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教師”“知識分子”“公民”，在李鎮西老師眼中，天下所有的事都是“教育”！他無懼爭議，歡迎“踫撞”，對近兩年來的教育現像、社會熱點進行深度思考和剖析，以責任之名彙集成冊，對學生對好的公民進行教育示範。

推薦文章：
序
《我們正在毀滅我們本來追求的美好》P008
《我為郎平叫好，也為傅園慧喝彩》P018
《zui好的學校要招zui好的學生？》P062
《教育不是拿給別人欣賞的》P147
《校名上的文化文化內涵和文化自信》P173

《恕我直言》彙集了李鎮西老師近兩年來關於教育、社會熱點的思考評論，比如《我們正在毀滅我們本來追求的美好》《我為郎平叫好，也為傅園慧喝彩》《學生給老師撐傘，何錯之有？》《zui好的學校要招zui好的學生？》等，其中不少文章還引起過不小的反響乃至爭議。思考必然會伴隨著爭議，甚至可以說，沒有觀點的踫撞就沒有思想的誕生。他希望觀點的踫撞能成為君子之交的常態。

李鎮西，男，1958年生。一位深受孩子愛戴也深深愛著孩子的老師。多年從事中學語文教學和班主任實踐，也曾從事學校管理工作。現擔任新教育研究院院長，並任成都市武侯區新教育辦公室負責人。獲得各級榮譽若干項，出版教育專著數十部。他的教育理念是：“樸素zui美關注人性做真教育，幸福至上享受童心當好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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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正在毀滅我們本來追求的美好
我為郎平叫好，也為傅園慧喝彩
教師從事的絕不是一項普通的職業
動輒標榜“教育創新”，至少是一種無知
教育不是拿給別人欣賞的

我是教師，所以我同時是一名知識分子，更是一個公民。何況在一個真正的教師眼中，天下所有的事都是教育！

序 言
不平則鳴
祖國到底多少歲？ \\ 003
憑什麼要我給你投票？ \\ 006
我們正在毀滅我們本來追求的美好 \\ 008
試問“冷血院長”陳玲 \\ 012
別用“法盲”二字為陳玲的冷血開脫 \\ 015
我為郎平叫好，也為傅園慧喝彩 \\ 018
假話何以春風得意？ \\ 022
抽像的“愛國”並不能說明什麼 \\ 028
抵制“正能量謠言” \\ 031
誰給誰“抹了黑”？ \\ 035
請饒了教育吧！ \\ 041
任何靠搶奪生源而取得中高考輝煌的都是“耍流氓” \\ 045
人生最大的痛苦莫過於“被耍流氓” \\ 049
觀點踫撞
學生給老師撐傘，何錯之有？ \\ 059
最好的學校要招最好的學生？ \\ 062
其實所謂“好學生”也不好教 \\ 066
教師和醫生“沒有可比性”嗎？ \\ 073
教師節不是“優秀教師”節，也不是“教育教師”節 \\ 077
教師節需要的是改進，而不是取消 \\ 080
教師從事的絕不是一項普通的職業 \\ 085
教育，請別以“嚴”的名義對錢文忠們讓步 \\ 088
“人”是高於一切的目的 \\ 102
雖然無奈，卻有必要，且很光榮 \\ 106
不是“神話”，談何“破滅”？ \\ 117
動輒標榜“教育創新”，至少是一種無知 \\ 131
自由，是教育創新的前提 \\ 136
