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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學生綜合素質評價方案起草者之一，柳夕浪先生花費數年心力，潛心調研、思考的嘔心之作，更是國內該領域專業、及時、可操作的良心之作。
書中引用大量生動的案例，糅合政策與實踐，兼顧理想與現實，融合方法與原則，全面解讀學生綜合素質評價，為教育行政部門、學校、家長和學生樹立了標杆和燈塔，為他們在黑暗中指明了一條道路。

編輯推薦篇章：
P14 促進從“招分”到“招生”的轉變
P82 撰寫自我陳述報告
P137 構建過程性評價機制

學生綜合素質評價制度作為人纔培養模式改革的重要內容、人纔選撥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新一輪深化考試招生制度改革的重要舉措和主要亮點，正在引起越來越多的關注。
本書作者站在文件研制者的角度，結合豐富生動的案例，從“為何評”“評什麼”“怎麼評”對這一制度進行了深度解讀，明確回答了“學生應該怎麼辦”“教師應該怎麼辦”“學校應該怎麼辦”“教育行政部門應該怎麼辦”等問題。
對於教師、家長甚至學生本人，全面精準地理解學生綜合素質評價制度，並將其創造性地融入我們的工作和學習之中，培養“整體的、活生生的人”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

柳夕浪，1959年生，江蘇海安人，現任教育部基礎教育課程教材專家工作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在基層從事教學、教研工作及教育教學業務管理30餘年，試圖以研究的態度對待日常工作，將教育教學實際問題提升到專業討論的層次，進行專題研究。偶有所獲便寫下來，與同仁分享，不亦樂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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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夕浪先生關於學生綜合素質評價的分析和探索，揉合政策與實踐，兼顧理想與現實，融合方法與原則，是這一領域中具有開拓性的研究成果，值得教育工作者一起關注和探究。
——謝維和（著名教育社會學家，原清華大學副校長）
本書是柳夕浪先生作為《關於加強和改進普通高中學生綜合素質評價的意見》的制定者之一，結合教育改革的宏觀背景作出的全面翔實的解讀。要使教育從唯分數、唯選撥轉向面向活生生的、有個性的人，轉向關注培養學生真正的核心素養，亟需教育政策制定者、學校、教師、家長，包括學生本人共同就綜合素質評價展開理論和實踐層面的交流、對話。
——李希貴（北京十一學校校長）
關於如何正確地實施學生綜合素質評價，並將其作為考試招生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仍在探索之中。作為高考改革綜合素質評價方案的研制者之一，柳夕浪先生將其在實踐基礎上的研究成果進行了細致地梳理，讓我們日後的實踐有了專業的指引和參照。
——竇桂梅（清華大學附屬小學校長）
可以說，這是國內該領域專業、及時的良心之作，也是未來無法撼動的綜合素質評價的扛鼎之作。它為行政部門、學校、家長和學生樹立了標杆和燈塔，為他們在黑暗中指明了一條路。
——王開東（全國知名語文教師，蘇州首屆教育領軍人纔）

上篇 怎麼看？
第一章 為何評？ 3
一 未來社會的通行證 / 4
二 素質教育評價機制的缺失 / 11
三 促進從“招分”到“招生”的轉變 / 14
第二章 評什麼？ 21
一 分析與整合 / 22
二 內化與外顯 / 25
三 標準與選擇 / 30
