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契先生是20世紀中國著名哲學家、哲學史家，早年師從金嶽霖、馮友蘭、湯用肜。經過一生的沉思，建構了“智慧說”的哲學體繫，成為新中國極少數具有自己理論體繫的哲學家之一。繼馮友蘭之後，以一己之力完成了兩種中國哲學通史著作。代表作有“智慧說三篇”（《認識世界和認識自己》、《邏輯思維的辯證法》、《人的自由和真善美》）和“哲學史兩種”（《中國古代哲學的邏輯發展》、《中國近代哲學的革命進程》）。

《馮契文集》新版本的增訂工作主要包括：
1、搜集、整理了原先沒有編入文集的文學作品、政論短文、理論札記及部分學術論文，編為《馮契文集》第11卷；
2、訂正了原書字句上的一些錯漏；
3、對於先秦以後的典籍引文，盡可能參照近些年出版的整理點校本，加注了頁碼、出版社、出版年份；
4、重新編制了人名、名詞索引。

1996至1998年間，馮契先生的著作、論文、講演錄和哲學通信等彙集成十卷本的《馮契文集》，由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相繼出版。近20年來，馮契的哲學思想越來越受到國內外學術界的關注。為了給學術界研究馮契哲學思想提供更好、更完備的文本，2014年開始,華東師範大學哲學繫發起並承擔了文集增訂版的整理工作，對前十卷精心校勘，訂正錯漏；並搜集、整理了原先沒有收入文集的有關作品，編為第十一卷，除哲學著作外，還包含了先生早年創作的詩歌、小說等文學作品。

《馮契文集第六卷：中國古代哲學的邏輯發展》論述宋至清代（鴉片戰爭前）的中國哲學發展過程。宋代以降，儒學主要以理學的形式重新取得了獨尊的地位。在這總趨勢下，存在著不同學派的爭論。這些不同學派的爭論，是圍繞著這一時期哲學論爭的中心“理氣（道器）”之辯和“心物（知行”之辯而展開的。

馮契（1915-1995），原名馮寶麟，20世紀中國著名哲學家、哲學史家，早年師從金嶽霖、馮友蘭、湯用肜等。經過一生的沉思，建構了“智慧說”的哲學體繫。代表作有“智慧說三篇”（《認識世界和認識自己》、《邏輯思維的辯證法》、《人的自由和真善美》）和“哲學史兩種”（《中國古代哲學的邏輯發展》、《中國近代哲學的革命進程》）。