有些家長為何要逃離中國教育？ \\ 141
叩問教育
教育不是拿給別人欣賞的 \\ 147
以人為本，還是以“證”為本 \\ 149
公民教育不僅僅是公德教育 \\ 153
法制教育不是“聽話教育”，更不是“恐嚇教育” \\ 155
校長應該少聽課，多談心 \\ 157
這個優生打了誰的耳光？ \\ 160
版面費何以長盛不衰？ \\ 165
母校以什麼為驕傲？ \\ 169
校名上的文化內涵和文化自信 \\ 173
急功近利是教育的天敵 \\ 177
世界上多數國家都允許學校體罰學生嗎？ \\ 180
懲戒不等於體罰，但如何有效地懲戒？ \\ 186
細思碎想
賦予紅領巾更豐富的內涵 \\ 193
如何對學生進行抗戰歷史教育？ \\ 195
追求教育的真境界 \\ 199
微小而真實的善良 \\ 203
陶行知研究會最該做什麼？ \\ 205
請稱校長為“老師” \\ 208
校長一定要“兼課”嗎？ \\ 211
民主校長，請從小事做起 \\ 216
我為這張領導“靠邊站”的照片點贊 \\ 220
請給班主任松綁 \\ 223
被勤奮的教師、家長和孩子 \\ 226
真課改三問 \\ 230
“辦學校、做教育、當老師就必須講正氣！” \\ 234

《我們正在毀滅我們本來追求的美好》P008
在某中學的運動會開幕式上，一個學生方隊在班主任的帶領下，一邊喊著高昂的口號，一邊邁著整齊的步伐，從主席臺前精神抖擻地走過。方隊前排的孩子舉著一條橫幅：“低調是最牛逼的高調！”也許這個班的孩子想表達一種班級自豪感吧，然而他們可能不知道，他們自以為很個性的“牛逼”二字，已經讓他們班的形像黯然失色。
很難說天真無邪的孩子們有什麼惡意，因為“牛逼”這個詞已經成了許多人口中的常用語了，包括這個班的班主任——一個很美麗的女孩——可能也不知道這個詞的本意。於是，粗鄙的語言就這樣無知地侵入了校園。
侵入校園的當然不隻是“牛逼”，還有“傻逼”“逗逼”等“逼”繫列詞語，還有“尼瑪”“臥槽”“我靠”“哇塞”等網絡語。似乎不用大驚小怪，放眼社會，包括網絡社會，這些詞都很“正常”，許多名人，包括我真心尊敬的文人學者，也都這樣說。比如，我看過某著名畫家接受采訪的視頻，“牛逼”時不時從他嘴裡冒出來，的確“很顯個性”；還有我剛剛在網上看到一篇文章，內容相當不錯，但題目是《誰有問題誰牛逼》。
過去不能明說，最多私下朋友間在口語裡面說說的詞，現在也堂而皇之地登上公共平臺。比如“屌絲”和“牛逼”，本來——恕我不得不明說了——指的是男性生殖器及陰毛、牛的生殖器，但現在無論男女，都喜歡大大方方地自稱“屌絲”，或理直氣壯地說“牛逼”。包括電視臺的主持人，我不止一次看到電視裡女主持人毫無羞赧地談“屌絲”說“牛逼”。
突然想到前段時間的電影《老炮兒》。該片中的主角六爺滿口粗話。我曾經在微信上對此表達憂慮，說如果我的孩子還小，我是不會讓她去看的。而且我相信大多數家長也會這樣想。但馬上有北京的朋友跟我說：“李老師，您不了解北京的胡同文化，有理解上的隔膜。”我的確不理解，為什麼北京胡同的文化就是滿口髒話的文化？幸好有同樣是北京的朋友告訴我：“我就是在北京胡同長大的，我就見不慣這種美丑扭曲的東西！”後來我進一步了解到，其實老北京人一般不會滿嘴髒話，就是罵人也要罵得優雅，不用髒字。從老舍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就算是最底層的人力車夫，說話也不帶髒字眼的。說髒話的，都是壞人。這是一種積澱的教養，而這份教養與文憑沒有必然聯繫。我小時候回鄉下老家，長輩之間、同輩之間以及上下輩之間，都那麼客客氣氣，互相謙讓。我不敢說他們都沒說過髒話，但至少在公眾場合（現在叫“社交場合”），彼此都是很文明的——他們叫“講禮”。