第三章 怎麼評？ 37
一 基於證據 / 38
二 寫實性評價 / 45
三 “誰使用誰評價” / 50
四 分類評價 / 52
下篇 怎麼辦？
第四章 學生怎麼辦？ 59
一 選擇適合自己的課業與活動 / 59
二 做好關於成長過程的寫實記錄 / 72
三 整理、遴選、公示和歸檔 / 81
四 撰寫自我陳述報告 / 82
第五章 教師怎麼辦？ 89
一 解讀學生成長過程 / 90
二 規劃並實施班級活動 / 105
三 促進學生的自我評價 / 112
四 撰寫學生的綜合評語 / 117
第六章 學校怎麼辦？ 126
一 建立學生成長指導制度 / 126
二 構建過程性評價機制 / 137
三 健全學校內部監督管理體繫 / 144
四 健全學生自治組織 / 149
第七章 教育行政部門怎麼辦？ 159
一 關於綜合素質評價制度框架的設計論證 / 159
二 研究提出綜合素質檔案格式基本要求 / 164
三 建立評價工作管理平臺 / 167
四 建立健全監督制度 / 167
五 建立教師專業發展的支持繫統 / 173
附 錄 178
教育部關於加強和改進普通高中學生綜合素質評價的意見 / 178
加強和改進普通高中學生綜合素質評價 / 182
高校招生錄取中的綜合評價 / 186
參考文獻 196

促進從“招分”到“招生”的轉變
分數面前人人平等嗎？
中小學素質教育沒有建立起自己的評價機制，這與長期以來高校招生以分取人有直接關繫。盡管自2007年以來，“普通高中和高等教育的招生規模幾乎達到了一個同步階段”，一種同步並行的規模和程度，高校錄取率已從1977年的5%左右，提高到2014年的75%[11]，但高校辦學水平不平衡，辦學特色也不顯著，學生和家長還是迫切需要解決眼前上什麼樣的大學的問題。如果高校招生特別是重點大學招生隻是以分取人，那麼，中小學素質教育免不了“掛羊頭，賣狗肉”，許多人其實是在“用腳投票”。
中國人自古都是“不患寡而患不均”。自唐宋以來，科舉考試之所以長盛不衰，關鍵在於其通過考試選撥人纔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社會公正，使許多寒門子弟也能由此進入官僚社會，而官僚退出仕途後很容易在兩三代後降為平民。據統計，宋代一半以上的進士，其前三代沒有人做過官；明清兩朝，有近一半的中舉者祖上三代是純粹的布衣。中國社會很少看到其他文明社會中存在的數百年乃至數十代綿延不絕的貴族世家。1977年恢復統一高考，一夜之間改變了千百萬人的命運，至今許多普通老百姓仍然捍衛高考這塊考試“綠洲”，正是因為它提供了一個人人都能平等參與考試競爭的制度環境。公平是社會穩定和進步的基石，新一輪考試招生制度改革的主題便是“推進公平，科學選纔”。然而，統一高考制度實施至今，我們需要認真加以檢討的不是要不要公平，而是如何更好地推進公平。
首先是區域、城鄉入學機會存在的差異。近年來，社會的一個突出問題就是中西部地區和農村學生上重點高校（包括“985工程”和“211工程”高校、省屬重點高校等本科一批招生高校）的比例仍然偏低。以北京大學為例，2013年，農村新生比例為14.2%，而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這一比例是30%左右。這其中有多方面的原因，特別是隨著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區域差距在擴大，優質教育資源向城市和東部地區聚集，部分地區學生，尤其是家庭經濟困難的學生，在升學競爭中就處於不利地位，他們的考試分數相對較低，可能並不是因為他們自身努力的程度不夠，而是因為一直沒有機會享受到良好的學校教育。大學招生如果隻根據分數多少來錄取，那麼對這些學生來講，就可能不公平。好在目前國家正推進教育均衡，促進資源合理配置，同時實施支援中西部地區招生協助計劃，在東部地區高校設置專門面向中西部地區、農村地區的招生名額。
