志心歸命禮，奉請龍王三太子、馬朝師、馬繼朝師、天光老師、地光老師、日光老師、月光老師、長棍老師、短棍老師。’要請神仙某，遂意呼一古人，則孫悟空、豬八戒、楊香、武松、黃天霸等也。又一咒雲：‘天靈靈，地靈靈，奉請祖師來顯靈，一請唐僧豬八戒，二請沙僧孫悟空，三請二郎來顯聖，四請馬超黃漢升，五請濟顛我佛祖，六請江湖柳樹精，七請飛鏢黃三太，八請前朝冷於冰，九請華陀來治病，十請托塔天王金吒木吒哪吒三太子，率領天上十萬神兵。’”［注二六］原本各有所屬、互不相干的傳奇角色，成為義和團的神之後，就都進入一個新的語境，並因所附體的團民之間的關繫而重新建立關繫。
並沒有人事先為義和團制定一門“神學”，義和團所奉神是伴隨著義和團的發展陸續出現的，如前所述，其出現取決於參加者的個人願望。一般民眾參加義和團因而也就不存在知識上的障礙。他盡其所知地成為神。義和團的神譜是每一團民自發參與編纂的，化和雜湊性是不可避免的。在這一過程中，《封神榜》可能起了較重要的影響作用，一個個神紛紛加入進來，某種意義上正是對這部小說的模仿。而且多多益善，從而能夠得到更大的支持。
在這一由諸神構成的新的體繫中，具體一神仍然隻對應著具體一人：“該匪等自言每人各有一星照命，或猴，或狐，或虎等類，其為猴星照命者，則能於高大房廊一躍而過，狐則目光炯炯，雖遠亦見。”［注二七］這種一對一的關繫也就決定了義和團的組織形式不可能多麼嚴密，他們隻能是互無統屬，各自為戰。而且義和團的降神並非遊戲，它是要派用場的；對於拳民來說，神隻有在附體之後纔真正具有意義。義和團的神無論什麼來源，無不具有這種臨時應用的性質。換句話說，神之於義和團雖然至關重要，義和團的神學卻根本不是學問。
義和團沒有統一的組織，沒有最高領袖，信仰特點又是多神崇拜，這些並沒有妨礙義和團形成一場大規模的群眾運動。這是因為雖然每一團員各有具體所奉之神，所有的神卻具有一致性——每個神都同時體現著一個抽像意義上的神，亦即關於神的存在及其作用的觀念，對於義和團這一整體，這個神起著根本的支配和凝聚作用。比起一個組織或一個人來說，它的作用可能更大。義和團的揭帖、乩語以及團民的言論，談及神時，都有這樣兩重意義。
神對於義和團的意義，不僅在於它把團民整合在一起，從而使義和團成為一個集體；不僅在於它把攻擊對像整合在一起，從而使義和團始終有明確的攻擊方向；也不僅在於它給每一團民以最大支持，從而使他以前所未有的精神和力量投身於這一戰爭；更重要的是，義和團沒有理由不相信，一場體現神的意志，得到神的支持的戰爭終將取得勝利。這是一切“聖戰”的最大動力所在。前引乩語所謂“兵法藝，都學全，要平鬼子不費難”，“大法國，心膽寒，英美德俄盡消然”，恐怕都是以“神助拳，義和團”為出發點講的。這種信心也將促進義和團運動的蓬勃發展。

