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夏書繫·教育新思考：推動自己，就是推動教育》入選 新京報2015年度好書書單！

《大夏書繫·教育新思考：推動自己，就是推動教育》是“一個自覺自願的改革者”對當下教育問題的反思與應對，對“立人的教育”的追求與踐行。
集教育情懷、生命尊嚴、思想跋涉、大道求索於一體，展現堅守生命教育、理想教育的艱難與快樂，推動大眾靈性覺醒，守望精神家園。
楊林柯老師的教育實踐被錢理群稱之為“決定中國教育命運的靜悄悄的革命”。的確，他一直在推動自己，同時也在推動教育。

《大夏書繫·教育新思考：推動自己，就是推動教育》收集了作者發表在博客（作者繫鳳凰網的精英博主）和各級報刊的部分教育隨筆，圍繞“讓教育回歸常識，推動自己就是推動教育”的核心理念進行思想跋涉，有對心靈的安慰，對人類的普世關懷，也有對大道的追索，旨在“共同營造揚善抑惡、寬容、寬松的教育環境”（錢理群語），讓教師站直腰杆，恢復為師的尊嚴。

楊林柯，祖籍陝西扶風，畢業於陝西師範大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農村教育培訓中心特聘教師，陝西師範大學文學院碩士生導師和論文評審專家，“陝西省經濟發展十年十人”教育影響力致敬人物，《中國教育報》2014年度推動讀書十大人物，兼任陝西省少兒文學院副院長。發表過多種作品，主編各類讀物40餘種。《教師博覽》簽約作者，《教師月刊》專欄作者，《教師月刊》2012“年度教師”。2012年初，因為一篇寫給學生家長的教育“萬言信”——《這樣執著，究竟為什麼？》，引起社會廣泛共鳴和全國範圍的教育大討論：我們需要什麼樣的教育？該信後被提交國家“兩會”，成為底層社會呼喚教育改革的洪聲。現任教於陝西師範大學附屬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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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楊老師的理解裡，“教育是一個生命對另一個生命的影響”，他的教育信念與追求是“震撼心靈，開啟智慧，健全人格。目的是要學生學會獨立思考、獨立判斷，進而達到獨立行動，成為一個心靈博大、精神堅強的人”。他的教育有一個基本貫穿線，就是“一切為學生的生命成長負責”，在我看來，這是“真正的教師”的最重要的標準與標志。
——錢理群

代序 共同營造良善寬容的教育環境（錢理群）
輯一 愛是一所學校
認識你自己
從“同性戀”到“愛情角”
愛是一所學校
感謝有您
難忘的一節課
尊重是教育的前提
學生為什麼會覺得語文課“沒意思”
愛與自由催生教育奇跡

輯二 思想的聲音
玄想陶淵明
走筆文人
麻將、像棋與挖坑
“成功”的價值追問
讀書是放大心靈半徑
且說“自宮做人”
當拍馬成為一種習慣

輯三 教育的尊嚴
我們為何懷念民國教育？
在真與美之間的拓荒與掙扎
別讓分數成為殺人利器
真正的教育需要教師的覺醒
軍訓與集體主義教育
教育要讓人“大”起來
像樹木一樣生長

輯四 救贖與突圍
拒絕惡性競爭
要不要“堅決執行”
我為何拒絕教案檢查？
給賽教潑點冷水
由教師自殺引發的思考
校園暴力為何頻發
救贖與突圍
不要成為新的壓迫者
請慎重對待“逆向思維”作文

輯五 柵欄後的碎語
“名”與泡沫
職稱亂彈
教育斷想錄

輯六 對話錄
對話懷特海
與陶行知先生的精神對話
讓學生了解西方文明的發動機
中美兩國教師跨洋交流
答《教師月刊》十問
守望教師的精神家園

附錄
附錄一：這樣執著，究竟為什麼？
附錄二：這是中國教育界的一場“靜悄悄的革命”
後記 推動自己，就是推動教育

《大夏書繫·教育新思考：推動自己，就是推動教育》：
救贖與突圍
出於幽谷，在懵懂中長大
我生在鄉下，是個地道的農家娃。小時候幾乎無書可讀，印像中讀過幾本從別人那裡借來的漫畫書，也沒有什麼課外輔導書，以至於讀字典，經常抄別人的數理化課外書上的練習題來做，甚至在初一抄過《唐詩三百首》。因為家裡窮，小時候連相都沒照過，15歲以前長什麼樣我到現在都不知道，初二以前也沒穿過一件買來的衣服，都是穿母親親手做的粗布衣服，好在我不在乎，因為我熱愛讀書，學習也一直名列前茅，各方面表現都好，家裡的牆上貼滿了學校發給我的各種獎狀。
小時候，我特別聽話，也很老實，絕對相信報紙上的宣傳，常被那些少年老成的孩子笑話。我學習特別刻苦，隻抱著一個信念：皇天不負苦心人。走路都背英語單詞，晚上點煤油燈做題到十一二點，怕打瞌睡就不坐凳子，以至於頭發經常被燒。家門口演大戲，我上學從戲臺前經過，望都不望一眼，意志力超強。
上高中後，進了重點班，看到同學們都很強，我不想隻在成績上證明自己，就暗地裡搞文學創作，很快就在當時的《寶雞文學》發表了三首詩歌，校長還在全校大會上表揚了我。後來又發表小說，著名詩人商子秦還專門到學校去看我，一時間我成了校園名人。我暗下決心，一定要上大學中文繫或新聞繫，當作家或記者。