其次是不同智能的差異。我們生來就是不一樣的，或受制於生理或心理上的遺傳因素，或受制於群體的習俗和傳統，每個人的健康、體力、心智和性格等千差萬別。僅就智能而言，有的人長於語言，有的人長於數理邏輯，有的人長於空間想像，有的人長於人際交往，等等。統一高考讓不同的學生做同樣的試卷，等於用一把尺子衡量所有的人，如果這把尺子側重於語言潛能的考查，則有著語言纔能的學生會在考試中占據優勢，而對於長於數理邏輯的學生而言，其潛能可能就沒有機會顯現出來，這對他們來說就是不公平的。每年高考因不同學科試卷難度不同，造成有些考生顯露出了潛質，而另一些考生沒有充分發揮出自己的潛能。目前在許多省的高考模式中，學生隻有兩種選擇：要麼選擇政史地，要麼選擇物化生，這對文理兼修的學生來說就不適合。公平的做法是盡量多幾把尺子衡量人，讓每個人都能找到適合自己的那把尺子，都有機會充分展示自己的纔智，充分發揮自己的潛能。
最後，更為重要的是人的素質中那些非認知的，特別是道德、情感、價值、態度層面的東西，那些是統一的紙筆測驗所不足以衡量的。可能“學生真正需要學習的知識，無法用任何清晰的標準呈現”[12]。在思想政治考試中得高分，並不能說明其思想政治素質就高；在物理考試中得高分，並不能說明其實際的科學精神如何，更不能全面反映其科學素養。分數是重要的，但是，單一的分數不足以反映一個人發展的整體狀況，不足以反映一個人的綜合素質。從人纔選撥的角度講，僅看分數，很可能把那些分數不太理想，但知行合一、其他各方面的綜合素質較高的學生擋在大學門外，這樣的招生可能既不科學，也不公平。
正確把握分數的意義
其實，無論多高的考試分數，都隻能反映出人的素質的某些方面，不能代表一切，更不能與活生生的人畫等號。因此對分數不能過分誇大，對也不值得花那麼大的精力，動員那麼多的人力去炒作。同時，分數是抽像的，要真正把握某一特定分數的內涵，必須結合該分數獲得者特定的家庭、學校條件，及其所處的成長環境來分析。在優質教育資源條件下獲得的60分，與在教育資源相對貧乏的條件下獲得的60分，二者含金量不同，不能同等對待。分數隻是一個結果，我們需要結合學生為獲得該分數所經歷的學習過程，纔能準確解讀這一分數的意義、價值。可能有的學生平時成績一般，高考卻得了高分，多少有些意外；而一些學生平時成績就不錯，這次考試得了高分，順理成章；還有的學生平時成績不錯，高考卻得分不高，甚至有較大落差，這些都需要結合學生的具體情況加以分析，需要招生院校從單純以分取人的偏執中走出來，走向更為合理的分類考試、綜合評錄取的人纔選撥新模式。而學生綜合素質評價正是其中的關鍵性制度設計，它將促使招生錄取從“隻看冷冰冰的分”，到“關注活生生的人”。
在人纔選撥問題上，促進教育公平、科學選纔，必須對以考試分數為唯一錄取依據的招生模式進行變革。這一點已經被世界上不少國家和地區的改革實踐所證實，中國的一些大學在近年來的自主招生實踐中也對此進行了許多有益的嘗試。當然，由此可能帶來另一個問題——弄虛作假、誠信危機、招生腐敗等。我們面臨著兩難抉擇。改革是有一定風險的，可能會走彎路，但不改革，不隻是基礎教育，高等教育也是沒有出路的。時代已經把我們這一代人推到風口浪尖上，我們沒有退路。
案例
美國大學招生中的綜合素質評價
20世紀以前的美國大學招生毫無章法和規矩可言，入學標準隻有一個：錢。那時的大學，隻面向權貴和有錢人的子弟開放，窮人家的孩子是沒有能力接受大學教育的。哈佛、耶魯和普林斯頓等殖民地時期建立的大學在建校初期的主要任務是培養牧師。因此大學錄取學生的學業標準是能夠閱讀古典拉丁語，畢業要求是學生能用拉丁語闡釋《舊約全書》和《新約全書》。此後大約200 年裡，也就是從 17 世紀中期到 19 世紀中期，美國大學的任務主要集中在教學上，授課內容則包括修辭學、語法、數學和古典語言等。顯然，這些課程都是面向有錢人的。窮人家的孩子連溫飽尚且解決不了，哪裡還談得上運用拉丁語去闡釋經典呢？