不隻是語言學家，還有許多有識之士已經指出，這些粗鄙語言因網絡而日常化，表明了一種優雅文明正在面臨挑戰。我同意這個判斷。這不是保守。語言“約定俗成”的規律並不表明粗鄙詞彙的流行都是語言發展的必然；一個民族優美得體的語言還是應該以文明為內核。而現在，所謂“詩書之國”“禮儀之邦”的百姓甚至文人，都以語言粗鄙為正常，這絕不是正常的。復旦大學中文繫嚴峰教授說：“今天，好像你要做好人，也得帶髒字，因為髒字眼好像代表你是一個性情中人。反而說話像我們以前這麼文雅的，感覺有點假，人家就覺得你做作，可能是偽君子。”我認為，這種“正常”恰恰是可怕的。
還有一種情況，倒不是出於“個性”而是因為無知。本文開篇所說就是一例。這裡再舉一個例子，我不止一次聽我身邊的一些女孩說“哇塞”。心裡真的不舒服，因為這詞的本意非常不雅。當然，我也知道說這個詞的女孩大多不知道這個詞的本義，隻是將這兩個字當作表示驚嘆的詞罷了。但是，說的女孩不知道，不等於聽的人也不知道。如果她們後來知道了這個詞的本義，該多麼臉紅啊！
五彩繽紛的語言泡沫淹沒了我們的莊嚴的思想與純真的情感。我們在輕松搞笑的調侃中，失去了某些應該有的神聖與敬畏。干脆說，我們賴以娛樂的網絡正在毀滅我們本來追求的美好。正如尼爾?波茲曼在《娛樂至死》一書中說：“奧威爾害怕的是那些強行禁書的人，赫胥黎擔心的是失去任何禁書的理由，因為再也沒有人願意讀書；奧威爾害怕的是那些剝奪我們信息的人，赫胥黎擔心的是人們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變得被動和自私；奧威爾害怕的是真理被隱瞞，赫胥黎擔心的是真理被淹沒在無聊煩瑣的世事中；奧威爾害怕的是我們的文化成為受制文化，赫胥黎擔心的是我們的文化成為充滿感官刺激、欲望和無規則遊戲的庸俗文化。正如赫胥黎在《重訪美麗新世界》裡提到的，那些隨時準備反抗獨裁的自由意志論者和唯理論者‘完全忽視了人們對於娛樂的無盡欲望’。在《一九八四年》中，人們受制於痛苦，而在《美麗新世界》中，人們由於享樂失去了自由。簡而言之，奧威爾擔心我們憎恨的東西會毀掉我們，而赫胥黎擔心的是，我們將毀於我們熱愛的東西。”尼爾?波茲曼20多年前寫的這段話，當然不是針對今天網絡粗鄙語言的，但我讀著卻很自然地想到了中國的今天，古老而典雅的漢語正在被“牛逼”與“屌絲”追殺得無路可逃，瀕臨絕境。——也許我言重了，但沉重的現實讓我無法不悲觀。
有朋友說：“官方語言無權替代更無權逼迫強奸民間語言。”甚至還有朋友說：“如果動用文化權力壓制民間語言包括網絡流行語的傳播，這不但有悖民主自由的理念，而且是赤裸裸的文化專制。”我不同意這種說法。第一，我批評的隻是粗鄙的語言形式，而非具體詞彙所表達的內容。雖然語言形式總是和一定的內容相聯繫，但畢竟不直接絕對等同於語言內容。同一個意思，所能選擇的詞並非唯一。我的意思是，在表達某種思想情感的時候，最好避開不雅詞彙。第二，不能把民間語言與粗鄙語言畫等號。民間語言其實並不全是鄙陋不堪的，正如所謂“官方語言”未必都純潔高雅一樣。第三，對網絡語言的流行我不一概反對，諸如“顏值”“點贊”“高大上”“你懂的”“也是醉了”“嚇死寶寶了”等等，或簡潔或幽默或含蓄，豐富了語言表達，不也挺好嗎？完全可以廣泛使用。