誰奈命運總開人的玩笑，鬼使神差，我被錄取到陝西師範大學政教繫，甚至錄取通知書上寫明要我們帶上“毛選”四卷。當時教師的地位和待遇都很低，沒考上理想的大學，我好長一段時間情緒低落，尤其想不明白的是：平時語文及綜合能力很差的同學竟然比我的語文分數高很多。
在連綿的秋雨中，我帶著失望落寞的情緒來到西安南郊的陝西師大。
盡管天南海北的同學彙聚一起，很是熱鬧，可我十分郁悶，我不喜歡所學課程，更覺得理想就這樣破滅了，內心很痛苦，一度想放棄自己。在瘋玩亂逛的無聊中混了小半學期後，我漸漸覺得不能這樣下去了，就到中文繫偷著聽課，私下寫詩歌，沒想到一首《尋找一顆星》在全校詩歌征文中獲得一等獎第一名，讓中文繫各位纔俊對我刮目相看。後來聽說可以轉繫，我就暗暗運作這件事，經過向政教繫、中文繫和學校教務處三方申請，奔波兩個月蓋完24個公章的折騰，終於成功轉繫，成為學校多年來的首例。
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突圍。轉繫的成功，讓我成為新生中的“明星”。但此後三年，我成為一個在政教繫和中文繫之間遊離的邊緣人物，和誰似乎都有關繫，但其實誰也不管，這讓我得到許多自由，盡情地讀書、寫作，發表了不少作品，得了單項獎學金，畢業時以唯一一個非班干部的身份留校，進入大學附中成為一名中學教師，也成了中國管理繫統中最小的主任——班主任。
曾經想過逃離
雖然學的是師範專業，可我當時並不熱愛教育，很長時間一直缺乏一種職業認同，主要是還沒有從文化哲學高度認識到教育的價值和意義，覺得教師這個職業不風光，連當時的許多農民都瞧不上，因為不能“辦事”。家有五鬥糧，不當孩子王，這是古訓。當新鮮的職業磨合期過去之後，接下來的體驗更多的是惶恐、瑣碎、平凡、歧視、冷眼……因為在一個權本位的社會中，中學教員是多麼卑微的角色，雖然給教師戴上“靈魂工程師”“太陽底下最光輝的職業”等一頂頂高帽子，但我並沒有覺得教師有多麼神聖，更沒有深入思考它對社會和生命的價值，隻把它當作謀生的工具。
說實在的，雖然我並不熱愛這份工作，但為生存計，還是珍視它形而下的存在價值的。當時對教育教學根本不懂，僅有的一點教育教學知識，不是來自大學課堂，而是來自過去各位老師的潛移默化。和郭初陽老師剛從事教學時一聽到上課鈴就緊張得肚子疼一樣，我也有幾次上公開課前肚子疼痛難忍的經歷。
開始上課，謹慎小心，唯恐出錯，加上陝西師大附中對新教師培養抓得很緊，彙報課、公開課、研究課……經常讓新教師上，領導也經常不打招呼就突然聽課，所以我非常緊張，經常備課到深夜，甚至點著蠟燭備課，唯恐被抽查到挨批。因為當時確實不會上課，所以公開課前經常在自己宿舍偷偷背教案，背過程，一節課要花很長時間準備，實在很累。
在工作六年之後，我曾經想過逃離，因為生命就是一種體驗和品味的過程，一條胡同走到黑的人生似乎也有點不幸。但生活往往並不會聽你的，它有自己的邏輯，有時它就是一部“法律”，你得聽它的，並和它講和；而自我也有很多局限，人要超越自我很難。所以在許多教師和我的同學選擇南下並紛紛跳槽的時候，我經過慎重的思考，還是選擇留了下來。
自我救贖之路
又經過12年，我逐漸由學教、會教到努力教好。我隻是想做一個合格教師，並沒有想怎麼出類撥萃，隻是覺得教育不是牟利的事業，也不應該成為名利場。基於對教育內涵和本質的思考，我從不參加什麼“賽教”，也拒絕參加各種收費的論文大賽，至今沒有主動向所謂專業“核心期刊”寫過一篇關於教材和教法的文章，也不怎麼讀這些期刊，覺得價值貧乏，隻是讀一些雜書和喜歡的期刊。至於出名的事，35歲以前不是沒有想過，因為它可以滿足我的虛榮心，而我當時鐘情的是文學。
一個文學青年到了中學，自然常常有創作的衝動，但教育工作的忙碌導致時間被分割成一堆碎片。我一次次拿起筆，又一次次放下，除了偶爾寫寫詩歌和散文之外，其他的什麼也沒有留下。在上有老下有小的現實逼迫面前，我不得不踏入為生存而戰的行列。兼課、編書、命題、寫稿……甚至想過經商；每年用辛苦錢買一大件生活用品，今年電視，明年冰箱，後年音響……漸漸地，自行車換成了摩托車，BP機換成了手機，硬板床換成了席夢思，小房子換成了大房子。2003年，我擁有了自己的第一輛汽車。日子就這麼過著，平凡、普通卻真實而溫馨。也讀書，但沒有像後來那麼狂熱；也打牌，但隻是為了尋找快樂和圈子認同，不再想出人頭地的事，因為上升和“成功”是一種文化本能，而守住自己做一個平凡人則需要修煉。
然而，其間一件事情徹底打消了我想入非非的念頭。2005年，《美文》雜志在我們學校舉辦了“全球華人美文大賽”的頒獎儀式，來了許多名家。我參與接待，誰料從來沒有出過問題的相機膠卷曝光過度，又偏偏是和餘秋雨、賈平凹、吳克敬、謝有順的合影嚴重曝光過度，無法使用。這仿佛一種警示。我在心中警告自己：“你和風光無關，你也無法依托別人，你隻能在尋找自己中找到存在的意義。”