然而，伴隨著美國大學的辦學任務逐步由教學科研向社會服務的演化，特別是新工業革命的飛速發展創造出了無數就業崗位，隻有接受過高等教育的精英纔能承擔，而權貴和有錢人的生育速度和能力遠遠無法滿足這樣的需求，必須要吸收新的社會階層進入大學，促使大學向社會底層開放。有錢沒錢容易區別，對於那些沒錢的學生，該如何區分誰可以進入大學而誰不行呢？考試制度由此而生——大學通過入學考試成績來錄取學生。
隨著考試制度的推進，新的問題出現了。那些家庭經濟條件優越的學生，可以憑借著從一出生就享有的優質教育資源從而在考試中遙遙領先。單純依賴考試成績入學會形成新的等級制和世襲階層，從而引發社會動蕩。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風起雲湧的民權運動，使大學招生的公平公正成為一個全社會廣泛關注的問題。
為了應對和緩解日益嚴重的社會壓力，美國大學纔設計出一套全新的招生錄取辦法，不完全依賴考試成績，還要參考成績之外的其他素質，特別是關注申請學生的家庭背景和接受基礎教育的環境和條件，尋找社會弱勢群體的潛在優勢。這就是綜合素質評價的由來。隻有通過這一方式，大學纔能把那些由於出身條件限制而無法在考試中取得優異成績但其自身又的確非常優秀的學生錄取進大學校園。
真正迫使美國頂尖大學建立招生綜合評價體繫的重要社會因素是美國歷史上的“反移民運動”和解決所謂“猶太人入侵”問題。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大批東歐的猶太人如潮水般湧入美國境內。由於猶太人歷來重視教育，他們在考試中往往遙遙領先。如果單純依賴考試成績作為大學錄取的唯一依據，就會導致校園內的猶太人數量過多，其他族裔的人相應減少，特別是擠占了傳統的白種盎格魯?撒克遜人（WASP）的入學資格。
在這種情況下，哈佛、耶魯和普林斯頓等頂尖大學開始放棄以客觀考試成績為招生錄取標準的傳統，而代之以一種以主觀評價“個性和品行”——這些“個性和品行”被認為是猶太人所缺乏但幾乎所有高層次的新教徒都具有的品質——為標準的錄取辦法，同時保留了在錄取未通過考試的學生時所需要的自由裁量權，從而有效地抵御了所謂“希伯來人入侵”。
事實上，在最近的一百多年的歷史中，美國大學的入學決定到底是如何作出的，這既是一個核心機密，同時也非常敏感。除了招生委員會的成員外，外人無從得知，大學也無需對社會作出解釋。當然，所有這些做法都掩蓋在非智力因素對人的成長成纔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等“高大上”的合法理由之下，也並非所有的頂尖大學都同時采用了這一體繫。實際上，美國最著名的公立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直到成立一百多年後的2001年纔開始實施目前的綜合評價錄取制度。這一時間點隻不過比中國大學開始自主選撥錄取改革的時間早了僅僅兩年而已。
時至今日，這套盛行於美國各頂尖大學的招生綜合評價繫統依然殘存著當初應對“猶太人入侵”的歷史印記，但隨著時代的發展，它憑借著當初設計者所植入其中的自由裁量權和模糊性——往往無法量化——賦予了美國頂尖大學充分的自由，讓它們能夠通過決定錄取或是拒絕學生的行動來更有效地回應外界環境的變化。更為重要的是，上述因素往往交織在一起，不會截然分開。在實際操作過程中，沒有哪一所大學的哪一個人會有意識地區分到底是哪一個因素對最終錄取產生決定性作用。
近年來，隨著我國越來越多的中學生申請美國大學，我們對美國大學招生的體制也有了更多的了解。但我們所看到往往隻是美國大學招收國際學生的情況。實際上，美國大學招收國際學生與招收本土學生的辦法和標準是不同的，正如中國大學招收留學生與招收國內學生的標準和辦法也不一樣。美國大學招收國際學生的根本目的是為了實現生源的多樣化。所以，越是表現出和美國本土學生不一致的中國學生，就越容易被錄取。如果一致了，它怎麼還會有興趣呢？本土學生的數量已經足夠了。