還想強調的是，我這裡隻說的是語言形式，不涉及言者要表達的思想感情。當然，二者顯然不能截然絕對分開，如果要仔細從學術上去探討，這篇文章將沒完沒了，我隻是大體這麼說說。如果把粗鄙語言等同於民間語言，把高雅語言等同於官方語言，隻要粗鄙的語言便是“民間”的，隻要高雅的語言便是“官方”的，進而上升到“民主”與“專制”的“政治高度”，這是不是典型的“上綱上線”或“站隊思維”呢？
當然，語言的流行與淘汰是一個很大的話題而且很學術，我不可能在這篇幅有限的短文裡深入探討；我也沒那個使命更沒那個能力“扭轉乾坤”，讓這些粗鄙語言一夜之間在生活中消失。
其實，“粗鄙”這個概念也是含混不清的，誰能界定什麼是“粗鄙”？的確要警惕強權以“純潔語言”為由實施語言專制。但我這篇文章所說的“粗鄙語言”特指赤裸裸直指男女生殖器的不雅詞彙，這些詞彙在公共場合日常生活中廣泛運用，我還是認為不妥。當然，如果這些赤裸裸的不雅詞彙在私人場合彼此開玩笑說說，也無傷大雅，因為這並不妨礙任何人，更不會產生任何社會不良影響。然而在正式的媒體上，在課堂上，在公共場合，我覺得還是不說為好。
我反對粗鄙語言在公共場合流行，也隻是我個人的觀點，沒有半點文化權力在手的我，即使想“壓制”誰也無計可施。但是，我是教師，而且是語文教師。我覺得我能做到的是：第一，我不說這些詞；第二，讓我的學生也不說這些詞。請別給我說什麼“社會環境就這樣，學校和教師潔身自好有什麼用”，守住我們的課堂與校園，如士兵保衛城堡一樣，自然而神聖。理由我不用多說，對於教育而言，沒有教師的優雅，就沒有學生的優雅，而沒有學生的優雅，就沒有未來中國的優雅。更不用“論證”為什麼社會生活中的一些話教師就是不能說！——對於一個學校來說，教師不說髒話，還需要論證嗎？
2016年2月2日

《我為郎平叫好，也為傅園慧喝彩》P018
前天上午，我乘坐大巴從千島湖前往杭州，心裡卻惦記著裡約的女排決賽。無法看電視，我便用手機分別跟我的學生和高中同學聊微信，讓他們給我“現場播報”比賽情況。我一邊看手機微信上的比分，一邊給全車的人“轉播”：22∶21、22∶22、23∶22……每一個比分都牽動著大家的心。當比分打到23∶23時，大家一起喊：“女排雄起！”“女排加油！”好像我們不是在大巴上，而是在裡約奧運會的決賽現場。最後，當中國女排以25∶23贏得勝利時，車廂裡一片歡呼！
我相信，在那一刻，整個中國都在沸騰。我感覺又回到了80年代。對我來說，以郎平為代表的中國女排就是我青春的記憶，這記憶有1981年我在大學校園的學生宿舍樓下，第一次通過小小的黑白電視看到中國女排首次獲得世界冠軍；也有幾年後我在中學教室裡，和學生一起圍著講臺上尺寸稍大一些的黑白電視，見證中國女排的第五次奪冠。30多年來，很少有人像郎平那樣成為能夠同時讓幾代中國人激動、振奮和心血澎湃的偶像。前天，“郎平”二字毫無疑問成為幾乎所有中國人嘴裡出現頻率最高的名字。套用一句時尚的話來說，她是真正的“國民女神”。
遙想當年，郎平和她的戰友們第一次站在世界冠軍領獎臺上時，一個民族剛剛從“文革”的廢墟上站起來，一個國家剛剛拉開改革開放的大幕。“十年浩劫”讓許多人理想破滅，精神迷茫——《中國青年》雜志關於“潘曉來信”的討論——“人生的路為什麼越走越窄？”就是一個典型的標志。那時候，中國需要精神支柱，需要民族凝聚力，需要國家尊嚴感，於是“中國女排”應運而生。應該說，那時候各行各業都學“女排精神”，雖然有官方的宣傳意圖和效應，但不可否認，對絕大多數中國人來說，“學習女排，振興中華”是發自內心的真誠願望。畢竟一個傷痕累累的民族太希望崛起了。