這一年，對我影響最大的還是職稱評定。我一直記著這樣三句話：憑道德做人，憑良心做事，憑本事喫飯；對中國社會的關繫文化、厚黑文化以及人性的復雜缺乏深刻認識。原想隻要搞好工作自有回報，誰知中間有那麼多玄機和潛規則。雖然後來總算過關，但一個被認為“條件最硬”的人差點沒評上的現實，還是對我刺激很大，讓我領悟到，在現有繫統中，人原來是一種貨物，定價權不在自己手中。我想自己是否要獨自上路了，當現實已經無法安托我的靈魂，自救的路在哪裡？我不知道。我隻知道，醒來後的無路可走纔是最大的悲哀。別人的路不是我的路，別人的生活不是我想要的，我為誰而活？我想要什麼樣的生活？沒有人告訴我，我隻有重新拿起久違了的書本。我把閱讀作為對抗荒誕和虛無的手段，從中國到外國，從哲學到歷史，從近現代到古代，從諸子百家到《聖經》，從魯迅、胡適、陳獨秀、殷海光、吳思、周國平到韋伯、康德、笛卡爾、哈耶克、奧威爾、別爾嘉耶夫、阿倫特、波普爾、克裡希那穆提……我發狂地讀書，並不斷寫讀書札記，幾年下來，竟然寫完了大大小小十幾個本子，摞起來有一尺多高。我最終明白，讀書和寫作纔是通往自由的路，物質世界不可能有自由，隻有在精神世界裡纔能找到自由。我把讀書學習的收獲與學生分享，並通過課堂不斷尋找作為一個教師的意義，也獲得了許多學生的認同。一些學生留給我的發自肺腑的感人話語和書信也讓我收獲了很多快樂，直到現在讀起來依然讓我眼熱心動。
在管理班級上，我學不來一些教師的狠勁，對學生比較仁慈，所以班上的紀律往往不太好；對一些壓制學生的傳統辦法我不會照搬，學生也不怕我。教師為什麼要讓學生怕呢？親近多好。有個別老班主任支招：學生不聽話就請家長！我覺得這是教師失職，請家長無非就是告孩子的狀，會導致師生關繫緊張。
記得學校常常在每學期開學不久搞黑板報比賽，主題就是迎國慶，搞愛國主義教育，我對這些東西不感興趣，就安排學生在黑板上寫些名人名言、歷史文化常識之類的東西，結果其他班級都是畫上天安門、長城一類花花綠綠的圖案，寫上幾句宏大抒情的空話，隻有我的班級寫的是實在東西，主題不明，雖然成績最低，但我毫不在意。在平時的衛生評比中，我也不讓學生爭什麼名次，把教室打掃干淨就好，主要是為了自己舒心，至於人家給多少分數則不管，因為討好他人很難，生活學習要努力讓自己滿意，外界隻是背景。
柵欄後的突圍
我認為，教師是自由職業者，要有基本的身心自由，所以當學校突然宣布打卡坐班的時候，我是積極的反對者。當時許多教師都有意見，但隻是私下埋怨，決策層聽不到。我想，作為一項學校的管理制度，也相當於一項共同體的法律，應該是一種“契約”，應該體現“約法”精神，要征求教師的同意，不然那就是“王法”。但在現有制度框架下，教師往往是沉默的大多數，他們和上面的信息是不對稱的，他們的聲音也往往不能被決策者聽到，最後，當這種沒有廣泛群眾基礎的制度強行運轉起來的時候，會對人心造成一種合法性傷害，甚至會導致心靈的扭曲，引發非制度性抵抗，最終傷害的是共同的事業。
有老師說：“我把肉賣給你學校了，沒把血賣給你。”這話明明是說，你把我的身體控制起來了，但我的心是你控制不住的。沙丘上建不起大廈，一種制度如果不是建立在人性的基礎上，注定失敗。再說，打卡坐班是由行政會單方面決定的，未在教代會通過，程序錯誤。看看領導們都是一人一個辦公室，而教師那麼多人擠在一起，相互影響，效率很低，所以我就以“籠中鳥”的化名寫了《關於打卡》進行諷刺和反對，並準備發表在校刊上。當然這篇文章最終“被和諧”了。
我認為，這種冷冰冰的制度的強硬實施，必然以扼殺教師的教學熱情為代價，這種制度背後，我們看到的是對教師工作責任心的漠視和人格的踐踏，因為人被普遍工具化了，忘記打卡的加班加點竟然也成了錯誤，也要被扣獎金，連教師出門也要領導簽字，讓教師喪失身體的自主權，導致學校像一個“集中營”。
事實證明，學校教育教學質量的下滑就和打卡制有關，所謂加強管理的開始，恰恰是人心受傷害的開始，也是校園文化被破壞的開始，因為人成了盆栽植物，被扼殺。文化就是校園的土壤，經不起亂折騰，而管理也應該是一種服務，理好了各種頭緒，教師其實不需要被強力操控，畢竟人的管理和機器的統治是兩碼事。
記得有一次，一位中央領導要來考察，學校聞風而動，早早在大門口布置好花壇和標語，又安排學生把草坪上的樹葉拾干淨，我看到有三個學生竟然還爬上了張寒暉（抗戰名曲《松花江上》的作者）的坐像給他洗頭擦臉，我不禁對張先生憐憫起來。作為學校文化道具和招生道具的張寒暉先生的坐像天天聳立在教學樓前，可他幾年纔能洗上一回臉，而且隻有在上級領導來的時候纔能享此待遇。記得茅盾先生說過，在中國人的心目中，面子不等於臉。在很多情況下，現實是不是總有一張“二皮臉”？對自己是一張，對上級和他人又是另一張。雖然偽裝可以產生政績，但教育的偽裝恰恰對學生是一種“負教育”。因為沒有“真”做基礎，“善”和“美”都靠不住，對這種校園裡的公然欺騙，我深惡痛絕，於是我寫了一篇文章發到學校的論壇上。我認為，一個學校如果隻對上負責，隻對利益負責，而不對社會負責，不對學生負責，這樣的學校是沒有靈魂的“奴隸工廠”。
我曾經當面撕毀過用管理邏輯給教師排隊的條子，因為群體評價是一種偽評價。面對許多學校用成績給教師排隊的惡劣做法，我在網上發帖：“知識教育是窄化的教育，考試成績隻是教育的副產品，不能讓成績量化吞喫教育價值，劫持教育理想，扼殺教師的職業快感。其實，學生在學習中獲得的生命體驗、成長快樂、價值熏陶，都不是一個簡單冷漠的成績能夠全面反映出來的，尤其是人文教育。作為有追求、有理想的教師，自己心中要有一面鏡子，不要被外在的哈哈鏡扭曲心靈，讓良知為現實讓路。道法自然，教育要尊重人，尊重規律，既不能逆天行事，也不能貪天之功，人道永遠勝不了天道，與生俱來的稟賦、資質誰也改變不了，兔子再怎麼培養也成不了獅子，每個生命都是獨一無二的，且智商在人群中的分布是均衡的，和貧富、地位沒有關繫。教育要讓每一個生命在合適的土壤、空氣、陽光中自由生長，而不是被集約化地灌裝、雕刻、同化。成績再怎麼排隊，也排不出好教師，反而會傷害教師、危害教育。凡是這樣搞的學校，不是弱智，就是別有用心。”