憶佩弦先生（附馮像注）
讀其文，想見其人，在中學裡的時候，總以為朱先生是個翩翩佳公子，風華清靡，一如“荷塘月色”。後來進了清華，在迎新會上，有同學遠遠指給我看一個身材矮小，連走路的姿勢都活像日本人的教授，說：“那就是朱自清先生！”這使我非常失望。
我不是中文繫學生，大一國文也沒被編在朱先生那一組。所以平時和朱先生根本沒有接近的機會。但當時他住在清華園的東北角上，門前有個土山，長滿綠草。我晚飯後，愛到那邊散步。有一次，我經過他門前，見他挺在躺椅上，凸起腹，駕起腿，好像還歪著嘴巴剔著牙齒。十足的中年人的神態，在青年人看來，是難堪的。我低頭避開他的視線，卻不想忽然聽得他在叫我了。這很使我奇怪，他怎麼認識我？而當我走近去時，他卻又誇獎了我一句：“聽說你的白話文寫得很不錯！”白話文！他為什麼不說文章、散文，而要說白話文呢？我滿心不快。
不過此後路上踫見，就免不了要笑笑，點點頭了。“一二九”之後數月派大兵抄檢清華園。很有幾個榜上掛名的同學，躲在朱先生家裡，得免於難。而且聽說非常優待，夜裡請同學睡沙發，早晨又是每人一個荷包蛋*。這使我對他開始有了好感，雖然接近的機會還是不多。
一直到昆明，一直到一九四一年夏天*，清華文科研究所成立，我纔有將近一年的時間，跟朱先生在一起生活。
那時朱先生的胃病和家庭負擔，都已十分嚴重。他把朱太太和孩子全部送到成都，寄在親戚家，自己孤零零的在昆明過著和尚一般的生活。清華文科研究所在鄉下，離昆明城相當遠。如果步行，得走一個半至兩個小時；如果繞道去搭一段馬車，可減少半小時。朱先生在西南聯大有課，所以必須兩面奔跑，半星期在城裡，半星期在鄉下研究所。如果到時候不見他回鄉下，我們研究所裡的人，就猜到他的胃病又發作了。
研究所的教授和同學，除了聞一多先生之外，合組一個伙食團。雇了個鄉下人做飯，是個可愛的戆徒。人是忠誠極了，飯燒糊，菜沒煮熟，也不忍責備他。有次異想天開，去田裡捉了許多螞蚱，炸了捧到飯桌上來孝敬大家。弄得每個人搖頭，他還笑嘻嘻的直說，“滋味好吶好！”而忽然謠傳“有吏夜抓丁”，我們這位戆徒就馬上逾牆而走，常常數天甚至半個月不回來。於是一早起來，一群秀纔手忙腳亂的生火，淘米，挑水，趕街子……終至於整個研究所翻身，弄得每個人垂頭喪氣。年輕力壯的小伙子，喫點這樣的苦，算不了什麼。但是一個有病而又長期過慣家庭生活像朱先生這樣的中年人，怎麼受得了呢？然而，他在我們當中，是最不發怨言的一個。
到過後方的人，都知道“公米”的味道。那是需要一個如雞肫一般的胃來消化的。朱先生平時跟大家喫公米，隻有當胃病發作的時候，纔喫烤面包。那面包是用又黑又粗的配給面粉，自己在火油箱裡烘成的。論滋味，並不比公米強，不過比較容易消化罷了。他瘦得厲害，“骨瘦如柴”不足以形容他。我從前見過的那種“凸起腹，挺在躺椅上”的神態，不用說，是再也沒有了。為了營養，他每天早晨添個雞蛋。這是早餐桌上常談的話題之一：打碎煮好呢，帶殼煮好？煮三分鐘好，煮五分鐘好呢？……但後來雞蛋漲得厲害，這一點小小的滋補品，似乎也裁去了。
過著這樣的生活，大家在一個大房子裡，在叢書、類書、經解、注疏……的圍困之中，做著“抱殘守缺”的工作。朱先生私人有幾架書，也擺在研究所裡。他的桌子後面，豎著一個同圖書館的目錄櫃似的舊櫃子，一二十小抽屜裡塞滿卡片。內容如何，不得詳知。隻知道他寫文章時，總要去查一查。有時拿出一兩張來，遠遠瞥見，卡片上是螞蟻一般的小字。我心裡奇怪，要寫滿這麼多卡片，得化多少時間啊？朱先生治學之嚴謹，於此可見一斑。
那時聞先生正在考證伏羲是葫蘆，女媧是個瓜；朱先生大概已開始寫“詩話”。聞先生寫文章，喜歡在落筆之前，先說出口來；銜著煙鬥，喊：“佩弦，我有個很好的idea……”於是接著總是一場熱烈的討論。朱先生的習慣不同，他默默無聲就脫了稿，捧著稿子交到聞先生面前，謙遜地說：“一多，請你看看，看有問題沒有？”似乎隻有一次例外。一天晚上，他握著筆，忽然抬頭對大家說：“我覺得王靜安的無我之境很難說。”為這問題，討論很長久。我以一個門外漢的資格，也說了一點意見，大意是“無我即忘我”。還記得那次討論，是以朱先生的謙遜的話語作結的，他說：“這樣的討論很有意思，我受益不淺。”
朱先生的生活很有規則。早晨總是他第一個起床，我愛睡懶覺，他到底幾點鐘起來，始終弄不清楚。隻知道他洗漱之後，總要到大門外的曬谷場上跑兩圈，練幾節健身操。在鄉下人看來，這是很有趣的。所以起初，常有些女人和孩子，遠遠的立定了看他，議論他。晚飯後，照例是一道在田野間散步，或者聚在曬谷場上聊天。聊些什麼，多已忘記。隻記得有次談起清朝的漢學大師，數他們的年紀，一個個活到七八十歲。聞先生就說：“做漢學家可以長壽。”朱先生說：“是因為他們長壽，纔做得到漢學大師。我身體壞，不敢存這妄想。你卻行。”聞先生就笑起來：“能不能做大師，不敢說。活七八十歲，我絕對有把握。”言猶在耳，說有把握的竟遭毒手；自知身體壞的，到底也接著給窮困之手扼死了！
窮困迫人謀出路。後來昆明的教授們便開始以治印、鬻字、賣文為副業，共同訂了個潤例，十多個教授一道具名，朱先生也參加了。湖南有個朋友給我寫信，說要找名人代他的一個親戚寫篇壽序。我馬上想到朱先生，便去求他，也希望因此對他的經濟小有幫助。壽序寫好了，按照共訂的潤例，我開了價格去，仿佛記得是八石米的市價。卻不想那個朋友的親戚竟覺得價錢太貴，回信說不要了。弄得我哭笑不得，隻恨自己拿不出八石米來買這篇文章。我好沒意思的跑去向朱先生表示歉意，滿心準備挨一頓罵，再沒料到他竟又謙遜地說：“我練習練習，這樣的文章從沒寫過，寫得不好。”
想起這事，我至今尚覺慚愧，我無意中跟他開了個大玩笑。原來希望以後或有機會，補償這一過失。而現在竟不可能了，永遠不可能了。
朱先生著作俱在，平日的言論印在青年們的腦子裡，也決不會磨滅，他對於民主與文學的功績，盡人皆知，用不著我多說。草此短文，記瑣事數則，駐筆低眉，倍覺黯然。