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中國在國際體育比賽中高歌猛進：從奧運會上“零的突破”到各項賽事“捷報頻傳”，最後成為“金牌大國”——當然也有我們至今想起來就很痛心的一些“不爭氣”的項目。與此同時，中國漸漸發展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此背景下，“女排精神”漸漸淡出了人們的視野，當然這裡面也有中國女排本身一度低谷的因素，但主要原因還是人們越來越淡定從容地面對“金牌”，越來越專注於體育本身而不是體育以外的“民族精神”——換句話說，我們不再動輒就把奪得金牌與“為國爭光”捆綁在一起，不再簡單地把體育比賽的勝利和“民族振興”甚至“實現中國夢”畫等號。我認為，這不但是時代的進步，也是一個民族的成熟。
當然，前天女排奪冠表面上似乎又重現了35年前女排首奪冠軍的情景。畢竟中國女排好多年沒有這麼揚威世界、揚眉吐氣了，這讓許多人找回了“當年的感覺”。而且，和以往相比本屆奧運會中國隊奪金的亮點不多，現在中國女排一路過關斬將，一下便“擊中”了億萬中國人的興奮點。於是，“萬眾一心”“熱血沸騰”“中國必勝”“祖國萬歲”……這些熟悉的短語不但又出現在媒體上，也情不自禁地出現在許多國人（比如我）的心裡；一個久違的概念被喚醒了：“女排精神”。
我至今不否認“女排精神”曾經起到過的積極作用，我也曾經為“女排精神”而激動過。但是，以今天的眼光看，所謂“女排精神”從來就沒有特定的內涵。我剛纔百度了一下，得知“女排精神”的內涵是：“無私奉獻精神，團結協作精神，艱苦創業精神，自強不息精神。”這個解釋正好印證了我剛纔所說的——所謂“女排精神”並沒有特定的內涵。“無私奉獻”“團結協作”“艱苦創業”“自強不息”這四條並不是體育本身所特有的品質，它適用於各行各業的先進模範人物（單位）。我進而再想到，幾十年來，我們盛產了許多“精神”：“抗洪救災精神”“抗震精神”，甚至還有“抗非典精神”。總之，一次災難就會誕生一種“精神”，而這些“精神”大多由相同或相似的詞語概括，放之四海而皆準。我不否認精神的力量，所謂“人是要有一種精神的”；女排姑娘的勝利當然也和她們為國爭光、刻苦訓練、立志奪冠、頑強拼搏、不屈不撓等精神分不開，但是難道前幾年女排處於低谷的時候，隊員們就不願意“為國爭光”嗎？難道她們就沒有“刻苦訓練”嗎？所以僅僅有“精神”是靠不住的，還要有專業的素質與技能。郎平也說：“不要因為我們贏了一場就談女排精神，也要看到我們努力的過程。女排精神一直在，單靠精神不能贏球，還必須技術過硬。”
聽聽，這話說得多好，多實在！的確，沒有過硬的技術，什麼“精神”都沒用！郎平本人從中國的一名優秀運動員到世界級的教練，絕不僅僅是因為有“愛國”“敬業”“奉獻”等精神，而更有“精神”之外的品質：作為運動員，她具有高度精湛、真正“過硬”的排球技術，還具有排球運動所需要的一流的肌肉力量、速度、耐力、靈活性、柔韌性、彈跳力、調整力、心理承受能力等等；作為教練，她注重對體制的突破與創新，對新人的發現與培養，具有出眾的管理能力、開闊的國際視野……她因此被認為是“中國最早具有獨立意識的職業體育人”。而這一切，都與人們通常所謂的“女排精神”沒有什麼直接關繫。