我一直反對教案檢查，因為寫教案和備課是兩碼事，忽悠上級的辦法很多，百度復制很容易。再說，教案是一種“預設”，而教學是“動態生成”，預設的東西是一個
“套子”，而教學是靈活多變、豐富多彩的，用固定的教案去上課，往往會將學生多彩紛呈的思想認識全都放進或引進自鑄的模子中，不僅把課上死了，而且也可能對學生有害。另外，對教案的檢查容易帶來教師的逆反，教育是良心產業，人首先應該拷問自己的良心而不是翻檢別人的良心。且教案關繫到教師的學術尊嚴和精神自治，是教師知識權利的構成部分，知識是不能被領導的，行政權力在教師的知識權利面前應該止步。同時，教案也是教師精神主權的構成部分，精神主權的淪陷會讓人變得很可憐。在一個權力包辦一切的環境中，每個人都是未成年人。既然法律規定教師是專業技術人員，那麼，教師應該有專業自主權，課怎麼備、怎麼上應該由教師說了算，而不能由行政權力說了算。
我認為，權力像刀子，是越用越鈍的。推動事業發展的從來都是人們內心的歌聲，而不是高高舉起的鞭子。拒絕教案檢查我已堅持了多年，雖然教案寫得不多，但我的讀書筆記和課後反思的十幾個本子摞起來有一尺多高。
我一直拒絕參加各種賽教活動。因為賽教的課是由許多人精心打造和研磨的“假課”，教師隻是表演者。現在市場上的物質假貨很多，賽教又容易搞出教育的假貨，助長造假之風在學校的蔓延，受益的可能是某些人或某些學校，但受傷害的則是學生和求實的教育教學風氣。一節課容易成就一位“名師”或“能手”，卻容易把學生卷入一種集體造假的無意識狂歡裡。
在課堂上，我經常鼓勵學生進行逆向思維，大膽發言。我說，課堂是大家的，我隻是借用這個講臺為大家服務。為了培養學生的說話能力，發掘教育價值，我一直堅持“課前3分鐘”的演講和話題分享活動。學生所選話題我事前不知，我要點評和引申，就要不斷發展自己，這對於我很有挑戰性。凡是學生在生活中、學習中踫到的好文章、好書、好電影，都可進入課堂，因為競爭的環境隻能培養人的野心，隻有分享纔能培養愛心。踫到學生積極參與反映強烈的話題，我甚至會讓出整節課。我也把自己寫的東西發給學生當堂閱讀，與學生分享，鼓勵學生修改和提意見。學陶淵明的《歸去來兮辭》，我給學生印發了我寫的《玄想陶淵明》；學習莊子的《逍遙遊》，我讓學生閱讀我寫的《生命的自由和超越》；學習李白的《將進酒》，我給學生朗讀了我寫的詩歌《與李白對話》。學生每讀這些私貨比學教材還要專心，甚至有不少學生還寫出讀後感和閱讀札記。
我一直反對各種上課的模式和固定標準，不拘一格纔有創造和自由。再說，每個教師都有自己的教學追求和教學個性，如果承認教學是藝術，就不應該設立標準，因為藝術無極限，隻有技術纔需要標準。當然，我也不喜歡領導來有意“聽課”，因為聽課會打亂教師的正常安排，影響課堂自由，教師的靈感和發揮會受到外界影響，因為他會下意識地為聽課人考慮，這對學生是不公平的。而且，不打招呼就聽課也是對教師的不尊重。
“萬言書”事件
我一直堅持“大語文”觀，隻要有價值，凡是母語能承載的內容都可進入課堂。誰料，現實像一出荒誕劇，過多的教育投入反而讓我成為“被告”，幾個家長到校方投訴我，說我的教育理念不當，觀點有問題，甚至我給學生推薦的不少優秀的課外讀物也成了我的罪狀。學校找我談話，我雖有困惑，但還是感覺自己沒錯，而是家長和社會都害了“成功焦慮病”。我知道，許多學校都有家長告狀的情況，作為學校，平息家長的意見合乎情理，但很可能平息了意見，卻斷送了價值，導致群體的無明。
從管理學上來講，領導永遠正確，下級服從即可，無需承擔什麼責任，但如果下級自認為正確，就應該大膽地說出來，說不說是我的權利，聽不聽則是你的自由。我當時就是這麼想的。再說，如果一種教育，學生痛苦，家長焦慮，教師受罪，學校領導也難以解放，問題到底出在哪裡？如果有些事情，連觸踫的勇氣都沒有，就不要指望有任何改變的可能。這些年，教育逼死了多少孩子，可那麼多人還在自覺不自覺地給這架絞肉機輸送能量，讓我備感悲涼和憤懣。最讓我想不通的是，真正搞教育喚醒了學生，卻成了我的罪過。於是我想把內心的不平和痛苦說出來，如果能夠在學校和家長層面展開討論，也算是一種價值吧。我已經作好了“接受處理”的最壞打算，大不了離開講臺。我一直覺得自己還算是在讀書和思考的教師，結果遭此霉運，猝然而臨的打擊讓我非常失望。我並不認為我一定就錯了，而是覺得這教育病了，不是我趕不上它的步子，而是它在偏離軌道。
於是，我用兩天時間寫了一封萬言長信，並附上《葉開談語文教育》《教育家談教育》和我的課堂言論《話語的閃電》三個附錄，印發給學生。沒想到，一石激起千層浪，學生早上看完就非常喜歡，下午就以照片的形式將這封信發到人人網上，接著，我的電子稿也傳到網上，瞬間被各處學生分享傳閱。《華商報》登載後，引起了社會巨大的反響，《南方都市報》《燕趙都市報》《山東商報》《中國教育報》《新民晚報》《羊城晚報》以及陝西電視臺、西安電視臺等多家媒體都進行了重點報道。後來我又登上了《人民日報》《看天下》《中國周刊》《華夏時報》等，這些密集的關注讓我始料未及。但我清醒地認識到，土地仍舊板結，現實依然嚴峻，所謂個人的“名”隻是泡沫，泡沫破滅後，一切都得回歸生活，踏實做事纔是正道。