新序

這本書有過不止一個名字，現在決定叫“神拳考”。這裡“神拳”並不單指一八九○年代末魯西北那個以此為名、實為義和團前身的組織，而是貫穿義和團運動始終，如其揭帖所雲的“神助拳”這回事兒；至於“考”，雖然也有“考證”的內容，更多卻側重於“考察”。依我之見，“拳”為何“神”，又是否“神”，誠為這一歷史事件的關鍵所在。
這個書名還有一層意思：我寫的並非一本介紹事件本末，進而作出歷史評價的書；而應該——容我不揣冒昧地指出——歸在“文化批評”項下。關於本書所涉及的一段歷史，別人已經談論很多，我沒有興趣重復，也不想做翻案文章，我希望根據現有的材料另外說點什麼。文化批評並不取代歷史評價，甚至不影響歷史評價；但反過來說，文化批評也不應為歷史評價所左右。這裡用得上的關聯詞也許是“盡管……然而……”，而不一定是“不但……而且……”。文化批評與歷史評價的著眼點有所區別，也不具有同一目的，然而與其說它們是在不同方向，不如說是在不同層次——如果持此眼光，彼此就不會抵牾，抑或還能相互補充。
我寫這本書用的材料都是當年的上諭奏稿，函牘文告，筆記雜錄之類，一總有七百多萬字。翻看一遍，我發現其中不少內容為後來的史家所視而不見，或忽略不計。如榮孟源在《義和團史料》的序中說：“資料不是偽造的，但所記事跡未必完全真實。在義和團自己的文獻中就有假話、空話、大話和我們不能懂的話。……‘神助拳、義和團，隻因鬼子鬧中原。’前半句是空話，後半句卻說明了義和團運動興起的真情。”作為史家如此看法其實情有可原，因為在他們眼中，歷史所呈現的應該是一繫列針對我們的意義，決定是否值得記錄的標準即繫於此。然而除此之外，歷史也許還呈現給我們一些別的東西。也就是說，真實未必隻有一種；而且，不同種類的真實未必不能並行不悖。
多年以來，我一直想寫一部“人類願望史”或“人類信念史”之類的書，這應該是與通常的歷史並行的另一種歷史，在其中起主導作用的，不是後人賦予的意義，而是當事人的動機。我更感興趣的是當年人物想干什麼，以及他們因此——而不是為了多年之後的我們——干了什麼。從某種意義上講，《神拳考》可以算作計劃中的這部書的一個片斷，至於我能否完成整部作品，或除此之外能否寫出別的片斷，尚在未定之天。回頭想想榮氏的話，我覺得從一種角度看是當年人物的“假話、空話、大話和我們不能懂的話”，從另一種角度看也許並非如此，可能正是值得重視的原始材料；因為“假話、空話、大話和我們不能懂的話”正體現了團民的某種願望和信念。而這些願望和信念在釀成這一事件，或者說造就這段歷史中所起的作用，其實不可低估。這也就是我曾經說過的：如果沒有“神助拳”，還有沒有“義和團”。義和團要是事先知道自己法術不靈，他們是否還會那麼自信和勇猛；朝廷和民眾要是事先知道義和團法術不靈，是否還會把希望——至少是一部分希望——寄托在他們身上。正是從這一想法出發，我寫出了《神拳考》。
當年完成書稿之後我曾說：這幾年逐漸形成一種與思想和文章有關的看法，即不輕易接受別人的前提，也不輕易給別人規定前提。輕易接受前提者，往往認為別人也該接受這一前提；輕易規定前提者，原本接受的就是別人的前提，所以兩者是一碼事。我希望自己能夠避免這個毛病。我寫這本書，受到不少曾經讀過的作品的影響，如本尼迪克特的《菊與刀》，勒龐的《群眾心理學》，等等。有關義和團的作品也讀過一些，包括此書完成之後纔讀到的狄德滿著《華北的暴力和恐慌：義和團運動前夕基督教傳播和社會衝突》、佐籐公彥著《義和團的起源及其運動》，它們和此前讀的周錫瑞著《義和團運動的起源》等，都使我對那段“通常的歷史”了解得更清楚，更詳盡，但這與前面所說那種影響畢竟有些區別。相關著作中，令我深感共鳴的是柯文著《歷史三調：作為事件、經歷和神話的義和團》，雖然我讀此書也在完成《神拳考》之後。《歷史三調》與其說是一本研究義和團的書，不如說是一本以義和團為例探討研究歷史的方法的書。我認為，我們可以參考別人的方法，卻不能沿襲別人的結論，尤其不能把別人的結論當作自己研究的前提，——否則的話，研究也就不成其為研究了。

二○一五年六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