因此，“不要因為我們贏了一場就談女排精神”，郎平這話值得熱血沸騰的我們冷靜咀嚼。更不可因為一場女排的勝利，又將中國女排的精神力量無限撥高，再次上升到“國家強盛”“民族復興”的高度。是的，當女排姑娘站在領獎臺上含淚高唱國歌的時候，我們也油然產生一種民族自豪感，因而同樣熱淚盈眶，這是非常自然的情感；但如果因而再次把每一塊金牌和“祖國榮辱”捆綁在一起，那便遠離了體育。就在女排奪冠的前夜，林丹輸了，無緣獎牌，但國人輿論依然把他視為英雄，沒有人責怪林丹“為祖國丟臉”。這就是中國的進步。
我在微信上用“偉大”來評價郎平，我覺得並不過分。包括對中國女排的姑娘們，我也願意真誠地把贊美獻給她們。但是我注意到，有些文章在歌頌郎平和女排姑娘時，或含蓄或公開點名地貶低傅園慧們。比如我就看到一篇文章，批評“個別運動員對於勝負過於無所謂的態度”，還直接以中國女排為對比，說中國女排的姑娘們“雖然沒有傅園慧那樣的‘洪荒女’段子手”雲雲。在這些作者眼裡，隻有郎平纔是“滿滿的正能量”（其實，這個短語在我看來簡直俗不可耐），而傅園慧們自然就是“負能量”了。我毫不掩飾我對這思維”的極度反感。請問，允不允許每個運動員有自己的個性？允不允許每個運動員有自己的想法？允不允許每個運動員有自己的語言？允不允許每個運動員有自己的表情？非要中國再回到千人一面萬人一語的時代嗎？我承認，從比賽名次上說，中國女排的金牌和傅園慧的銅牌的確“不是一個檔次”，但頑強拼搏、努力發揮出自己最好的水平、從容面對勝敗、讓體育回到體育本身……無論中國女排還是傅園慧不都是這樣的嗎？20歲的傅園慧不是56歲的郎平，如果讓她說出擁有豐富人生閱歷的郎平纔能夠說出的話，那不是很滑稽嗎？就像如果讓郎平說出類似“洪荒之力”的話也會讓人感到滑稽一樣。
我為郎平喝彩，也為傅園慧叫好。郎平讓世界看到了中國人的堅毅、超越、氣勢如虹、橫掃千軍……傅園慧讓世界看到了中國人的樂觀、從容、妙趣橫生、陽光活潑……都在“為國爭光”啊！沒必要以“這個”去貶低否定“那個”。中國，需要這樣的千姿百態；中國體壇，需要這樣的五彩繽紛。
這纔是完整的中國，這纔是健全的中國人。
2016年8月23日

這本小冊子彙集了我近兩年來關於社會評論、教育思考的一些文字。有的篇章還引起過不小的反響或爭議。
曾經有人好心地勸我：“你就是一個教師，多談談教育，不要去踫社會問題，容易惹火燒身，何苦呢？”我總是這樣回答：“我是教師，所以我同時是一名知識分子，更是一個公民。何況在一個真正的教師眼中，天下所有的事都是‘教育’！”現在我依然這麼認為。所以我評論“刺死辱母案”（《我該如何給學生講於歡？》），譴責屯留縣紀委對幾名自費喫飯教師的荒唐“處分”（《誰給誰“抹了黑”？》），批評各種類似“創衛”活動對教育的嚴重干擾（《請饒了教育吧！》）……我這樣做，無非是承擔一個公民應有的社會責任，也是對學生對好的公民的教育示範。
至於談論教育話題，更是我的“分內事”了。長期以來，包括教師在內的不少人習慣於關閉自己的大腦，迷信書本，迷信領導，迷信權威，從不獨立思考，而且還視獨立思考為“危險”，叫學生“不要亂說亂寫”。這樣的教師，企盼他培養一代公民，不但緣木求魚，而且南轅北轍。其實，我的許多思考並不“深刻”，說的都是常識。我們有太多的“前沿觀點”“新潮理念”，而常識卻被遮蔽了。因此，我一旦談本來眾所周知卻幾乎人人遺忘的常識時，便顯得“獨特”而“深刻”了。其實不然。比如《最好的學校要招最好的學生？》《“人”是高於一切的目的》《動輒標榜“教育創新”，至少是一種無知》《教育不是拿給別人欣賞的》《急功近利是教育的天敵》等等，說的都是前人已經說過的常識，隻是這些常識現在被淹沒了。因此，我最近幾年不斷言說的主題，就是讓教育回到起點，遵循常識。