猶記《華商報》發表這封信後，影響很快輻射到全國。《南方都市報》“深度周刊”甚至用整整四個版面進行了報道：向教育叫陣，好像要把我塑造成一個大戰風車的英雄。其實，我在生活中是一個很平和、很包容的人。我無需成為英雄，在一個平庸的年代，我隻能選擇做一個人，守住底線和常識而已。一個呼喚英雄的時代本就是不幸的時代，它佐證的正是個體的無力。況且一個人與體制的較量好像和空氣的宣戰，永遠打不過它。
雖然這封信獲得了眾多好評，引發了社會對教育的思考，但我依然高興不起來，因為在我周圍，應試教育依然如火如荼，我不得不和它周旋，一次次衝上去，又一次次向它妥協。我和許多老師一樣，每天似乎忙忙碌碌，備課、講課、考試、閱卷、開會、分析成績……似乎做著世界上最有意義的事，但許多事其實毫無意義，隻是簡單地重復著低級的勞動，維持著工具化的生存。人就像一個機器中的部件，被無形之力推動。唯一能做的是，不要使自己落入貧乏之中，讓自己充實一點，讓課堂有趣一點，讓教育生活從容一點。因為大環境依然如此，校園噩耗依然不斷，學生、家長、老師依然在承受煎熬，生命依然在被耗費。雖然歷史可以納入正軌，但生命卻是傷不起。
至於成功，我認為不是一個結果，而是一個過程。成功的最終價值是指向幸福的，個人和國家都一樣，做成功的病人何如擁有健康的幸福觀。再說，成功是用來品味的，不是用來炫耀的。作為人應該常懷感恩之心，因為每一個人的生命由無數個“他者”構成，一個社會繫統的健康也有賴於無數個體精神的健康。
作為教師，最重要的是正確的教育價值觀，其次是建立在愛心之上的思想和智慧，因為教育不是“純技術”的事情。同時，教師也要努力成為真正的知識分子，即便是限於生存的壓力隻能成為葛蘭西說的體制化的“有機知識分子”，也要有自由知識分子的思想空間和精神追求。
“萬言書”事件後，我對人性的復雜和這個世界有了更深的認識，對世界的缺陷和人性的弱點有了更多的思考，看清了這個世界的傷疤不是為了恨，而是為了愛。生命短暫，每個人都是向死而生，沒有化解不了的恨，隻有來不及的愛，而愛意味著包容。一個人能包容這個世界，說明他的心比這個世界要大，超越這個世界也是超越他自己，克服這個世界的局限也是走出自己的狹隘。因為每個人都可能是這個世界的病理切片，都是社會問題的一部分。一個普通人，注定改變不了世界，但可以力求不被這個世界改變，並通過改變自己而產生對這個世界的輻射。
我的教育教學理念
有一句話說：“性格決定命運。”但我認為，在確定的歷史條件下，文化理念纔真正決定一個人乃至一個民族的命運。我是這麼推出來的：文化理念決定人的思維方向及其價值觀，思維方向及其價值觀決定人的行動，長期的行動形成習慣，習慣形成一個人的性格，性格最終決定人的命運。所以，與其說性格決定命運，不如說文化理念決定人的命運。理念在我們的生活中，在各種人生事務中起著關鍵的作用，正確的理念可以使我們的行動按照正確的軌道運轉。
在“萬言書”中，我這樣闡述我的教育教學理念：震撼心靈，開啟智慧，健全人格。
我是這樣想的，很多情況下，我們的靈魂是不在場的，在現實中，由於外在環境對我們心靈的限制或者壓抑，我們說話作文的時候總是不能按照我們內心所想的去真實地表達自己，我們總是按照外在環境對我們的要求和限制去塑造一個虛假的自己，我們聽不到自己內心的聲音，我們滿眼看到的是世界的幻影，我們把自己融入世界的同時，也把真正的自己丟失了，我們被這個世界操控著，像一個木偶。
我們的教學為什麼不能打動學生，因為我們隻滿足於往學生的腦子裡灌知識，而沒有使情感和智慧進入學生的心田，不能使學生產生共鳴，沒有使學生產生心靈的快感。對學生的澆灌是心靈的澆灌，心靈是高於大腦的，大腦管認知與判斷，而心靈管精神與追求。大腦的容量有限，而心靈的空間無涯。學生的大腦不是容器，更不是垃圾場，我們所說所講的應該是心靈的直通車，是點燃心靈的火把。
學生的作文為什麼沒有分量？主要是因為思想的缺席、靈魂的缺席。靈魂在場，纔能真正做一個有心人。
靈魂的干渴就是精神的饑餓，有了這種饑餓感，我們就會在人類的精神家園中尋找飽腹的糧食，學習就會有一種自覺的行動，可持續發展的學習、終身學習就不會落空。
再說，學習的最終目的是要形成人生智慧。智慧不是知識，但是離不開知識，它是對知識的提升，是在知識基礎上形成的一種能夠指導自己人生實踐的思想。其實，從學生的長遠發展來說，知識算不了什麼，掌握多少知識並不重要，人生有涯知無涯，如果拿無限的知識往有限的人生中灌裝，那是很危險的。關鍵是知識的發展方向，因為知識有正面價值和負面價值，正面價值引導積極向上的人生，負面價值引導消極頹廢甚至毀滅的人生。自然，智慧要引導學生走向正價值，培養學生有一種健康的、積極向上的人格，讓學生形成一種人生的智慧，一種能夠穿透人生、在任何事情上找到快樂的智慧。同樣，智慧也不是小聰明，更不是狡猾和計謀，因為這些東西在表面上是以正面價值的形式出現的，而實際上，它是一種更有害的東西，它們蠶食的是人心，瓦解的是智慧。智慧是一種人生的覺悟，有了這種人生的覺悟，就會有一個放大的自我，人生就會豁然開朗。