注釋
佩弦（朱自清）先生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二日病逝於北平，終年五十歲。此文原載《時與文》三卷十八期，1948，據照片校訂。
*原文：三個荷包蛋。據母親《憶孫蘭》訂正：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九日，大批軍警闖入清華園搜捕“一二九”運動積極分子，母親和八姨（徐驏寶）跟中文繫同學韋毓梅（孫蘭）躲在佩弦先生家，同去的還有王作民、魏蓁一（韋君宜）。“朱先生是大哥的好友，我進清華時，大哥就把我介紹給朱先生……他和師母安排我們睡在沙發上，又從樓上送來毯子。次日清晨喫早點，還給每人煎了一個荷包蛋”。
孫蘭，原名韋毓梅，江蘇鹽城人，父親為滬上律師。一九三六年入黨，曾跟隨宋慶齡、許廣平做婦女工作，宣傳抗日，孫蘭（孫男）是宋慶齡給改的名字。解放後歷任安徽省教育廳廳長，上海市教育局局長，文革中慘遭迫害，跳樓成仁。
*原文：一九四二年夏天。但據《馮契文集》卷十所附年表：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變，白色恐怖降臨，地下黨決定疏散，“群社”停止活動。遂避居昆明郊區龍頭村北大文科研究所，“王明為他在數百函《道藏》的包圍中安了張書桌，搭個帆布床”。同年夏，大學畢業，進清華研究院哲學部，搬至司家營清華文科研究所，從湯用肜、金嶽霖二先生讀書。至四三年，敵機轟炸稍減，纔回城寫論文。四四年完成《智慧》（發表在《哲學評論》十卷五期，1947），受聘雲南大學，講授哲學、邏輯學。
（馮像校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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