思考必然也應該伴隨著爭議，甚至可以說，沒有觀點的踫撞就沒有思想的誕生。這也是常識。雖然我們的祖先早就講過“君子和而不同”，但其實中國思想史總體上看還是黨同伐異的時候多，盡管也有過“百家爭鳴”的時代。人們往往容易把觀點不同往人際關繫上扯，甚至一言不合便互相謾罵，而且吵著吵著便離開了觀點而直奔對方的道德人品。於是一旦遇上爭論，君子大多變成了小人。這是中國當代一直沒有學術繁榮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一直認為，做人和為學在“道”的層面是相通的，都需要“真”（誠摯和嚴謹）；但在“術”的層面，二者還是有不同的呈現方式的，那就是為人處世以“曲”為善——溫文爾雅、溫柔敦厚、彬彬有禮、婉約和善，研究學問以“直”為美——觀點鮮明、開門見山、單刀直入、一針見血。這樣且行且思且寫且爭（爭論），幾年下來，我除了因為觀點不同被一些人諷刺挖苦攻擊謾罵之外，也交了不少真正的朋友。比如，我曾因爭論而結識了三位君子。
拙文《請稱校長為“老師”》提出一個觀點：校園平等，從稱呼做起。因此我建議（在我的學校也的確是這樣做的）無論校長還是主任，一律稱“老師”。文章發表後，重慶一位叫楊德發的老師立即撰文和我商榷，他問：“現在有多少老師敢叫校長為‘老師’？”又說，現在不少校長根本就沒上課，已經不是“老師”了，憑什麼還要被稱作“老師”？於是我又寫了《民主校長，請從小事做起》，予以真誠嚴肅的回應。這麼一來二去，我們越“吵”越親熱，各自的思想也越來越豐富、全面而完整——本來我倆就是從不同的側面談同一個問題的。再後來，2016年8月，我去重慶講學，楊老師特意來聽我的講座，結束後又陪我喫飯，席間我倆暢談甚歡。有一個細節讓我感動：正是重慶“火爐”的季節，可楊老師為了表示對我的尊重，特意西裝革履，盡管汗流不止，他卻依然保持君子風度。
《最好的學校要招最好的學生？》在《中國教育報》發表後，反響強烈。贊成者如著名學者石中英先生說我提了一個“李鎮西之問”；反對者則譏諷“李鎮西太扯了”。不久，《中國教育報》發表《假如最“好”學校招最“差”學生》一文提出不同的觀點和我商榷，作者為廈門大學附屬實驗中學校長姚躍林。說實話，我當時感覺姚校長和我說的“對不上號”，所以沒回應，但我對姚校長行文的嚴肅認真心升敬意。幾個月後，我讀了姚校長的另一篇文章《給班主任減負比加薪更現實》，談的是校長如何減輕班主任的無效勞動。當時我很感動，感到這是一位有人情味的校長。於是寫了一篇文章回應，對他的文章表示認同和贊許。再後來，我偶然讀到姚校長的大作《讓教育帶著溫度落地》，被他富有溫度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實踐深深打動，忍不住寫了一篇書評《“人要生活在‘人’當中”》，發表在《中國教育報》，而當時我和姚躍林校長還素不相識，但因為“商榷”，我倆後來在微信上成了很好的朋友。