我們的教育不是要培養考試動物、考試機器，而是培養人、培養合格的公民；我們的教育不是要培養孩子成為第一流的考生，而是要使孩子成為第一流的學生。考生是已知世界的操控者，而學生是未知世界的探求者。考試有答案，而生活中的很多事情是沒有答案的。
教育就是使人成為人的一項有意義的活動。教育的關鍵是對人靈魂的教育，而語文教育承擔著至關重要的責任，要使學生成為一個人格健全的公民，而不是僅僅要求學生成為聽話的“順民”。立人是教育的根本，也是語文教育的根本。中西方的傳統教育都強調立人為先，可我們的教育是“考試第一”“分數第一”，學習好一切都好，雖然我們高喊素質教育多年，但這口號隻成為我們大搞“應試教育”的一個冠冕堂皇的掩護，事實情況是：素質教育喊得轟轟烈烈，而應試教育搞得扎扎實實。這樣，我們培養出的化學博士造搖頭丸，物理學博士論文通不過就殺人，也就不足為怪了。
立人的根本是要培養學生成為有道德的人，但道德不是“教育”出來的，它源自一種人生的覺悟，而這種覺悟需要一種信仰性質的東西來支撐，教育應該培養出一種信仰性質的東西。信仰能夠使一個人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正確把握自己的行動，不違心做事和說話，聽從良知的聲音，自由選擇。從大的方面來說，信仰也能夠使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凝聚起來，因為共同的信仰纔會有共同的思想和行動。如果隻用分數評價學生和老師，就像社會用權和錢評價人一樣，信仰無法建立起來，理性也就無從談起。道德是建立在信仰的基礎之上的，沒有信仰的社會自然是沒有良知、道德敗壞的社會；隻重視知識傳授而不重視立人的教育自然是沒有良知的教育，它隻能培養出一大堆機器人，更可怕的是我們正在培養一大堆病態機器人。
我現在的課堂很自由，學生們很快樂，也不再擔心什麼。雖然不當班主任，更沒有行政事務，但我其實很忙，每天晚上十一二點休息，早晨五六點起來，讀書寫作，不看電視。隨著對新閱讀的認識，我把微信閱讀、群內討論當作一項功課，有好文章就留下來，或轉發給其他老師和家長。我覺得沒有教育者的改變，就不可能有教育的改變，而最關鍵的是更新他們的觀念。
我知道，一棵樹改變不了一個城市的氣候，但每一棵樹就是水泥叢林中的一片希望。在一個無道和誤導的時代，要靠自己尋求真理，而路在腳下，推動自己，其實就是推動教育，也是推動歷史，因為中國的前途和未來的命運取決於每一個人的努力。
在沒有付出努力以前，我們沒有資格說無力；在沒有經受失敗之前，我們也無法輕言放棄——因為這個世界與你我有關。守望講臺，也是守望我們教師的精神家園。
……

共同營造良善寬容的教育環境
——讀楊老師的“萬言書”
尋找真正的教師
讀了楊老師的“萬言書”，我一則以喜，一則以憂，最後仍懷希望。
先說“喜”，就是我的感動和欣慰。這些年，我一直在尋找“真正的教師”，而且總有收獲；每有發現，必欣然為文。在《做教師真難，真好》和《錢理群語文教育新論》兩本書裡，我總結了十位“真正的教師”的教育思想與經驗，他們分布在北京、上海這樣的中心城市，南京、福州這樣的省城和湖北縣城與農村。最近，我又連寫了兩篇文章，寫南海之濱深圳的馬小平老師和四川邊地小城的李國斌老師所做的教育實驗。現在，我又在西安古城發現了楊老師。所有這些發現恐怕都不是偶然的，它是反映了當下中國教育的一個重要現像的：在全國各地，從城市到農村，從中心地帶到邊遠地區，都出現了一批“真正的教師”，他們在教師隊伍中所占比例不大，但絕對量卻不小，作用和影響更不可忽視。
在我看來，真正的教師的出現，這應該是中國教育改革的重要成果；同時，這些真正的教師所遭遇的困境，也在一個相當重要的方面，反映了中國教育和改革的某些深層次的問題。這就啟示我們：楊老師並不是孤立的存在，在討論“楊林柯現像”時，應該有一個全國教育的大視野，而不能隻局限於西安這一個地區。
我之所以把“楊老師們”稱為“真正的教師”，是因為他們的教育理念與實踐，不僅體現了教育的本質、教育的良知，而且體現了我們正在推進的教育改革的基本精神。在楊老師的理解裡，“教育是一個生命對另一個生命的影響”，他的教育信念與追求是“震撼心靈，開啟智慧，健全人格。目的是要學生學會獨立思考、獨立判斷，進而達到獨立行動，成為一個心靈博大、精神堅強的人”。他的教育有一個基本貫穿線，就是“一切為學生的生命成長負責”，在我看來，這是“真正的教師”的最重要的標準與標志。而且這樣的教育理念和自覺追求，是完全符合教育改革所倡導的“以人為本”的教育觀念的——我更願意把它叫作“立人的教育”。
楊老師所要傾心培育的“獨立思考，獨立判斷，獨立行動”的人纔，也是國家最需要的“創新型”人纔。而且最為難能可貴的是，“楊老師們”把這樣的教育信念和理想融化到日常細微的教學工作之中，“認真上好每一堂課，精心組織好每一個班級活動，不期待奇跡發生，隻要求有微小的變化，移步而換形，潛移而默化，不苛求立竿見影，一切著眼於長遠的發展”。因此，我說他們是在用自己的平凡的教學活動，悄然無聲地改變著學生，改變著自己，也改變著中國的教育，我稱之為“靜悄悄的教育變革”。（參見拙作：《他在進行一場決定中國教育命運的“靜悄悄的變革”——讀李國斌〈我的學生我的班〉》）