——摘自秦春華：《美國大學招生為何實行綜合素質評價》，中國青年報
2015年1月5日，第10版（略有修改）
評析
美國大學招生中的學生綜合素質評價與大學的發展歷程和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密切相關，從最初的隻面向貴族階層子女，到之後的單純依據考試成績錄取，以及再後來的綜合評價錄取，都有著明顯的實用目的和意圖，特別是從傳統的WASP的利益出發來調整錄取標準。美國人做事本來就很務實，務實到你可能想像不到的狹窄和偏執。100年前的綜合評價改革就是出於限制猶太人的入學率（哈佛大學本科生中，猶太人所占比例從1900年的7%，增加到1922年的21.5%[13]）的目的。這就是美國人的公平、正義。美國大學無論是辦學體制，還是辦學思想定位，都與中國大學不同，其具體招生辦法不能照搬。但其總是依據不斷變化的新情況，及時調整招生策略，真正為我所用，而不是死抱住某種固定不變的模式，這一點很值得我們借鋻。我國恢復統一高考已30多年，今天的形勢與改革開放之初相比已經發生了許多重大變化，我們必須立足實際，有針對性地設計綜合素質評價模式，有效突破素質教育的瓶頸。
小 結
未來社會的發展，特別是工作方式的轉型、職業流動性的增強，對人的綜合素質提出了更高要求。長期以來，中小學的“育分”與高校的“招分”，背離了素質教育的基本理念，嚴重制約著學生綜合素質的提升。對此，必須通過建立和完善學生綜合素質評價制度來有效破解這一難題。

對於綜合素質評價，我原本是個門外漢，卻因為參與教育部《關於加強和改進普通高中學生綜合素質評價的意見》[1]（2014年12月印發）的起草、研討和修改完善，迫使自己進行關於新世紀課程改革以來評價改革的調研和思考，收集、整理、分析了不少與學生綜合素質評價相關的案例，並指導有關學校開展相關實踐探索，在實踐中不斷加深對評價工作的理解。這本書便是我近年來學習、調研和思考的結果，也可以看作是我個人（不代表任何組織）對《意見》的解讀。
學生綜合素質評價制度不僅是人纔培養模式改革的重要內容，也是人纔選撥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新一輪深化考試招生制度改革的重要舉措和主要亮點，是破除“唯分數論”，促進從“招分”走向“招人”的關鍵性制度設計。
在我國，中小學生綜合素質評價制度自2002年開始實施，已經具備了一定的實踐基礎，各地區和學校以及廣大一線教師對此並不陌生。問題在於《意見》不隻是對已有經驗的總結和梳理，更重要的是對已有實踐的規範和完善，它對以往綜合素質評價的理念、思路、內容、程序、方式等方面都作了重大調整。認真學習、理解《意見》的精神實質，並結合自身的實際情況，富有創造性地加以實施，成為今後一段時期內廣大教育工作者（不隻是班主任，也包括其他任課教師和教職員工；不隻是中小學教師，還包括高校教師）的重要任務和職責。
綜合素質評價通過觀察、記錄、分析學生的成長過程，發現和培育學生的良好個性，它指向整體的、活生生的人，指向成長中的人，指向有著充分的發展潛能和充滿活力的人。我不知道教育領域中還有什麼比這更有挑戰性、更需要理智和熱情。這是一件“用力而緩慢穿透硬木板的工作，它同時需要激情和眼光”，需要在面臨重重阻力的情況下，在看似不可能的地方拓展可能性，是一種“可能的藝術”。作為《意見》的起草者之一，有責任從文件研制者的角度對其進行必要的解讀，然而倉促完稿後，回過頭來，重新掂量這個嚴肅的命題，感覺自己的激情和眼光都還遠遠不夠，姑且拋磚引玉。
書中所有引述皆已一一注明出處，在此一並表示感謝。同時感謝家人對我“知天命”之年“北漂”的支持，感謝教育部基礎教育二司的領導為我創造了極好的學習機會，也感謝華東師大出版社的同志為本書出版所付出的辛勤勞動。
柳夕浪
2015年8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