《我該如何給學生講於歡？》在我的微信公眾號“鎮西茶館”推出後，閱讀量達三百萬。此文在引起廣泛點贊的同時，也引起不少爭議。有朋友轉給我一篇批評我的文章，題目是《不能繼續宣揚“以暴制暴”的歷史邏輯》，作者是陝西師大附中的楊林柯老師。在這篇文章中，他寫道：“李鎮西先生認為於歡不僅殺人無罪，而且應該成為英雄，他捍衛的是孝道，保護的是母親，面對這種羞辱母親尊嚴的惡劣行為，揮刀指向那些惡人沒有什麼罪過，恰恰是值得表彰的英雄行為。但這個邏輯依然是‘水滸化’的了，沒有走出‘以暴制暴’的惡性循環。用這樣的歷史邏輯思考現實問題，指導普通教師對學生言說‘辱母殺人案’，我認為是危險的。”他還對我“自詡‘法盲’”感到憂慮。
楊老師我不認識，不過“楊林柯”這個名字我眼熟，時不時讀到他富有見地的文字，但這篇文章我實在難以苟同。也許是站的角度不同，也許是他沒細讀我的文章，總之，他說我在宣揚“以暴制暴”是嚴重誤解了我。不過我能理解他的思路，其實他的憂慮也是我在教育中所盡量避免的，而且楊老師行文嚴肅卻態度溫和，文風很正，字裡行間洋溢著君子風範。於是我主動把他的文章轉發到我的微信朋友圈裡以讓更多人看到。我的按語是：“我雖然不同意本文觀點，但我看作者態度是嚴肅的，沒有惡意。我歡迎不同觀點。隻是有一點，我沒有自詡‘法盲’，我已經被刪的那篇文章中有一句‘恕我“法盲”……’，特意加了引號，是有特定含義的。其他不解釋了，任人評說吧！”我還在他的文章後面留言，感謝他的直言，並解釋：“我這幾天特別忙，沒有時間寫應對的文章了。有機會再向您請教，好嗎？問好！”他很快作出回應：“我沒見過李老師，但讀過您許多文章，也很受教，許多文章觀點我是贊同的，理性、客觀、溫和，顯示出長者風度，引導基層教師進步。但這一篇我與您觀點不同，不是有意求異，而是發自內心地擔心，這個世界，需要更多理性清明的公民。文中有些引述不當，是因為寫這篇文章時已經看不到李老師的文章了，如記憶或理解錯誤，也請李老師多包涵，畢竟，人和人之間信息不對稱是永恆存在的事實，誤解也是世界的真實。問好！”其實，我估計在這個問題上我倆最終都沒說服對方——至少他沒說服我，但這不妨礙我們尊重對方。我想，求同存異固然好，有時候不求同隻存異也無妨。對我來說，這一“踫撞”的收獲是，我和楊林柯老師成了好朋友。現在我們每天都在微信上見面。
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說話很直率，包括我的文字，但我對向我提出不同觀點的人向來尊重。如果對方說得對，我就接受，並致以謝意——哪怕對方語言不那麼中聽。舉一個例子，曾有一位特級教師說我在文中自稱“公共符號”不妥，我當即公開承認我說錯了，並向他表示感謝。如果對方是對我觀點的誤解，我就當作是對自己的提醒，以後避免那種錯誤的觀點，我同樣表示感謝；如果對方確實不懷好意，陰陽怪氣，諷刺挖苦，那我不理他就算了。我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哪有精力和他吵架？套用一句網絡用語：“理他算輸！”我不能把自己降低到和他一樣的人格境界。
曾經有一句話被當作法國思想家伏爾泰的名言廣為流傳，後來有學者考證出這話並非伏爾泰所說，而是《伏爾泰之友》的作者霍爾說的，但這句話本身是不錯的：“我不同意你的說法，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我想，這就是君子風度，也是學者的氣度。真希望思想爭鳴能夠成為君子之交的標志，不同觀點的踫撞能夠成為真正好朋友之間的交往常態。我願意從自己做起。
李鎮西
2017年4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