楊老師還是一位優秀的語文教師。這些年大家把語文教育越說越復雜，弄得一線教師無所適從。現在就需要回到常識：所謂語文教學就是“愛讀書、愛寫作、愛思考的老師，帶領著學生讀書、寫作、思考，打好基礎，養成習慣，並在這一過程中享受快樂，體驗生命的意義與價值”。現在我在楊老師的教學中所看到的，就是這樣的“回到常識”的自覺努力。楊老師是一個真正的“讀書人”，這是語文老師最基本、最重要的素質。楊老師說，他幾乎把所有的課餘時間都用在讀書學習上，甚至上廁所、晚上泡腳都在閱讀。他每年閱讀量絕不少於1000萬字，寫讀書筆記8～10萬字。這是楊老師的“萬言書”讓我最為感動之處。我想，如果多有這樣的嗜書如命的老師，我們的語文教學將呈現出怎樣一個可觀的局面啊！
一個自願自覺的改革者
楊老師是一位中年教師，這也是我的一個關注重點。我對中年這一代有過這樣的觀察：他們上大學期間，或直接受到80年代的啟蒙主義教育，或在90年代還感受到啟蒙主義的餘光，因此，他們多少還保留著教育的理想主義；但他們加入中學語文教師隊伍後，又直接承受著日趨嚴重的應試教育的巨大壓力和誘惑，因此，這一代教師的分化是最為嚴重的，有的迎合而高升，被應試體制培養成接班人，有的消沉了。然而，也還有人在艱難中堅守，楊老師大概就是這樣的堅守者，他們在當下中國教育體制內，既事實上支撐著整個的教育，又承受著巨大的壓力，內心的焦慮、煎熬，恐怕是我們這些局外人所難體味的，因此，他們也是最需要理解與支持的。（參見拙作：《堅守，需要韌性與智慧——王雷〈戰戰兢兢的講臺〉序》）
而我最為看重的，是楊老師所做的一切，完全是出於內在生命的需要。楊老師說：“教書是我的安身立命之本，我別無選擇，隻希望在學生的精神世界裡延續一下我的生命”，“我不想滿足於無意義生存，總想給這社會留下點什麼”，也“為自己的生命做些什麼”。因此，對楊老師來說，認真教書和進行教育實驗，不是完成領導布置的任務，而是“我需要”；不是為了“讓他人滿意”，而是要“自己滿意”。我曾說過，中國的教育改革基本上是自上而下、由政府行政部門主導的，這有其合理性，因為教育從來就是國家行為；但如果缺乏自下而上的民間改革的支撐和制約，就會帶來一切依靠行政指令和改革的內在動力不足的問題。因此，像楊老師這樣的發自內心的改革意願和行為，就顯得特別有意義。
通過以上的討論，我們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楊老師這樣的真正的教師，自願自覺的改革者，理所當然地應該是中國教育和改革的動力、依靠對像和骨干力量。
但現實卻不是這樣。我們所說的“楊林柯現像”，就是真正的教師卻被視為教育的“異端”“不識時務者”，家長上告，領導談話，處於被排斥與孤立的尷尬境地，而且這並不是個別現像。《南方周末》的一篇報道就談到了馬老師的遭遇：他被許多家長圍住，責問他為什麼不按應試教育的一套教學，他顯得很疲憊，甚至有些手足無措，最後泣不成聲。（曾鳴《一個中學老師的“教育家夢”》，《南方周末》2012年2月9日）我讀到這一幕時，心都涼了，感到陣陣刺痛。我想起了魯迅的一段話。他說，觀察中國的事情“要自己去看地底下”，“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這一類的人們，就是現在也何嘗少呢？他們有確信，不自欺；他們在前僕後繼的戰鬥，不過一面總在被摧殘，被抹殺，消滅於黑暗中，不能為大家所知道罷了”（《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看來，這樣的歷史在今天依然在繼續。教育改革的動力被當作阻力，教育的依靠對像成了被忽視、指責乃至打壓的對像，這無異於教育和教育改革的“自噬”與“自殺”。我們是在用自己的手來摧毀好不容易形成的民族教育的筋骨和脊梁啊！這難道還不觸目驚心嗎？——這就是我的“憂”之所在。
討論教育的“最大公約數”
我們要追問，怎麼會發生這樣的教育悲劇、荒誕劇？這當然涉及教育的理念與體制的問題，比如“自噬”的實質就是一個“劣幣驅逐良幣”的評價機制問題，將家長與老師的關繫變成老板與雇員的關繫就是教育產業化的惡果等，這都需要更深入的討論。我想說的，是一個要“營造什麼樣的教育環境”的問題。
我從楊老師的遭遇裡，得到了一個重要啟示：今天我們來討論中國的教育問題，不能隻局限於教育內部，教育問題同時是一個社會問題，它不僅涉及教育內部的老師與學校領導及主管學校的各級行政部門的關繫，教師與學生的關繫，而且涉及家長與學校、老師的關繫，社會輿論與教育的關繫，而學校的內外關繫又是相互影響與滲透的，比如家長與老師的關繫，就會直接影響學生和老師的關繫等。這一次事件是由家長告狀引發的，就更加顯現了教育中的家長問題，讓我們看清楚：家長可以成為素質教育的動力，搞不好就會成為應試教育的社會基礎。對楊老師這樣的教育改革者和有志於教育改革的學校領導來說，他們的最大困境，就在於他們的教育改革實驗常常遭到家長乃至學生的反對，這有點類似於魯迅所說的“無物之陣”，這是多數人的、多年形成的“習慣勢力”，而且是出於“善良動機”（即所謂“為了孩子好”）的反對。這就是前面講到的馬老師面對家長的圍攻，特別感到無奈和無力甚至手足無措的原因。這裡也就提出了一個如何處理好“教師、學校領導、家長、學生、教育各級行政部門以及社會輿論”諸多方面的關繫的問題，這也就是我們所說的“教育環境”的問題，是應該提到教育議事日程上的關繫教育改革健全發展的大問題。
我想提出討論的，有兩個問題。首先是，我們能不能在教育領導部門、老師、家長與學生之間，尋找一個“最大公約數”，達成某種共識？我很贊同楊老師的意見：“我希望用人生教育統攝和抑制應試教育下的功利衝動，把生命教育、理想教育放在重要的位置上。當然從現實生存的角度，高考成績也是很重要的，但必須在中間找到一個平衡，要用人生大目標統攝高考小目標。”這裡，既堅持了自己的基本教育理念與理想，強調了生命教育、理想教育，即著眼於學生的長遠發展，又面對學生現實生存的需要，即要考上大學，就必須重視高考的成績。於是，就提出了要在“人生大目標”與“高考小目標”之間，“長遠的生命發展”與“眼前的生存需要”之間尋求“平衡”。這或許也就是魯迅所說的“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吧。我設想，追求這樣的“生存”與“發展”目標的相對“平衡”，是可以作為一種共識的。因為大家都有著共同的責任，就是要為我們的學生、孩子的生命負責，他們生存與發展兩個方面的需求，都是不可忽略的。當然，這隻是相對的平衡，而且出於不同的觀念、不同的立場，對兩個方面的要求，會有不同的側重：一般說來，像楊老師以及我這樣的教育理想主義者，比較注意學生一生的長遠發展，因此，楊老師強調，必須用“人生教育統攝和抑制應試教育下的功利衝動”，這也是我贊同的。而一些家長或學校領導則可能更重視眼前的生存、高考的需要。在我看來，有不同的側重是難免的，可以理解和求同存異；但將任何一方面唯一化，卻是有問題的。一般說來，即使是楊老師這樣的堅守理想主義的教師，也不會完全忽視學生的高考。我所尊敬的，也被我稱為“真正的教師”的，我的母校南京師大附中的王棟生老師就這樣說過：“高中完成兩個任務就很好：一是在培養語文素質的同時給他一粒人文精神的種子，一是設法幫他搞到一張進大學的門票。”我相信楊老師也是這麼做的，而且是可以做到的。
不能讓高考把功利化教育推向極致
現在的問題，或者主要危險在於，在一些家長、學校領導、老師、學生以及部分社會輿論那裡，高考的要求被絕對化，以至唯一化，成了學校教育的全部，這就把狹窄化的功利教育推向了極致，也造成了嚴重的後果。這正是楊老師所要質問的：“如果我們讓學生的詞典裡隻有‘拼搏’‘奮鬥’‘成功’這幾個可憐的詞，那麼請問：學生的生活在哪裡？生命在哪裡？那種把生活與幸福不斷滯後的教育注定不是成功的教育。因為生命是不能保存的，一切也都是有保質期的，60歲時你能回到16歲嗎？用什麼呵護生命的快樂與生存的質量？”我也曾說過，我們的中小學教育給孩子留下什麼樣的童年的、青少年的記憶——是溫暖的，還是陰冷的；是蓬勃向上的，還是消極退縮的；是陽光的，還是灰暗的；是多彩的，還是無色無味的……將決定一個人的一生。請所有的家長，所有的教育工作者，都正視這個問題：如果我們真的愛孩子，就要為他的一生發展負責，萬萬不能以任何借口，剝奪孩子健康、快樂、幸福的童年；否則，我們將後悔一生，而教育又是不允許喫後悔藥的！
其實，即使從功利的目的，我們也應該有一個長遠的眼光。我經常對北大的學生說，知識社會和信息社會對人纔是有自己的特殊要求的，一是應變能力要強，二是創新能力要強。未來社會的競爭是素質、學養的競爭，要在激烈的競爭中獲得自己的發展，就需要有三種能力：終身學習的能力，研究的能力，以及思維的能力，包括思維的開闊性、廣泛性、創造性、批判性和想像力，等等；這都是不能等到大學纔培養，而要從中小學抓起的。從這個角度看，遭到一些家長質疑的楊老師對學生獨立思考和批判性思維的培養，纔是真正有遠見的。
不可否認，老師、學校領導、家長、學生之間，總會有這樣那樣的意見分歧和矛盾，楊老師說得很對，要所有的人都贊同自己，是不可能的。現在的問題是，面對分歧和矛盾，我們總是以惡意猜度別人，並往往采取告狀之類的非理性的極端手段，人為地造成矛盾的激化、關繫的緊張。這是當下中國社會充滿戾氣、怨氣和相互不信任的風氣在教育領域的表現。我曾經說過，每個人、每個群體、社會，都是善惡並舉的，健全的個人、群體、社會總能揚善抑惡，彼此以善相處；如果反過來揚惡抑善，彼此以惡相待，個人、群體、社會就會出問題。我們現在的社會環境和教育環境都出了問題，這樣的生態環境的惡化，是最不利於內部健康力量的發展的。像楊老師這樣的教師遭遇如此困境，這是一個重要原因。我們也正可以從改變教育生態環境入手，即使全國的大教育環境我們改變不了，至少在我們所在的地區、城市、學校、班級的小環境，還是可以逐漸改善的。在我看來，這一次由《華商報》組織的討論，就是改變教育生態的有意義的嘗試，通過坦誠交流，教師、教育領導部門、家長、學生和社會輿論之間，有了更多的理解和同情。如果我們能因此營造出一種揚善抑惡、寬容、寬松的教育氣氛，鼓勵實驗，允許失敗，不橫加干涉，不相互指責，不罵殺也不捧殺，在這樣的環境裡，就能夠最大限度地減少內耗，校園內外各種力量的積極性都能得到有效的發揮和良性互動，我們的教育和改革就真的邁出了重要的一步。
錢理群
2012年2月29日
代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